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經：刻在石頭上的佛教文化瑰寶

石經山藏經洞。

雲居寺地宮內所藏石經板。

雲居寺石經地宮。

　　北京房山雲居寺塔及石經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房山自漢初隸屬於古代涿郡，6世紀上半葉北魏時期佛教傳入房山，當地開始建寺安僧。一千多年以來，雲居寺、石經山、天開寺、上方山等房山佛教名勝的歷史文化綿延不絕，在中國北方以及整個漢傳佛教文化圈內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是我國從隋代綿延至明代千年不斷刻造的石刻寶庫，庋藏的大乘經典數量之多、綿延年代之久，堪稱世界之最。

　　佛教文化瑰寶北京房山石經的源起，是7世紀初隋朝大業年間“智泉寺僧靜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十二部經，刊石為碑”，這段記載最初見於地理著作《范陽圖經》。白帶山即房山雲居山，因山體常年有白雲繚繞，故名白帶山，“雲居”是“白帶”的雅稱。智泉寺僧人來到雲居山，見到山中有山洞石室，於是開始鐫刻石佛經，再將刻有經文的石板放入藏經洞中。因藏有石經，雲居山又被稱為石經山。

　　石經山的發展是先刻石經，再建寺院。隨著刻經工程的展開以及朝聖者日多，靜琬感到需要修建寺院，提供食宿，但木瓦等建筑材料在山中難以置辦，而且建造寺院會耗費用來刻經的資金，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在山中建寺。后因山洪暴發，許多樹木被沖到山下，靜琬開始利用這批木料建造雲居寺。

　　石經山上有9座藏經洞，自南而北整修開鑿，正中第五洞是靜琬最初開鑿的藏經洞，名雷音洞，又稱石經堂、千佛洞。石經山的經石大都採自山下十多公裡以外的大石窩鎮，然后運到磨碑寺刻字。經石一般雙面鐫刻，長約2米，寬約1米，厚12厘米，三四塊石板就可以刻一卷經。刻完經文的石碑會運到石經山下暫存。每年農歷四月初八佛誕日，刻經的功德主會啟建盛大的法會，“通轉一切經”，布施齋飯，舉行送經入洞的儀式。唐代石經山半山還有“義飯廳”為朝聖者提供飲食，明代改為“施茶亭”。唐貞觀八年（634年），刻《華嚴經》和嵌於雷音洞四壁的《維摩經》《勝鬘經》等經石146塊，至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刻完《涅槃經》后，靜琬圓寂。靜琬的后五代門人弟子相繼刻經，裝滿了9個藏經洞，內存大小石經碑板共4000余塊。每裝滿一洞石經即進行封閉，是按靜琬當時的設想，隻有當佛經在世間失傳時才能打開洞門，流通石板上的經文。后世遼金兩代增刻的石經碑板則埋入雲居寺內開辟的兩處地穴，地穴上修“壓經塔”。

　　明代朝廷修葺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歷、天啟年間，有沙門真程勸募京官居士葛一龍、書法家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劃刻《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余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砌石為牆，將所刻經碑藏入，董其昌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

　　房山石經的興起，與隋煬帝時期三次討伐高麗，大量資金和戰略物資進入幽州地區有直接關系。跟隨隋煬帝巡游涿郡的蕭皇后之弟蕭瑀與皇后本人都對房山石經給予大力資助。唐開元十八年（730年），金仙公主還奏請朝廷賜予房山雲居寺“大唐新舊譯經四千余卷”，作為石刻的經本。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地節度使的安祿山也曾供養房山石經，並刻石題字。安史之亂以及唐武宗會昌滅佛之后，房山佛教遭到較大破壞。到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房山石經又得到恢復和發展。

　　房山石經的開刻，源自隋代靜琬擔憂佛教將在世間滅亡的“末法”思想，而其“末法”思想與南北朝時期天台宗祖師南岳慧思的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除了天台宗思想，華嚴宗也對房山佛教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代之后，房山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中，以禪宗的最為重要。其中不僅有漢人，在隋唐時期還有不少胡人功德主，遼、金、元時期更有大量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石經山的寺主斯滿是蒙古族，出資贊助者也多為蒙古族高官。元代房山佛教寺院有不少喇嘛僧官，甚至到明前期仍有不少寺院由藏傳佛教僧人住持，如明成化年間石經寺住持為藏族僧人嗔嗒悉哩。可以說，由隋代漢族僧人開創的房山石經事業，到遼金時代，在各族佛教徒的共同努力下才日臻完成，后世各族佛教徒還不斷補刻。房山佛教涉及多個佛教宗派和不同民族，但又始終是一個有機整體的佛教文化圈。

　　1955年，中國佛教協會決定以發掘拓印房山石經的方式，向在緬甸舉行的紀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大會獻禮。1956年4月，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叔迦到石經山主持開洞拓印工程。經過實地勘察，決定首先開啟石經山上層第三洞，作為試掘洞窟，從此開始了傳拓房山石經的浩大工程。工程按照開啟石門、搬出經版、清洗干淨、搬入建成的工棚內編號捶拓的工作流程，有條不紊地進行。1958年初，石經山頂的9個藏經洞的藏經在完成發掘、傳拓、整理任務后，又按編號歸進了原洞、原位，仍以石門固封保存，並對破損的石門、石棱進行了修復。這次工程整理拓印了全部的房山石經，大小碑板共1.4萬多塊。

　　這次啟洞捶拓、編號整理，是繼遼代清寧四年（1153年）幽州刺史韓紹芳開啟石洞、“驗名對數”后由官方舉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拓印工程，是我國保護這組珍貴石刻文物的一次空前壯舉。當時主持捶拓的負責人黃炳章說過，拓印匠人由從南京請來的拓工和北京本地的拓工組成，他們不懼險阻困難，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用了3年時間，耗費近兩百斤墨和兩千刀宣紙。當時共拓印了7份拓片20余萬張，分別收藏於中國佛教協會（2份）、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吉林大學、上海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北京市文化局下屬的文物工作隊（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56年后，中國佛教協會還先后出版了《房山石經影印本》《房山石經之研究》《房山石經題記匯編》《雲居寺老照片集》等房山石經研究成果。當年寂靜的石經山中傳出的捶拓聲是多麼令人震撼，今人披覽這些拓印精美的石經拓片時，仍不禁肅然起敬。

　　1999年，為使石經免受風雨銷蝕，保護好這一國之瑰寶，中國佛教協會舉行雲居寺遼金石經回藏法會，將遼金石經回藏到新建的地宮，日本、韓國佛教界都派出了高規格的觀禮團。房山石經是研究佛教文獻、歷史文化、金石書法的瑰寶。面對如此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應該繼續積極挖掘整理，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張雪鬆）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