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認知與明清時期的白銀流通

一些銀元裡灌鉛、銅造假，把銀元鋸開就是圖示形狀。載於《新增各國銀式論解》（光緒刻本） 資料圖片

用於辨別銀子的手抄本 資料圖片

用於辨別銀子的手抄本 資料圖片

清代稱量銀子的戥頭 資料圖片

自明代始，白銀因其幣值穩定、易於攜帶等特點，被作為貨幣廣泛流通。學界圍繞明代白銀問題涌現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在明清白銀大量使用所涉及的諸多因素中，大眾白銀知識與貨幣流通之間的相互關系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正如法國學者福柯“知識權力論”闡釋的那樣，知識與權力是共生共謀關系。就貨幣而論，擁有相關知識的人就有權力並能獲取相應利益。揆諸史實，在明清市場交易中，南北地域之間、不同對象之間，白銀的使用情況存在較大差別。而這種差別除了國家政策導向、貨幣供給、市場發育等因素之外，也與普通民眾對白銀貨幣的認知水平息息相關。因此，從民眾知識層面考察白銀的行用情況，或許能為明清白銀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換言之，民眾對白銀知識的掌握程度，反映其對使用白銀的傾向，而認知水平的高低決定了誰會在白銀行用時獲取利益。無疑，白銀認知影響了白銀的流通。

書籍與市場：日常白銀知識的形成與傳播

唐宋以來，隨著白銀作為貨幣不斷為社會各階層所使用，白銀知識也開始逐漸形成和傳播。到了元明時期，如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和元末明初《格古要論》等均指出白銀成色特征，但此時白銀認知更多是作為“寶物”“古物”類的奢侈品為前提的，受眾也多為貴族、士大夫階層。隨著明中葉白銀大量流入，尤其江南和東南地區白銀廣泛使用，商人因商品交易頻繁，白銀需求增加，於是不斷總結用銀經驗，並將其編入商書中，以方便相關知識的傳播。據學者的相關研究，明清時期商書較前代大為發展，不過從傳播空間而言，北方地區的商書流傳相對較少，商書主要集中在商業與文化都較為發達的江南、東南地區，並且部分商書中有專門關於貨幣使用的記載。如明末流行於江南、福建一帶的《三台萬用正宗·商旅門》，就記載八成、九成、九二三、九五六等成色銀兩的特征，由此表明面向大眾的白銀知識在南方漸趨成熟。

到了清代，隨著商品市場的進一步擴大，白銀使用更為廣泛。於是在康乾時期就編撰有專門記載白銀成色的“銀譜”類專書，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馮琢珩刊刻的《辨銀譜》中提及“斷銀歌”“三十一樣查”“三十樣口”等各種歌訣，囊括了各種白銀的成色、形狀、特征等，此后該書被眾多商人紛紛出資刊刻而在南方廣泛流傳。再如乾隆六年（1741年）寧壽堂商號所刊《銀譜》，除記載銀兩成色外，還對直隸、山東、山西等全國20余地的銀色標准進行記錄，方便了市場擴大形勢下商人的跨區域貿易活動。而乾隆十七年（1752年）刊印的《商賈便覽》中所收錄的《平秤市譜》《辨銀譜總論》等條目，除包括一般《銀譜》的銀色內容外，還增加了辨銀的步驟和要領等，對行商有重要參考價值。

商書和銀譜使得白銀知識更加細化，在其影響下，面向大眾的珠算書、雜字書、指南書中也有對白銀知識的相關記載。白銀成色知識已逐漸深入鄉間，如清乾隆時期編訂的《幼學雜字·銀色門》對銀色作出通俗的解釋：“新傾九五，九三白絲。煽銀火蓋，收銀水絲。化京箍兒，槌汁畫絲。足曹土鏞，油火關絲……”不僅辨別銀色知識，而且白銀稱量知識也逐漸用於民眾珠算教學中。如康熙時沈士桂所著《簡捷易明算法》提到的“堆垛銀數法歌訣”,就是專門針對白銀重量換算時，兩、錢、分、厘多位數累加不便而創作的。這些便於記誦的辨銀歌訣、計算歌訣等逐漸傳播至基層，方便了大眾了解白銀知識。可以說，明至清前期，以江南、福建地區為代表，日常白銀知識已然形成並在民眾中得到較好傳播。

