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帝陵的保護傳統

【讀史札記】

清代學者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中記述了自傳說時代以來三百余位帝王陵墓的大致方位。除了具有象征意義的“三皇五帝陵”之外，目前經過考古証實的最早陵墓是位於河南安陽的殷墟王陵，自秦漢以降隨著文獻記載的豐富，陵墓的信息更加明確。帝王陵墓是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集中體現著歷代王朝的政治訴求、禮儀制度、社會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內涵﹔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王朝存續的重要象征之一，帝陵的修建、祭祀和維護是國家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歷代帝陵的保護是中國古代固有的文化傳統。

古代王朝對先代帝陵的保護活動

漢高祖十二年，下詔祭祀秦始皇、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等帝王，“其與秦始皇帝守塚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塚”（《漢書·高帝紀》），開啟了對先代帝陵的保護傳統。

曹魏時期，魏明帝規定“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三國志·魏書·明帝紀》），確立了對先代帝陵維護的主要措施。隨著司馬氏政權的南遷，北方少數民族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同時吸納了諸多漢晉文化傳統。北魏孝文帝在恢復祭陵制度的同時，對漢、魏、晉諸陵的維護沿襲了曹魏明帝的做法，並以太牢之禮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隋朝建立后，鑒於“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的情況，規定“自古已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隋書·煬帝紀》）。唐武德至貞觀年間，國家對上至帝嚳、顓頊，下至漢高祖修廟祭祀，將祭祀對象進一步具體化。開元年間，將歷代帝陵的祭祀和修繕活動作為國家吉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敕有司，所經名山大川、自古帝王陵、忠臣烈士墓，精意致祭，以酒脯時果用代牲牢”（《冊府元龜·帝王部·崇祭祀》）。

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后，建隆元年便“詔前代帝王陵寢、忠臣賢士丘垅，或樵採不禁、風雨不芘，宜以郡國置戶以守，隳毀者修葺之”（《宋史·禮志》），並根據歷史功績將前代賢明帝王分為四個等級，分別配以不同的維護和祭祀規格。開寶三年再次下詔，對周文王等二十七座被盜掘之陵，“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宋史·太祖紀》）。明代沿襲了北宋王朝的傳統，洪武三年，“遣使訪先代陵寢”，“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親制祝文遣之”，“陵寢發者掩之，壞者完之﹔廟敝者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令有司禁樵採，歲時祭祀，牲用太牢”（《明史·禮志》）。清代順治八年，“定帝王陵寢祀典”，“各就地饗殿行之，或因陵寢筑壇，惟元陵望祭”（《清史稿·禮志》）。

后世的維護與拜祭活動同陵墓本體形成了多時代層累的遺存風貌。北宋初年建於孟津黃河岸邊的“劉秀墳”，保存至今的還有《大宋新修后漢光武皇帝廟朝碑銘》，雖經考古証實此為假光武帝陵，只是一種歷史文化價值的“溢出效應”（韓國河：《文化認定與價值立場：考古學對歷史文獻的態度》，《光明日報》2018年6月25日14版），但証實了宋太祖詔令有司“修葺”“致祭”的史實。河南新鄭后周世宗慶陵東南約500米處發現有宋代前期修建的“陵廟”基址，封土南部殘留明代修建的“祭台”遺跡，前有37通明清各時期的“御制祭（祀）文”碑。清代乾隆年間，畢沅任職陝西期間對境內歷代帝陵“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對守陵人“資其口食”，使“古跡不就湮蕪”，目前關中大地幾乎所有的皇陵均可見畢沅所立之碑。

古代王朝對先代帝陵的保護動因

古代王朝對先代帝陵的保護主要有以下動因：

避免被后世盜掘是最為直接的原因。魏文帝曹丕目睹漢末亂局，認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后來他下詔不封不樹，實施薄葬，以求“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五代時期，溫韜“為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境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當時輿論斥責“此劫陵賊，罪不可赦”（《舊五代史·唐書·列傳二十五》）。王子今先生認為，雖然“守陵”“守塚”等政策的宣傳意義超過實際功效，但仍能對陵墓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

