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獨特精神標識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兩個結合”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要科學論斷，闡明了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今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上提出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正如一事物的特質需要在比較中才能識別，中華文明的獨特精神標識也需要在各文明的比較中，尤其是中西文明的比較中去認識。從整個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中華文明至少有以下四個精神特質。

中華文明是一種世俗性文明

比照世界各民族，宗教意識淡漠是中國人重要特征。因此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因宗教原因而爆發的戰爭和血腥屠殺。這與西方歷史中因教派沖突、宗教仇恨屢屢引發戰爭有很大不同。即便到了當代，因宗教不寬容而爆發的沖突依然是西方世界揮之不去的夢魘。十字軍思維、聖戰思維不僅僅表現在極端宗教組織之中，甚至滲透到西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頭腦中，成為他們看待國際國內關系的模式。

當地時間2021年5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弗吉尼亞州的蘭利—尤斯蒂斯美軍基地對一群美國軍人發表演講。他說：“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我們是唯一一個基於一種理念而組織起來的國家。你們不是從政府那裡獲得你們的權利，你們獲得權利，僅僅因為你們是神的孩子。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神賦予民眾的這些權利。”這種十字軍式宣言——士兵殺人的權利來自“神”的賦予，看不出與極端宗教組織有什麼本質區別。還有，2021年5月以來，加拿大多地陸續發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住民兒童遺骸，其責任正是基督教會所辦的寄宿學校。正當加拿大原住民為此憤怒的時候，7月8日美國一份保守黨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卻稱：“我們相信原住民會感激這些孩子是作為基督徒死去，因為他們的靈魂已經得救。”當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筆者頓時產生時空錯亂感，懷疑自己是否仍處於中世紀的歐洲。我們可以譴責這篇文章的作者毫無人性，但他絕對有神性，因為西方文明的神性要高於人性。相較於西方文明的神權特征，中華文明的世俗特征是如此明顯。那麼，中華文明以人為本位而非以“神”為本位的世俗社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答案是西周以后，發生在周代商這樣的歷史時期。

《禮記·表記》中：“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認為殷人“尊神”，而周人“尊禮”，離鬼神遠遠的。這段記載與考古發現可以相互印証。殷商文明核心區存在大規模的用活人祭祀和殉葬的現象，反映了神權社會的野蠻習俗。而在周人故地，迄今為止考古未發現有活人祭祀和殉葬。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殷周間之大變革，其自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這種新制度、新文化便是世俗的禮樂文化。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裡說：“殷時代是已經有至上神的觀念的，起初稱為‘帝’，后來稱為‘上帝’，大約在殷周之際的時候又稱為‘天’。……由卜辭看來，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種人格神，上帝能夠命令，上帝有好惡的，……這殷人的神同時又是殷民族的祖宗神，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殷人的祖宗神與至高神合一，專門庇護殷商子民，隻要討得上帝的歡心，就可以確保殷商政權永固。商紂王面對周人剿滅黎國並步步進逼之時，依然很自信地詰問：“我生不有命在天？”

周代殷的實質是重新規劃一條華夏文明發展道路——世俗化道路，使古代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式的變化。所謂翻天，是指周人的“道德之天”替代殷商的“神靈之天”，從而形成一套新的價值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命隻會給予有崇高德性的人，天子職責是“敬天保民”，能否給民眾造福，而不是祭拜神靈才是天命永在的唯一途徑。所謂覆地，是建立宗法制度下的封建制，明德慎罰，從制度上廢除人殉、人祭等。西周之后在中國形成的世俗社會，與神權社會相比，具有以下本質特征。

以人為本位而非以神為本位。隨國是西周鎮守南方的重要邦國，有“神農之后，隨之大賢”之稱的大夫季梁就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后致力於神”，民眾是神的主人，所以聖王首先考慮民眾利益，再去考慮神。由周文王弟弟建立的虢國，其國君曾向神獻祭，求神賞賜土地，東周內史就評論，聽命於神，“虢必滅亡矣”。鄭國子產在一場是否通過祭神來避免火災的爭論中明確提出“天道遠、人道邇”，不主張祭神。而作為西方文明源頭之一的兩河流域宗教認為，人是為了給“神”當奴仆才被創造出來。人是“神”的奴仆，必須永遠無條件地服從神、贊美神，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之一。包括亞裡士多德在內的一眾哲學家也認為，人唯一有意義的至善生活就是模仿神，像神一樣。

統治權來源於人而非來源於神。西周以來將受命於天作為天子的權力來源。但天命是什麼？我們可以從“天命靡常、唯德是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表述中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天命實質就是民意、民心。孟子就說：“得乎丘民而為天子。”隻有贏得民心才能成為天子。這些觀點與西方盛行的君權神授，就有了本質區別。使徒保羅說：“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人的幸福是在現實世界而非彼岸世界。中華文明從古至今強調要在現實世界創造人的幸福，而不是如基督教那樣在世界末日進入天國享受永生。中華文明很注重人生之樂。孟子曾從三個角度談人生之快樂。第一是從政治的角度。當百姓能豐衣足食、頤養天年，發自內心感到幸福時，為政者能不感到快樂？也就是范仲淹總結的“后天下之樂而樂”。第二是從個人的角度。“父母俱在、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人生之樂莫過於家人安康，莫過於無愧於天地、無愧於他人。在清風吹拂、碧草藍天中，與天下才俊共聚於門下，探宇宙之究竟、論前程之朗朗，豈不是人生之大樂！第三是從人修身所能達到的境界看人生之樂。孟子說，開拓疆土、廣聚民眾固然是君子願意做的事情，但最大的快樂還是成為一個人格完美的人，一個品行高潔的人，一個以誠立於天地的人。“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以天下為視角的天下觀

