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証理論與實踐的四個面向

【光明學術筆談】

編者按

中國擁有著5000多年璀璨文明，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外文明互學、互通與互鑒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在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增強文化自信、提升國際影響力，也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與邏輯體系完備的西方哲學相比，中國論証理論在中國哲學發展中的作用亟須被重視起來，構建中國特色論証理論體系意義重大。為此，本刊特約請兩位專家，從論証理論與實踐問題、中西論証理論的流變與互鑒維度進行深入闡述，以期引發學界共鳴。

論証就是有關說理的學問，是通達理性的橋梁。人類的論証實踐源遠流長，關於論証的理論研究同樣歷久彌新。20世紀70年代，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傳播學、法學、政治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均從自身出發對論証進行了不同維度的探討。至今,論証理論不僅確立了自己的研究目標、對象及方法，而且構建了自身的理論體系並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呈現出繁榮的局面和強勁的發展趨勢。

如同西方哲學有其緊密相關的邏輯體系作為基礎，於中國而言，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也應該充分認識中國論証理論在哲學發展過程中的根基作用。因此，我們要摒棄長久以來“以西釋中”的做法，在充分吸收國外論証研究的普遍性價值的基礎上，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論証理論的創新發展。較之邏輯學，論証理論具有更廣的研究領域。時至今日，國內已經形成了一支以邏輯學為核心的優秀的跨學科研究隊伍，先后承擔了一批國家重大重點項目，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逐步在國際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形成了以論証為核心向“思維、語言、社會文化以及人工智能”輻射的研究態勢。

1.思維的面向

古語說：“井蛙不可語海，夏虫不可語冰。”由於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知識體系、語言使用習慣等，群體內的人們逐漸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思維模式。因此，不同的思維模式會表現為對論証目的、過程以及評價的不同理解。同時，論証理論的發展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模式。美國漢學家安樂哲和郝大維提出，因果性思維是西方思維模式的顯著特征，而關聯性思維是中國思維模式的典型特征。

因果性思維是一種線性的思維方式。以柏拉圖的“洞穴假說”為例，困在洞穴裡的囚徒隻能看到映在牆上的影子，他隻有走出洞穴才能夠看到真實的世界。這類論証中所呈現的因果鏈條讓西方人確信，現象背后總有真理，並由此逐漸形成了基於理性分析的因果性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傾向於通過將知識劃分為確定性的與不確定的兩部分，進而分析復雜現象間的因果關系，追求宇宙秩序的清晰性。古希臘哲學家試圖將自然現象之謎歸結為思維通過論証能夠把握的秩序與結構，進而開理性探究自然之先河﹔中世紀神學家通過邏輯論証為神學命題進行辯護，從而用理性為神性奠定基石﹔近代西方數學家通過將數學這種精確的演繹工具廣泛運用於科學探索，建立了西方理論科學的大廈﹔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家通過提出對復雜因果關系進行理性分析與論証的新思路、規則，嘗試構建發現新知識的正確方法。正如笛卡爾所主張的，“邏輯乃教人如何正確運用理性，以發現尚屬未知的真理”，在“求真”與“求知”的理性導向下，推理和論証對形式有效性的追求遠重於對真實性、相關性以及接受性的要求，“抽象化、形式化方法發展為論証研究的主流進路”。

關聯性思維根源於中國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自《易》始，“天生萬物，地養萬物”的萬事萬物同源、同構、互感的宇宙觀，就為中國人在關聯性思維的主導下思考自然、社會、政治等要素如何有機交融確立起理論出發點。基於“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宇宙觀之影響，中國傳統主張從觀察宇宙、自然、社會所獲取的感性經驗材料中取“象”而“推”，即按照特征、規律等進行分類，並進行類比歸納式的說理、推論。這種論証方式就是推類。自先秦諸子以來，四書五經中的辯言証辭，均以推類的形式進行，即所謂“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相比於形式論証追求前提與結論之間形式關聯的正確性，推類論証更關注論証方法的可行性與結論的說服力度。相較於基於相似性的類比論証，推類呈現出更大的靈活性、主觀性和倫理性，可以視其為一種弱類比。因此，按照形式邏輯的標准，基於關聯性思維的推類論証有超越形式邏輯的一面，即起到“求治”“求善”的人文教化作用。

