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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代墓志看中華民族的交融與認同

廖靖靖

2022年08月07日15:24    來源:中國民族報

原標題:從唐代墓志看中華民族的交融與認同

  墓志是濃縮的人物傳記,在我國有悠久的書寫歷史,是凝結著祖先崇拜、家族制度、禮儀孝道的特殊文本。作為可感可觸的個人歷史,墓志裡保存著大量關於墓主所處時代的社會風俗、日常生活、思想理念等細節,也銘刻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寶貴案例,是今人感知歷史的重要資料。從先秦至唐代,為亡者書寫、篆刻碑文漸成風氣。隨著唐朝大一統的發展,國家的向心力、包容性日益增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頻繁深入,生活在邊疆地區的各民族也紛紛撰寫墓志,這既體現了對亡者的悼念,也在客觀上增進了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

  追懷人生,記錄社會百態

  每一方墓志都記錄了一段人生,群體性的石刻資料則匯聚為一部體現社會背景、時代特征的歷史。以唐代墓志為例,從其敘事中可以發現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邊疆諸族主動融入中華的生動故事以及各民族雜居共處、貿易往來、攜手共進的生活場景。

  從已出土的考古成果來看,唐代志文書寫的主體具有多樣性,突厥、回鶻、鮮卑、吐蕃等民族都有碑志留存,如《執失奉節墓志》《回鶻葛啜王子墓志》《元邈墓志》《論惟貞墓志》等。

  志文書寫模式表現出一致性,唐朝邊疆諸民族的墓志多用漢字書寫,在文本結構、遣詞用句、行文邏輯上與中原地區基本一致。這些文本孤立地看是個人生平事跡的概述,亦有追溯先祖、記錄后輩的,主要記錄“小家庭”的歷史,但是從整體把握就會發現,其具有“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的基本特征,訴說了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回憶。

  墓志記錄了邊疆少數民族向內歸聚的期盼。在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中,可見“佔風慕義”“知中國有聖,乃率部帳,翻然改圖,棄韋毳於遐庭,歸禮讓之淳化”等書寫。墓志彰顯了邊疆少數民族守護中央王朝的決心,如俾失十囊墓志記載,墓主“作鎮西土,觀光北闕,藩屏天子”。墓志還體現了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與理念,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記載,“皇上寵綏百蠻,子育萬物”“任之以心腹,尊之以爵祿”“夷夏以安”。

  從小家庭到大家庭,從漸沐華風到歸心慕義,可以說,通過唐朝墓志,能夠了解到個人與國家、邊疆與中原、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密切關系。

  唐朝從建立之初就主張“和同為一家”,順應魏晉南北朝以來民族大融合的趨勢,將兼收並蓄、務共安人的理念貫徹在區域治理、邊疆經略的實際行動中。戍邊將士、地方官員是朝廷政策的執行者,他們的墓志中記錄了邊疆地區各民族的互動交往以及中央治理民族地區的經驗與成果。如,大唐故何府君墓志載,“煽仁義之大風,化蒞三年,華夷一致”﹔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君墓志載,“邛僰酋渠,亂離邊服。朝咨威重,寄靜西南”﹔唐故桂州刺史孫府君墓志載,“雖越徼地偏,而朝命寄切,臨存未幾,風政載揚,寧壹十連,清變遠俗,福潤零桂”。

  共沐華風,彰顯人心所向

  在中國兩千余年的大一統實踐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統一與共性得到普遍認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貫穿於中華民族形成、鞏固與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墓志作為有形史料,記錄了波瀾壯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浪潮與情深誼長的團結互助點滴。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融合的一個高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與廣度前所未有,開創了“雖雲異域,何殊一家”的新局面。唐代墓志記錄了唐王朝遼闊的疆域、暢達的交通、跨區域流動的人群、豐富的物質資源、開放進取的時代精神、持續增強的中華文化影響力。隨著各民族互動交融日益深入,中原地區志文的書寫范式、刻碑立石的家族傳承思想逐漸變成共識,以墓志所代表的自我認知、華風情懷、“大家庭”歸屬感通過文化交融,最終內化。

  志文的字裡行間交織著華風千裡的潤物之情與邊疆諸族的人心所向。一方面,唐朝經營四方,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方式、科學技術、政治制度、傳統文化、文藝經典得到廣泛傳播﹔另一方面,邊疆諸族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與吸引,將交往交流交融視為發展的動力。二者相互交織,影響著遷徙、生計、教育、婚姻、喪葬等社會各方面。

  墓志記錄了邊疆諸族從山地入平原、從大漠到都城的移動軌跡。如,大唐故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李府君(阿葛羅)墓志雲,“慕我唐化,棄無知之俗,投禮儀之鄉,扶老攜幼,願誠款天子”。墓志記錄了邊疆諸族以官員、兵將、工匠、商人、翻譯、馬夫等身份,從事政務、征伐、貿易、文教等活動,可謂“蕃漢百姓,皆得一處,養畜資生,種田力作”。墓志還描繪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帶來的移風易俗等積極變化,如,唐代官員李去思墓志記載,南遷士人在百越之地維護和諧的民族交往環境,“禁人民之相虜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濫炎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制以御其郁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毒於飲食,公立防以解其悁忿,而鄉黨以和”。

  天下一家,承載中華民族認同

  唐代開創“天下一家”的氣象,極大開闊了時人的胸襟與視野。統治者層面,倡導和同為一家,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唐玄宗認為“無隔於夷夏,柔服四裔,底綏萬邦,慕義向風”皆成為美談。士大夫群體積極探討“混一戎夏”、踐行“以德化之”,名臣狄仁杰以身作則,“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邊疆諸族“慕中華之仁義忠信”,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實現更深層次的認同,如,大唐故左威衛大將軍李府君(阿葛羅)墓志載,“雁山之苗,狼水之胤,惠然從化,珮我唐印”。阿葛羅原為北方少數民族,認同唐朝禮樂文明,帶領全家歸附唐朝,生前在長安宮廷中擔任護衛武職,並被朝廷賜李姓,死后葬於洛陽北邱山。大唐故忠武將軍行左領軍衛郎將裴府君墓志記載,墓主裴沙“解其辮,削其衽,慕禮樂,襲衣冠,常躬勤邊隅,功不自伐,仍於戀闕下,忠不敢忘”。裴沙來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從曾祖以來一直為唐朝守衛邊疆,深受朝廷信賴。

  石之低語綿延數千年,古代墓志見証了各民族共同締造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是講清楚中華民族歷史、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的重要資源。要深入挖掘墓志碑刻記錄的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感人故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更為豐富的歷史依據。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隋唐五代環南海區域民族關系及治理經驗研究”(21CZS062)階段性成果。】

(責編:劉圓圓、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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