古代中國很早就有以天下為視角思考政治、經濟、人文的習慣。梁啟超曾言：“我國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為對象。此百家所同業。”因此，中國人的擔當精神是以天下為己任，而不局限於某一地域。比較而言，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則一直以城邦為界，即便到了羅馬帝國時期，其施政依然是以羅馬公民為對象，而非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當來自東方的基督教全面滲透到歐洲之后，才逐漸形成以人類為對象的思維方式。但歐洲的傳統始終抗拒這種思維方式。

中國的天下觀主要包括天下一家、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天下一統等內容。

何謂天下一家？司馬牛曾憂慮地說：“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安慰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這裡的“兄弟”既可以作親情來解，更多理解為志同道合者。《論語》開篇就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既可以作同門、同學解，也可以作“從二、從肉”，喻為“同類相好”“二人相友”。因此天下一家的內涵應該是：人與人之間充滿仁愛，既有親人間的親親相愛，更有朋友間的志同道合。聯結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一是血親，二是志同，三是道合。隻有依靠這三者才是最穩定的。

何謂天下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可以從三個角度去理解天下為公的含義。第一，從政府與管理對象的關系來看，要像天、地、日月那樣，一視同仁。孔子曾言：“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這“三無私”道出了公的本義，即不偏不倚地對待天下蒼生，既不會刻意優待某個人或忽視某個人，也不會因感情好惡作取舍。這是公的首義。第二，為政者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應以公共利益為先。弟子桃應與孟子曾討論一個問題：當舜知道父親殺人該怎麼辦？孟子認為，正確的選擇是舜辭去天子位，然后帶著父親悄悄逃走。表達兩層含義，第一層是舜因父親殺人而使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失去履行天子職責的資格﹔第二層是舜作為兒子又不能有殺父這樣有違人倫的行為，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帶著父親逃走。第三，當個人之間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以互相謙讓為上。比如，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以及吳國公子季札，是孔子多次稱贊的賢人，他們共同特點是謙讓，把王位繼承權讓給兄弟，寧願自己種地當農民。當然，謙讓的結果可能是放棄為政的職責，會造成更大的不仁、不義。因此，在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正確的選擇是：小事講風格、大事講原則。

何謂天下大同？《禮記·禮運》“大同篇”一躍成為近代中國知名度最高的經典之一，足見天下大同思想的影響力。其核心思想是：人人都做到各盡所能，實現各得其所、各得其宜。在這樣的社會裡，有才能的人都會有用武之地，不會因身份、血緣等而另眼相看，人們不會隻親近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孩子，每個人都能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男有分女有歸，所有鰥寡孤獨之人皆能獲得照顧。

何謂天下一統？“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大一統是自古至今中國人的共同理想。那麼，大一統的世界是依靠哪些原則構建起來，以確保秩序呢？這個問題相對比較復雜一些。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有銘文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這是“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當時“中國”的范圍僅指周王直屬的地區，然后以此為中心向四方擴張，通過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等“五服制”把天下統一起來。秦漢以后，這種“五服制”的具體內容有變化，但按照與中原王朝親疏關系維持天下一統秩序的精神卻從來沒有改變。由此形成的“天下一統”的國際秩序，被近代以來的學界稱之為朝貢體系，這一體系與條約體系、殖民體系並存，是當時世界上三大國際關系模式之一。這種天下一統的秩序，建立在夷夏觀和王霸觀基礎之上，夷夏觀是處理天下各族群關系的理論，王霸觀則是如何建立天下秩序的理論。近代以來，中國人開始接受源自西方的民族理論、國際秩序理論。但是，國際關系究竟是用零和思維的霸權主宰，還是以美美與共的道義主導，體現出中西文明之間的差異。前者的思維是，西方人吃肉可以，但非西方人不行，美國人過富裕的生活可以，但中國人過富裕生活會導致地球災難。后者的思維是立人立己、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當我想吃肉的時候，會想到別人也要吃肉﹔當中國人過上富裕生活的時候，其他族群也有權利過上富裕生活。這就是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與“天下觀”相對應的是濃厚的鄉土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是中國人自古至今天下觀的現代詮釋。孟子有一段評論孔子的話：“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當孔子離開齊國，手捧沒煮熟的生米就走﹔而離開魯國，則說我們走慢點，這是離開父母國的道理。鄉土觀和天下觀如兩條交織在一起的絲帶，緊緊聯結著中國人的心，兩者不可偏廢。