隨著現當代中西方交流日益密切，雙方原本相對穩定的思維模式也在逐漸融合與發展。當中國反思關聯性思維下的推類論証不適用於科學論証的同時，西方也在反思因果性思維下的形式論証不適用於生活實踐。可見，分析理性與價值理性在保持著一定張力的同時正逐漸走向融合。當今中西論証理論研究也有了共同的新方向，即論証應當在中西方融合的視域下重新考察“情”與“理”的權衡關系，將“求真”“求知”“求善”“求治”的目標融合在一起，從而使論証實現“証成結論”與“達成說服”的雙重目標。

2.語言的面向

論証是“一種理性的社會言語活動”，語言是論証最主要的載體。論証過程中的論點和論據、支撐和反駁都依賴於語言表達，可以是外顯，也可以是內隱。蘇格拉底認為思維是在內心說話，亞裡士多德認為語言是思想的表達。論証是有關思維的，自然與語言有撇不開的關聯。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受制於所在民族的語言，由此，不同民族的語言差異也會反映在其論証方式上。基於中西方語言在語形、語音、語法、文字等方面的差異，其論証也呈現出了明顯不同：中國論証善於大量引經據典，並使用隱喻、推類、寓言、鋪排等具有很強的文學性的間接論証方法﹔西方論証更側重使用演繹論証、歸納論証、類比論証、實証論証等方法。

語言學研究可以區分為語形、語義、語用層面，這一區分也投射在論証研究中。傳統的論証定義中，論証被視為一個序列和結構。英國學者蘇珊·哈克以形式論証的方式定義了非形式論証，將論証統一地定義為用一串合規的語句展示一個陳述到另一個陳述的過渡，認為非形式論証可以看作是自然語言的語句（或陳述，或命題）組成的一個序列。這種以論証結構為分析對象的研究可以視為一種語形研究。而認為論証是由一系列為真的命題以某種方式推出另一個為真的命題的觀點，是一種語義的視角。引入論証主體並將論証納入具體語言文化環境中加以動態考察的研究，則是語用的視角。自20世紀中葉開始，伴隨著對實踐推理的關注，形式論辯學、非形式邏輯、語用論辯學、新修辭學、語義學方法、話語分析法、自然邏輯、語義—語用法、隱喻的邏輯分析等一系列論証理論應運而生並呈現出異常活躍的狀態，這可視為論証以語用為主體對語法和語義的綜合。此研究視角更貼合論証作為一種言語行為而具有的動態性、復雜性特征。這一論証方法正在向認知科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延伸，並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論証與語言密不可分，論証研究和語言研究互為補充。正如非形式邏輯的創始人加拿大學者約翰遜和布萊爾呼吁的那樣，論証研究應該面向生活世界，針對真實語言和具體文本給出合理的分析模型。如此，才能為論証實踐提供有針對性的語言策略，進而為構建自身話語體系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

3.社會文化的面向

隨著智慧化時代的到來，理性突破了時空的限制，正以多元化的形式進入社會文化維度。智能科技的革新拓展了信息通路，並引起人們認知理性、交往理性及價值理性的變化，將人們的視野拓寬到了社會文化中一些“失真”“失語”“失效”的跨領域問題。

論証作為消解分歧、解決問題的一種理性社會互動方式，理應響應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摒棄隻為科學實証服務的偏見，更積極地深化和拓展論証研究的論域，展現論証研究的人文色彩，為社會的價值規范建設提供力量。基於論証的發生與其社會文化背景的深度關聯，論証研究展現出多領域、多文化群體間的理性差異。在社會文化維度的研究主要體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中國傳統論証。在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走向世界的雙向驅動下，論証研究有必要關注中國傳統論証，以滿足“用社會文化解釋論証，以論証實踐注釋自身歷史發展”的目標要求。眼下，學界既有學術流派圍繞如《墨經》《公孫龍子》《論衡》《庄子》等中國古代文獻中有關論証之語篇的分析研究﹔也有結合時代文化背景圍繞如對墨子、孟子、王充、朱熹等中國古代歷史人物之論証理論的探究﹔還有在中西論証理論比較視野下對譬、侔、援、推等中國傳統論証方法的研究﹔更有在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傳統論証理論外譯和西方論証理論的中譯工作。此路徑力求整合中外不同研究方法，以點線結合的方式，還原中國古代論証的部分面貌，進而系統呈現中國傳統論証之真實全貌，並與西方論証及文化形成鮮明對比。此路徑亦是對堅定文化自信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時代需求的回應。

