托忒文《西游記》：四大名著在蒙古族地區傳播的縮影丨文物中的三交史

　　文物是人類社會活動中遺留下來，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遺物和遺跡，是國家、民族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証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對於文物獨一無二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

　　為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研究，即日起開設《文物中的三交史》欄目，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講好中華民族故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托忒文《西游記》（3—4卷），清抄本，梵夾裝，四周雙邊或單邊，有彩繪扉畫，朱墨套寫，13.6X48.7cm，第三卷174葉（雙面），第四卷199葉（雙面），（明）吳承恩撰，（清）羅卜桑尊瑞譯，內蒙古大學圖書館藏。

　　蒙古族和漢族在文學領域的交流可謂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四大名著在蒙古族地區的廣泛傳播，使蒙漢文學的交流達到了鼎盛時期，佔據了主導地位，成為主脈延續至今。

　　在蒙古族聚居地區，四大名著以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廣為傳播。幾百年來，四大名著巨大的藝術感染力歷經歲月的淘洗仍然經久不衰，其中的經典人物形象更是在蒙古族中家喻戶曉，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

　　蒙漢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個重要時期是清代。1721年，清代文人阿喇衲蒙譯《西游記》，這一創舉開辟了蒙漢文學交流的新紀元。到了晚清時期，蒙古族知識分子相繼完成了四大名著蒙譯。可以說從18世紀開始到民國，四大名著在蒙古族聚居地區的全譯、編譯、摘譯的宏偉工程從未中斷過，諸多翻譯版本在這一時期問世，掀起了自元代以后蒙漢文學交流的又一個高潮。

　　隨著四大名著等經典作品的傳播，蒙古族文學迎來了欣欣向榮的新局面。受章回小說等漢文學的影響，19世紀文學家尹湛納希完成了蒙古族文學史上首部歷史長篇小說《青史演義》，繼而又創作了《一層樓》與《泣紅亭》兩部姊妹長篇小說。除了長篇小說問世之外，在蒙古族文學史上還出現了散文、格律詩等新體例，極大地豐富了蒙古族文學類型。

　　相比之下，游牧在中亞腹地的衛拉特蒙古接觸漢文化要稍晚一些。1648年，和碩特部高僧咱雅班第達，在傳統的回鶻式蒙古文的基礎上創制了托忒蒙古文（以下簡稱 “托忒文”）。他不僅以托忒文進行翻譯，還將已翻譯成回鶻式蒙古文的典籍再轉寫成托忒文。兩種蒙古文字之間的轉寫，推動了不同地區間蒙古族文化的交流，開啟了衛拉特人接觸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一扇窗口。而成書於19世紀的托忒文《西游記》（《唐僧喇嘛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轉寫典籍。

　　現藏於內蒙古大學圖書館的清抄本托忒文《西游記》是孤本，僅余3、4卷存世，2020年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該書是迄今為止在衛拉特蒙古聚居地所發現的唯一一部四大名著的蒙古文珍貴版本，對研究四大名著在西域傳播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浪漫主義是蒙古族古代文學，尤其是民間文學重要的表現手法。從降服莽古斯的英雄史詩到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蒙古族古代文學中幾乎看不到悲劇性的結局。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記》以浪漫主義手法一舉成名，而大唐高僧玄奘前往西天取經途中歷經艱難險阻，渡關隘、穿荒漠、翻雪山、逢賊盜，承受了世人所無法想像的艱辛和生與死的威脅，這一歷程與衛拉特蒙古的藝術手法不謀而合，因而得到廣泛流傳。

　　2019年7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大學蒙古文古籍展閱室參觀考察時強調，要加強對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護，挖掘弘揚蘊含其中的民族團結進步思想內涵，激勵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托忒文《西游記》影印版樣書（即將出版）。石建杭攝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2021年，國家民委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策劃啟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古籍整理出版書系”，托忒文《西游記》（3-4卷）被列入其中，由內蒙古自治區少數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承擔具體工作。該古籍的整理出版，對傳承和保護瀕危古籍文獻，研究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在托忒文古籍中，譯自漢文的文學作品寥寥可數，因此該書的出版也將進一步推動對四大名著傳播史的深度研究。

　　（內蒙古自治區少數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