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各民族共同構建的中華文化符號

青玉大禹治水圖山子，清乾隆年間雕制，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供圖

青海省湟源縣卡約文化遺址出土的“犬戲牛鳩杖首”。 首都博物館供圖

巍巍昆侖。尚昌平攝

　　古往今來，昆侖以其特有的文化內涵與張力，成為無數中華兒女心中的神聖圖騰。作為昆侖文化核心，昆侖神話體現了中華先民對所處世界和文明起源的不懈探索與認知表達，給后世子孫留下了共同的集體記憶、無限的文化想象，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傳統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的形成與發展。昆侖文化輻射地域寬廣，內涵豐富，其傳承流變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中華民族共同構建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文化標識。

　　千載而下，昆侖文化依舊鮮活有力，是各民族共創中華民族和構建共有精神家園的典型力証，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有力文化紐帶，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的鮮明昭示。

　　“百神之所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史中的昆侖記憶

　　神話作為產生於人類早期的重要文化遺產，在世代文化傳承特別是民間的口耳相傳中生生不息，不僅表達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悠久歷史文化記憶，而且在承載優秀文化傳統和培育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中華民族古典神話重要部分的昆侖神話，內容豐富、保存完整、影響深遠。我們耳熟能詳的“夸父追日”“共工觸不周山”“西王母不死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媧補天”等神話，都“發生”在昆侖山。這些是中國人給幼童啟蒙時便要講的故事，是對中華文明的瑰麗想象，已深深刻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昆侖神話中還有許多歷史化神話故事，是中華先民對歷史的特殊記錄和表述，顯示著中華民族從神話時代、傳說時代向史話時代的嬗變。

　　昆侖神話是中華民族共同記憶的詩意棲居。在宏大的眾神譜系中，男主神是黃帝，女主神是西王母，漢族典籍有黃帝登昆侖山“投玉”、西王母“獻白玉環、玉玦”的記載﹔柯爾克孜族則傳說西王母在宴請中原帝王時，遺失了玉項圈﹔有專家認為藏族《格薩爾》史詩中的“天母”貢曼嘉姆，就是西王母。在青海湟源，反映3500年前羌戎部落文化的卡約文化遺址，出土了“黃帝四面銅人像”和被認為是西王母權杖的“犬戲牛鳩杖首”，兩件文物的形制，暗合了中原地區古籍中對相關人物形象的描述。

　　西王母地位和形象的流變，典型地表現出各民族共創中華文化、共享歷史記憶的鮮明特征。西王母在昆侖神話中最早是“虎齒”“虎顏”形象，這是古羌人虎圖騰崇拜的反映。西王母形象向東流傳，結合東部沿海地區的蓬萊神話系統和后來的道教思想，逐漸演變成為人們熟知的“王母娘娘”，后世更創造了“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官配”，成為民間信仰中的至高神仙。各民族文化五彩斑斕、枝繁葉茂，但追根溯源，中華文明始終是其根脈所在。

　　昆侖神話中的其他人物和故事，也同樣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流傳。《淮南子》寫大禹“掘昆侖虛以下地”，大禹治水的傳說在中原地區傳頌千年，而流傳於四川阿壩和汶川、北川羌族群眾中的“花燈戲”《大禹治水》，同樣盛贊大禹“疏通九條河”“三過家門而不入”，每年農歷六月初六，汶川還會舉辦祭祀活動，紀念大禹誕辰。此外，彝、普米、納西、景頗、哈尼等眾多民族均與昆侖文化緊密相連，潛含了共同的昆侖記憶。

　　在以昆侖神話為代表的昆侖文化影響下，“昆侖”作為一個宏大文化意象，早已深深沉潛到歷代先賢智者、文人墨客的集體無意識層面，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共同的審美意象。歷代詩詞中，有屈原“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的心志豪邁﹔有陶淵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剛毅堅韌﹔有李白“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裡觸龍門”的激昂情懷﹔還有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慷慨悲壯﹔更有毛澤東“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的博大胸襟和宏闊視野。

　　“黃河萬裡昆侖來”： 巍巍昆侖映現中華疆域版圖雛形

　　巍巍昆侖山，西起帕米爾高原東部，橫貫新疆、西藏間，伸延至青海、四川省內，東連秦嶺-大別山，橫亙約2500公裡，最高海拔過萬仞，是中國西部高原地貌的基本骨架，被譽為中華民族的“萬山之宗”“龍脈之祖”。