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王朝“興滅繼絕”的政治思想。《論語·堯曰》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承續斷絕王朝的世族，是傳統民本思想和人道主義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開國君主將前代陵墓的修繕和祭祀視為穩定民心的重要舉措。楚漢戰爭期間，劉邦將“掘始皇帝塚”列為項羽十大罪狀之一，入主關中隨即下詔予秦皇帝守塚二十家﹔曹丕代漢之初，便“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后，“其封周帝為鄭王，以奉周嗣”，“其周朝嵩、慶二陵及六廟，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饗，永為定式”（《宋史·禮志》）﹔清代順治朝，“禮葬明崇禎帝、后，復詔明十二陵絜禋祀，禁樵牧，給地畝，置司香官及陵戶。歲時祭品，戶部設之”（《清史稿·禮志》）。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多次赴江南，並拜祭明孝陵，致使“父老從者數萬人”，被時人譽為“足超軼百代”，基本實現了“清繼明統”“滿漢一家”的政治訴求。

充分體現對歷代賢明君主歷史貢獻的尊重。各王朝對先代帝陵的祭祀對象有較強的針對性，並非包含所有帝王陵墓。《禮記·祭法》雲：“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唐代長孫無忌、許敬宗等議先代帝王祭祀之禮，“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后”，“祭漢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宋太祖對歷代帝王的祭祀分為四個規格，同樣是出於對其歷史功績的考量。明太祖對祭祀對象的選擇，先是“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隨后“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凡三十有六”。

維護自身王朝的正統性。南北朝的“正統之爭”貫穿始終，南齊明帝修繕晉陵的目的便包含借此接續正統之意，“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鬆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並增守衛”（《南齊書·明帝紀》）。另一個突出例子是清代多次對金朝帝陵的維護和祭祀。明天啟年間由於戰事不利，便認為“金朝之陵在房山”，“疑與清朝王氣相關”，於是“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劚斷地脈，三年又建關廟於其地，為厭勝之術”。入關后，順治皇帝認為“夫不達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於風水，移災於林木，何其誕也。金代垂祚百有余年，英王哲辟，實光史冊”，於是“祭告立碑，以志不朽”（《清世祖實錄》）。此后清帝多次下旨對金陵進行修繕和拜祭，顯示出對金朝的尊崇和認同，其中也蘊含著借以証明其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統性的意味。

古代帝陵保護傳統的啟示

從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看，歷代王朝對前代帝陵的保護與祭祀，不單單起到了維持政權穩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對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弘揚。中國自古便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文明的演進建立在各民族（族群）相互借鑒和認同的基礎上。帝陵的建設理念雖然呈現出不斷創新的趨勢，但核心內涵是傳承與借鑒，一方面是中原王朝所體現的“漢承秦制”“唐承隋制、斟酌漢魏”，另一方面是少數民族政權“華夏”或“中國”意識的形成，北魏孝文帝“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並親作表率，“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魏書·皇后列傳》），喪葬禮儀均參照華夏禮儀﹔遼代帝陵所修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歷代王朝祭祀前代帝陵的活動，是對前朝作為“正統”的一種認同，同時也是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精神特質的一種體現。

隨著古代帝制的消亡，對古代帝陵的祭祀體現出新的時代內涵。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議和成功，孫中山先生於15日親率民國政府各部部長及都尉以上將校拜祭明孝陵，表達對明太祖“河山再造、光復大義”的敬重，並告慰革命英靈，號召全國民眾團結一心、共建中華。1937年，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際，國共兩黨於清明節共祭黃帝陵，毛澤東同志親自撰寫祭文，號召建立統一戰線、共同奮起抗日。從1992年開始，河南新鄭黃帝故裡和陝西黃帝陵每年舉辦的拜祖大典，是全世界炎黃子孫對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體現。劉慶柱先生認為，祭祀黃帝是對國家和民族認同的體現，對增加民族凝聚力有積極的作用。

古代帝陵不僅是一種歷史文化遺產，某種意義上也是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我們既要對帝陵本體實施科學的保護措施，同時也要重視古代帝陵的保護傳統，並對帝陵及其文化價值進行合理利用。當大眾走進歷代陵園之中，除了感受古代帝陵的恢宏、欣賞神道石刻的精美，也可以了解其背后的歷史文化，如漢武帝開疆拓土、連通西域的豪邁氣度﹔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民族融合的殊勛茂績﹔唐太宗文治武功、四海賓服的貞觀盛景﹔宋太祖天下為懷、治世安民的遺芳余烈。在揭示帝陵面貌、解讀其豐富內涵的基礎上，充分闡釋其歷史價值，實施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傳播准確而具有當代社會意義的歷史知識，有助於引導公眾更好地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

（作者：朱津，系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