第二，法律論証。對於一個健康的民主法治社會來說，任何社會決策與法律制定都需要理性的參與和促成。因此，當下的論証理論聚焦法律領域。一方面，從法律論証建模的角度出發，或探討人工智能與法的發展，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已有的各種法律論証模型進行修改和批判，給出具體的完善方法。另一方面，從科學立法的視角進行論証研究，面向法律解釋，探討法律法條的清晰性與恰當性，以及論証法律體系如何保証一致性、完備性與可判定性，為推動法治理性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第三，政治論証。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國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政治交際過程既有合作共贏，也難以避免沖突與矛盾。因此，分析如何圍繞一個主題進行政治博弈，把握政治論証的動機、規則、結構與語言，了解如演講、辯論、答辯、談判和對話等多種形式的政治論証方式，有助於我們掌握參與政治的主動權。

第四，廣義論証。論証是一定語境下某社會文化群體成員依據社會規范使用語篇進行的社會互動或話語序列，論証的過程具有語境敏感性、文化相對性與群眾依賴性，因而，研究社會文化維度下的論証，需要相應的文化解釋方法與論証研究程序。不同文化的論証結構的對比研究是一個重大課題，廣義論証理論能覆蓋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論証規則和結構，並作出相應的文化解釋和提出有效的論証程序。鞠實兒教授指出：“這一方法力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生活中解決生活問題，這無疑是邏輯學研究視角的轉換。”

4.人工智能的面向

21世紀是“人機物”高度融合的多元化時代，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不僅改變了當今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也給論証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新挑戰、帶來了新機遇。如何要求基於邏輯的系統能夠處理來自開放、動態、真實環境中的不完備、不確定和不一致的信息，同時在可計算性、動態性和可解釋性方面具有良好性能？這些無疑是新一代人工智能需要克服的瓶頸問題，也是人工智能中的論証研究試圖去努力的方向。

人工智能與論証研究在過去20多年中，既獨立發展又始終保持著互動：一方面，論証理論為理論推理、實踐推理、論証互動的計算機程序實現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則對這些思想提供了測試工具。從理論系統角度來講，人工智能關注論証的重點是論証的理論模型和形式模式，繼承並通過非單調邏輯發展了哲學邏輯和形式邏輯的悠久傳統。從人工系統角度來講，人工智能的目標是建立用來建模論証性任務的計算機程序。

形式論辯有助於解決新一代人工智能所存在的可解釋性差、倫理對齊困難、認知推理能力弱等瓶頸問題。有機結合形式論辯與現有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技術，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現有技術瓶頸，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利用機器學習所獲得的因果關系，結合其他相關領域知識進行推理，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解釋模型、把量化論辯理論與機器學習相結合、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促進法律論証發展，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重要研究方向。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向縱深發展，智慧化論証也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生活世界。一類是在數字化移動終端的新媒體上即時發生的“人—人”之間的論証現象，如政治對話、生活對話、熱點爭議等﹔另一類是“人—機”甚至是“機—機”的全新論証，如阿爾法狗和人工智能辯論系統。人們在借助人工智能為自身論証尋求多樣化的論據促成有效論証的同時，也在被機器論証悄悄地綁架著。如何更好地謀求明辨是非、化解矛盾，從而達到既百花齊放又統一和諧的理想社會，這是人工智能的論証研究始終需要密切關注的。

在檢驗相關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適用性的同時，進一步對論証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提出新的要求，並促使我們對人工智能的未來、人類的特質以及邏輯學的走向等重大問題萌發更深層的哲學思考。可以看到，邏輯論証與人工智能的良性互動，不僅使這兩門重要學科自身得到極大發展，而且必將合力為人類表征思維與理解思維開辟一條新的道路。

總之，當下中外文明互學、互通與互鑒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與事實。無論是文明交流互鑒，還是發出中國聲音、抑或構建自身話語體系，都是相互影響、彼此推動的整體。作為一種實踐，也作為一種研究，論証與思維、語言、社會文化、人工智能皆深度關聯並深層互動，無疑將對推動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基礎性作用。

（作者：金立，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智慧化時代背景下的論辯理論及其應用研究”〔19AZX01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