　　昆侖大地，歷來便是中華各民族世居交融、文化互鑒融通的地方。按照《山海經》《禹貢》《竹書紀年》等一系列典籍記載，古代中國的先祖聖王，無論是伏羲、女媧、炎帝、黃帝，還是堯、舜、禹等，都與昆侖有著密切聯系，反映出各族先民共同開疆拓土、未曾斷絕的互動交流。

　　除了古籍記載，歷史文物更是力証。在河南殷墟婦好墓中，出土了新疆和田玉器，可見距今至少3000余年前，中華先民便從昆侖山系中採玉，向東輾轉運入中原，抵達中華早期文明的腹心之地。“玉出昆岡”，這條細而不斷的“玉石之路”，將中原與西域縈繞串起﹔而此后的“絲綢之路”，更是架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橋梁。莽莽昆侖山下偶發的物品交換，逐漸發展成多民族參與的貿易，各民族經濟互補，在頻繁往來中心理上更親近，文化認同進一步增強，凝聚成中華民族大家庭。

　　神話中的昆侖山是天下最高大的山，位於“天地之中”，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禹本紀》《水經·河水》《河圖括地象》及很多先賢補注古籍中，都有昆侖是“天地之中”“天中柱也”及“地中央曰昆侖”“昆侖山橫為地軸”等記載。

　　“萬山之祖”昆侖山還與黃河源頭密不可分。《山海經·西山經》雲：“西南四百裡，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河水（即黃河）出焉，而南流注於無達。”《淮南子·覽冥訓》載：“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論衡·異虛篇》也指出：“河源出於昆侖，其流播於九河。”作為中華民族搖籃的黃河，是中華歷史文化的象征。“河源昆侖”“河出昆侖”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年文化鄉愁和精神家園，而且還與王朝龍脈、國家主權、國家疆域范圍融為一體。

　　中國古人追尋昆侖與祭祀黃河有著密切的關系，周穆王西尋昆侖山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追尋黃河源頭。雖然漢武帝按照古籍，將於闐南山和蔥嶺（帕米爾高原）誤定為昆侖，將黃河源頭確定於此。但正如考古專家巫新華先生認為：“這樣確定的河源雖然地理學上的誤差在1300公裡左右，但是文化、歷史學上的誤差卻為零。”因為這一“欽定”上承“天命”，遵循了中華歷史文化和民眾心理意識。將上古先民昆侖河源的神話落定於自然地理實體，不僅由中央政權出面明確了對西部疆域的認定，更強調和強化了西域南山作為昆侖、作為河源、作為中國疆域原型的重要性。

　　黃河源頭在哪裡，昆侖就在哪裡，王朝之天命和國家之龍脈就在哪裡，不可須臾相離失。無論是苻堅懷柔西域、各部族到長安朝賀，闊端“涼州會盟”、統一雪域高原，還是隋煬帝親巡青海、設河源郡駐軍屯田，唐太宗派軍到星宿海、探黃河源，甚至軍事上極為后世詬病的北宋，也致力於“熙河開邊”、收復河湟，更不用說清代面臨極大海防壓力時，左宗棠也要抬棺出征，挫敗列強分裂新疆的圖謀。歷代王朝對西域和青藏高原領土的重視、主權的強調，不僅是國防需要，更因昆侖對中華民族有著極為重要和深遠的政治文化意義。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民族建立的王朝，隻要自認承“天命”、將政權置於中華王朝的正統序列之中，那昆侖便是重要文化源頭，西域、青藏更毋庸置疑地和中原一樣，都在中華文化涵蓋范圍內，同列“天下宇內”、同為“神州中華”。

　　“去留肝膽兩昆侖”：昆侖文化凝練著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偉大精神

　　河流萬裡，事去千年，但中華兒女從未遠離“昆侖文化”。各民族對昆侖的記憶和傳說，現今仍是“活態神話”，富有強勁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眾基礎，是各民族共享的現實文化形式，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昆侖文化中體現出的偉大精神特質和思想品格，充分詮釋了中華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理念和精神境界，是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強大的凝聚力和卓越的創造力，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提供著思想源泉和強大精神動力。