清中后期隨著全國性市場的整合，地域商幫的崛起，商品經濟空前繁榮。隨著貿易的頻繁往來，白銀也大量流入北方，從而增加了北方民眾更多接觸和使用白銀的可能性。而伴隨著出版業的迅猛發展，商書、類書等出版中心由明代的福建、江南、徽州等地，逐漸擴張至清代的內陸甚至邊疆地區。於是，以往多流傳於江南地區的商書也逐漸流傳至內陸，如前揭《辨銀譜》等書籍，在清中期以后的北方商人中廣泛傳播，傳抄與復刻的版本也較多，其中典型如山西商人參考該書並根據自身經驗創作的《周行銀色歌》等，成為晉商學徒成商的教材。該書對銀兩成色、戥子使用等知識在各地民間傳播也多有裨益。

此外，士大夫或科舉不第的文人積極參與類書、雜字書的編撰，使得白銀知識隨書籍逐漸拓展下滲到各地鄉村，至清晚期幾乎已在全國普及。同時，大多數日用書、雜字書雖質量稍顯粗略，但因價格低廉，成為當時民眾易見易得的暢銷書。這些書籍加強了各地民眾對白銀知識的了解，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百姓日常用銀的擔憂，部分契約所見京師、直隸、山西等地交易大額用銀比例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証。

認知與流通：白銀知識與南北用銀差異

明清時期南北地域用銀有著明顯區別，明萬歷時期郝敬曾言：“今海內行錢，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強半用銀。”乾隆初皇帝要求各地督撫奏報當地用銀用錢情況，由其反饋結果可知，清初江南大多地區無論大小交易，知用銀而不知用錢。“即厘數之間，亦皆用銀”，福建、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用銀傾向明顯高於用錢，而北方五省“收買糧食、布匹、棉花等類，市上俱用錢文”，可見南北用銀差異明顯。除經濟、自然環境等因素外，從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這與各地民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影響其對白銀的認知水平有關。

就南北方文化程度而言，明清時期的南方地區，尤其是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除商書、日用類書、雜字書等大量發行等原因外，各地私塾義學興盛，大眾教育較為發達，民眾的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從現有史料可知，南方識字率要明顯高於北方。明人張岱就曾指出蘇杭地區村夫俗子已有一定的文學創作能力，再如清代經商風氣濃厚的徽州地區，當地民眾普遍有撰寫排日賬的習慣，兩湖、江西地區民眾重視教育，因而其地在清代科舉中也較為興盛。識字率高顯然是學習白銀知識的前提，乾隆時期江蘇巡撫就曾指出：“江南民多識字，村農孺子多知平色書算。”而對於福建、廣東等地而言，大量家庭成員多有經商之舉，子弟學徒經商也需掌握貨幣常識，因此也促進了相關知識的學習。

南北方民眾對於白銀認知的差異，突出表現在對戥頭和銀色的掌握。首先，就戥頭知識而言，戥頭是一種比較精密的小秤，作為古代稱量白銀的工具至明代得到發展和推廣。晚明傳教士克路士根據對江南的觀察后記載：“隻通過金銀的重量，每件東西都按重量買賣，因此人人在家裡都有秤和秤砣，那都是非常完備的”（《中國志》）。再如明末的福建“今民間皆用銀，雖窮鄉亦有銀秤”。由此可見，白銀稱量知識在南方已深入鄉村，而在明代北方廣大地區則較為少見。其次，就銀色知識而言，南北也存在一定差異。明清時期，銀色知識在南方部分地區民眾中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典型如明中后期至清代蘇州、徽州、閩南等田土交易契約中就根據銀色劃分出多種名稱，成色高的稱“紋銀”，而低成色的則稱“八成花銀”“九三銀”“梅花銀”等，說明銀色在當地已有相應共識，而“北方鄉曲之氓，且多不識銀色，尤以用錢為宜”。據此可知，南北方民眾貨幣知識差異比較明顯。

