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理論的創新發展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黨和國家新的歷史方位，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圍繞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思想，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理論作出重大貢獻，為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根本遵循。

　　關於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的論斷，揭示了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的同一性

　　2013年12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明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納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涵，並鄭重地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2018年3月，又將其歷史性地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一重大論斷，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蘊含著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深入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揭示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而且從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所具有的優秀特質中揭示了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和共產主義建設者的歷史使命。而無產階級要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這一轉變的主要標志，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成立無產階級自己的獨立政黨。這一重大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同一性，第一次從理論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對於社會主義的根本性、決定性作用，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是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原創性貢獻。

　　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的論斷，揭示了黨的領導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根本統領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在其現實性上就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首先，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勢，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根本特征的體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13個顯著優勢，其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黨的領導，其他優勢都是這一根本優勢的展開。第二，在我國國家制度體系中起統領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制度。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制度體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統領地位的是黨的領導制度。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顯然，黨的領導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根”和“本”。第三，黨的組織有機嵌入各種非黨組織並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中國共產黨不僅從上到下建立了獨立的組織機構體系，而且還通過黨組和基層組織的方式，將自己的組織全面嵌入到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和其他組織領導機關和基層單位，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或發揮戰斗堡壘作用，成為中共對非黨組織實施領導的重要組織形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的重要基礎。

　　關於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重要論斷，揭示了黨的領導的不可替代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並反復闡述了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重大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整個國家的根本地位和不可替代性，具有重大的實踐價值和深遠的理論意義。這一重大論斷凝結了馬克思主義深刻的理論邏輯。從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黨始終是“最堅決的、始終推動運動前進的部分”到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則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從中共“四大”提出黨的領導權問題到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明確把黨定位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從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把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寫入了黨章到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我們黨對黨的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這一重大論斷凝結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歷史經驗。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治組織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集中了這麼多先進分子，組織得這麼嚴密，作出了那麼多犧牲、建立了那麼多功績、創造了那麼多人間奇跡。歷史証明，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流砥柱。這一重大論斷體現了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習近平指出：“在當今中國，沒有大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麼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56個民族和14億多人口的大國，中國共產黨無愧於當代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關於黨的領導是全面的系統的整體的重要論斷，揭示了黨的領導權的不可分割性

　　從黨的十二大黨章規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到黨的十九大黨章規定“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的領導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整體的”，表明我們黨對黨的領導內涵認識在不斷深化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黨的領導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整體的，也充分說明黨的領導權力是整體的、不能分割的。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權力是不可分割的。”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黨政關系。“處理好黨政關系，首先要堅持黨的領導，在這個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無論怎麼分工，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要充分認識到，黨政關系不是二元對立關系，而是有機統一的關系﹔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同支持國家機構和其他非黨組織履行職能兩個方面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十九大后進行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統籌設置黨政機構，著力點就是要對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作出制度設計和安排，打破所謂的黨政界限，把同一件事情弄到一塊去干，使黨政關系發生化學反應，既增強黨的領導力，又提高政府執行力，形成1+1>2的效果。

　　關於“兩個確立”的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兩個確立”在推進黨的事業發展、實現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決定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提出了“兩個確立”，從理論與實踐結合上創新了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理論，對於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的決定性意義。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正是因為有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領袖，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才有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蓬勃興起和發展﹔正是有了列寧這樣的“成功地把優秀實踐家的經驗同理論修養和廣闊的政治眼界集於一身”的領袖，布爾什維克黨才形成了在列寧主義旗幟下的堅強領導，帶領俄國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從黨的歷史來看，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我們黨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是因為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核心地位，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我們黨才形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空前團結統一，從而領導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也極大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進入新時代，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時代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黨帶領中國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歷史雄辯地証明，“兩個確立”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客觀規律，也是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最重要的經驗。總之，“兩個確立”，實現了黨的領導核心與黨的指導思想的有機統一，維護黨的領導核心地位與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有機統一，抓住了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理論的根本，是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理論成果，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歷史貢獻。

　　（作者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院長、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