　　昆侖文化蘊含著以民為本、厚生愛民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深重憂患意識。昆侖神話中的人文始祖，或開天、或造人，或救民水火、存亡續絕，都是以偉大的力量和情懷關懷人民、關懷民生，這是中華文化中最基本的精神。“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從此“地不滿東南”，江河泛濫。於是女媧挺身而出，“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從此“蒼天補，四極正”，尤其是“顓民生”。射日的后羿不惜觸怒天帝，寧可犧牲自己神力、放棄神祇身份，隻為還日月有常、萬民安生。這種不顧艱險、不怕犧牲、解除苦難、為民造福的擔當，是中華民族民本思想的生動體現。另一方面，后世又對共工不顧民生福祉、隻求個人私利，爭奪帝位失敗而觸山的行為，進行了強烈的道德批判，說其“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

　　民本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無論是傳統儒家“以民為天”“吏為民役”“愛民恤民”“先憂后樂”等極其鮮明的民本話語體系，還是道家“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等帶有天然冷靜和客觀的“非顯性”民本思想，對中國歷史發展都有著深遠影響，為歷代統治者和士人所融會吸納，故而產生了“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繁榮時期。千年而下，中國共產黨在對傳統民本思想傳承發展與超越升華的邏輯中，構筑起“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當代形態，形成“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

　　昆侖文化蘊含著自強不息、崇德尚義的無畏奮斗和昂揚進取精神。從昆侖文化中，我們會強烈感受到一種剛健有為的精神力量，一種踔厲奮發的人生態度，一種對真理鍥而不舍的執著追求。《山海經》中“夸父逐日”隻有寥寥數語，民間傳說中這個故事也極其簡單，但至今仍被人們口口傳頌，正因為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先民篳路藍縷、自強不息以探索世界、尋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和頑強意志。夸父故事對后世影響深遠，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句，柳宗元《行路難》詩有“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昆侖”句，頌揚夸父之積極進取﹔而陳獨秀《感懷》詩“夸父走虞淵，白日終相待”，更從太陽的角度，說明真理、道義永遠等待我們去探求。

　　這些神話人物的“神格”深深影響了歷代中華兒女的“人格”，影響著眾多中華優秀兒女不畏艱險、前仆后繼，或為了天下蒼生福祉而英勇獻身，或為了自由獨立不屈不撓進行抗爭。正是有了這種精神，古有張騫鑿空西域、“開幕世界史”，唐代李道宗“次星宿川，覽觀河源”，元代都實佩金虎符、三入吐蕃探求河源，今有我們全線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高原鐵路青藏鐵路，將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干“逆天合圍”、開通運營世界首條環沙漠鐵路線，這一條條各族同胞連心路、雪域西域騰飛路，在昆侖南北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這種自信自強的精神力量，是新時代激發中華兒女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而不斷奮斗的動力引擎，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得更加包容凝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著精神紐帶和精神動力。

　　昆侖文化蘊含著團結和合、尋求大同的天下一統情懷和中華民族氣派。縱觀中華民族文明史，始終以“天下大同”為最高目標和終極指向，“從地域上合，從民族上合，從語言上合”，“和合”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精神中。大禹治水是昆侖文化中團結精神和天下情懷的生動體現。《史記》說：“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禹團結了益和后稷等賢人，發動各部落領袖與民眾，開始了艱辛而偉大的治水歷程。在這一過程中，大禹依靠不同地域民眾力量泄水防澤，北方是“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是“冀州之民”，南方是“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各部族團結起來，共同取得了治水的最終勝利。后禹又“合諸侯於涂山，執玉帛者萬國”，成為被廣為認可與愛戴的“天下共主”。這些都為中華文明史上的大一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以團結和合的理念、天下大同的追求為根源，“大一統”觀念幾千年來深入中華文化基因，始終是凝聚人心的強大力量。自秦漢完成疆域和制度上的“大一統”后，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多有王朝興替、江山易主，但統一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流。任何一個建立政權的民族，無論是“五胡”是“蒙古”，或者是“滿”是“漢”，都把一統天下當作最高政治理想，“大一統”在各民族心中都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正因為有這種對中華文化的心理認同、對國家統一的政治認同，“中國”作為中華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同體，永遠不可能長期分裂，朝代的更迭罔替、“華夷”的交流互動，反而持續推動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形成。

　　緊抱如石榴籽，同奮茲巍巍民族億萬眾﹔繁茂如參天樹，齊頌我矞矞中華五千年。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將更加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更加追求認同、增進共同、彰顯大同。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在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昆侖山是兼有“萬山之宗”“文化之源”雙重意象的特殊符號。探尋昆侖文化的宏大內涵與深遠意義，進一步追尋激活各民族的同源記憶，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必將推動中華民族走向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在復興偉業中書寫更為恢宏的史詩。（文俠 鄂崇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