但也必須指出，在中國南北區域內部，也存在一些局部性差異。譬如南方雖多用銀，但在一些邊緣山區，由於大部分民眾較為貧困，也存在用錢的情況。以粵西山區為例，其山民多以用錢為習慣，而閩北山區甚至出現用谷物交易土地等情況。然而在一些特定山區，或因山林資源豐富，或因礦業開發，山區商品經濟發達，導致用銀依然較為興盛。這也表明，除了白銀知識之外，用銀多少也與財富的積累、貿易發展程度等因素有關。同樣，在北方雖多用錢，但在商品貿易較為發達的局部地區，如明代山東臨清州因運河而興，也存在大量用銀的情況，只是相對南方而言，還是較為少見。

因此，明清時期的白銀行用范圍的不同，除白銀流入量、商品經濟水平、民間習慣等因素外，白銀認知水平也是造成地域流通差異的重要原因。北方教育水平、文化普及等，與大部分南方地區相比差距較大，南方白銀知識傳播較廣導致白銀使用較普遍。地域用銀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白銀認知水平對白銀流通的影響。

知識與權力：白銀行用中的利益獲取

除前揭白銀行用地域范圍的差異外，明清時期白銀使用領域也存在差異，具體表現在交易對象不同，而所用銀色有別。因此，擁有知識的人便容易從中獲取利益，反之則受損，白銀行用中的利益獲取是知識與權力關系的反映。

據史料記載，西方傳教士曾觀察發現中國白銀流通過程中，民間用銀的成色從八成到十成不等。從具體行用的角度而言，民眾在購買日用食品或客棧住店、繳納賦稅時，使用的白銀成色是不同的，譬如一般將“低潮銀”（六七成）用於食品等小額交易，而繳稅則需要足色銀。如此一來，為防止利益受損，有些名目的交易必須加減成色，如《商賈便覽》中就將白銀灌鉛銅的“傾煎論色”問題清晰展現。可見實際交易中，大多需要更改成色而支付相應商品，這不僅要求交易雙方都明確各項交易對象所需銀色，也需獲取更改銀色的知識。

官府、商人、銀匠等擁有較多的白銀知識，與百姓發生經濟往來時便有廣闊的套利空間。首先，官府征田稅時要求鄉民必須用銀兩，實際上大多數農民手中隻有銅錢，遂隻能赴銀鋪兌換，銀鋪專業人士由於熟諳白銀知識而多從中取利，百姓利益容易在兌換中受損。其次，所繳銀至官府，官府常雇佣銀匠或設立官銀匠辨別稅銀銀色，並對百姓所繳稅銀進行處理，實際上多以低銀色為由令民賠補。同時，一些經手者在稱量白銀時多不將戥砣放於准星，又常將戥砣游移不定，造成稱量不准繼而多收銀兩。再次，商人對戥頭和成色亦較為了解，而缺乏白銀知識的其他社會群體與之交易，則容易上當受騙。商人在戥頭上做手腳便可輕鬆從民眾手中牟利，如雍正時期順天府周邊奸商每遇交易兌銀時節，即使用大戥蒙騙百姓。可以說，知識與權力、利益正是互恰共生的，擁有白銀知識的人在白銀流通時更能佔有權力並獲取利益。

在以往貨幣史研究中，我們經常強調國家信用在貨幣發行與流通中的重要地位。而從民眾日常生活的視角審視，民眾對白銀也有一個認知、接受和使用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紐帶便是貨幣知識。貨幣能否流通順暢，一定程度上基於貨幣知識在民眾心裡產生的影響和認知程度。明代民眾的日常白銀知識水平存在南高北低差異，因此也帶來南方多用銀、北方多用錢的局面。而到了清代，隨著白銀流入量增大及市場發展，出版行業快速發展使得白銀知識由南向北擴散，白銀的行用范圍也擴展到全國，加上制錢供給較充足，全國范圍內形成了小額用錢、大額銀錢兼用的新格局。知識和實踐相互促進，白銀的流入與使用促進白銀知識的增長，白銀知識的普及也進一步擴展了白銀的流通與行用，如此反復，相互影響，由此可以証明白銀認知程度與白銀流通廣度存在一種耦合關系。借此可以思考，一個新貨幣體系的構建和使用，除考慮政策導向、經濟發展因素外，也應考慮到民眾的知識因素。當下的貨幣史研究中，考察政治經濟層面的可謂主流，當然也是根本，但從日常知識與技術操作層面入手，或許不失為未來貨幣史研究的一大突破點。

（作者：楊國安、趙士第，分別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財政轉型與國家財政治理能力研究”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