以民為本位的民本主義

一個文明到底以誰為本位，是統治者、貴族還是普通百姓，深刻反映了這個文明的本質和未來。《尚書·夏書·五子之歌》第一句就是：“皇祖（大禹）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首詩歌的背景是夏后啟的長子太康因耽於田獵、不理政事，被有窮氏首領后羿奪取國政，史稱“太康失國”。他的五個弟弟帶著母親倉皇出逃到洛水北岸，作歌述怨，其觀點是：民眾為國家的根本，隻有根本鞏固了國家才能堅不可摧。民本思想或民本主義要義在於此。

在民眾、國家和君主三者的關系上，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眾是根本，國家次之，君主在三者中是最不重要的。荀子也講“從道不從君”。《呂氏春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國家是由天下人共同擁有，而非一家一姓之私產。法國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但一些人偏偏喜歡把這句話就摁在中國人頭上，作為中國擁有絕對君主思想的象征。殊不知，這種思想早就受到孟子的質疑。針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說：“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因此，孟子拒絕把這首詩的含義理解為天下都是周天子的，只是說忠孝不能兩全而已。

相對於中華文明，西方基督教文化更強調民眾對統治者的馴服和絕對服從。保羅告誡基督徒：“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百姓除了對統治者絕對順服，就沒有別的選擇。加爾文的教導更加嚴厲，他說：“因聖經教導我們：不但要順服那些正直和忠心履行職分之君王的權柄，聖經甚至教導我們：要順服一切在我們之上統治我們之人的權柄，不管他們用怎樣的手段獲得這權柄，即使他們根本沒有履行君王的職分。”他繼續用聖經來証明，邪惡的君主是主向世人所發的怒氣，因此百姓受壓迫是“神”的詛咒。“你們的君王將會囂張到難以忍受的地步，然而神不允許你們抵抗﹔神隻允許你們遵守他們的命令，並聽從他們的話。”絕對順服掌權者意志是西方社會的基本規則，與中國歷史相比，西方歷史上罕有底層民眾起來反抗並推翻統治者的事情發生。

在黃宗羲那裡，這種民本思想得到繼續發展。他說：“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在黃宗羲看來，三代之法的原則有三：一是“藏天下於天下者”，天下之物由天下人共有﹔二是“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天下之事由天下人共治﹔三是“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天下之利由天下人共享。黃宗羲的民本主義除了“以民為天下根本”，還包括“共有、共治、共享”。黃宗羲的這三原則，要比美國總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意境更為深遠，因為社會治理本身就是各主體協作共同努力的結果。在這樣的歷史文化積澱下，再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新年賀詞所說的“民之所憂，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就會有更厚重的歷史責任感。

尊重人的主體性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中華文明高揚人的主體性，把人看作天地之德、天地之心，這種高揚人類高貴、人類價值的意識，與所有文明相比，可謂鶴立雞群。基於對天地間人為貴的思想，漢光武帝發布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類似於解放奴仆的詔令。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他下詔：“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對人的價值的尊重，驗証了古代中國強大的原因。孔子強調有教無類，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朱熹為此專門注釋：不是不能移，而是想不想移。就是說隻要個人主觀肯努力，根本不存在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問題。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我們再重溫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破產》一文中說過的話，會有更深刻的感悟。“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相對於中華文明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和一視同仁的態度，充斥西方文明歷史的就是對奴役制度的學理証明。亞裡士多德明確提出：希臘人天生就適合做主人，而非希臘的野蠻人天生就適合做奴隸，被奴役才是他們的最好出路。奧古斯丁從基督教的角度盡管反對亞裡士多德的理論——因為《舊約》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出來，但他依然堅持，那些性情暴戾的人，給別人當奴隸無疑是最好的。近代西方殖民者，還利用諾亞對含的兒子迦南的詛咒作為對有色人種，尤其是對黑人進行奴役的宗教依據。可知西方文明從學理上、宗教上對奴役制度的支持，是如此根深蒂固，而真要從中掙脫出來，將會是極為艱難的過程。近代西方盡管提出平等、自由的主張，但他們認為有色人種在智力、性情等方面都有缺陷，不僅奧古斯丁的觀點依然正確，而且實施殘酷的種族壓迫就不會有任何道德和宗教上的愧疚了。毫無疑問，建立在基於種族和宗教歧視、壓迫上的文明，很難有燦爛的未來。

在中華文明的思想境界中，人和民有豐富內涵，而將人和民連用組成人民一詞也始於西周，如《詩經》“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戰國期間用得更多，如《管子》“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孟子》“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韓非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但此時的“人民”仍是“人”和“民”並用而已，正如“禽獸”代表飛鳥和走獸。直到孫中山開始把人民一詞作為一個政治術語，代表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到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更是把“人民至上”作為新發展理念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今年考察山西臨汾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唯一選擇就是為人民群眾做好事，為人民群眾幸福生活拼搏、奉獻、服務。”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與中華優秀文化中關於人和民的含義相結合，人民一詞的深刻內涵就會躍然而出。從世界萬物來看，人民是目的，是一切價值的標杆﹔從國家和社會來說，人民是根本、是主體、是主人﹔從人類歷史發展來講，人民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基本力量。

作者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農業農村部紀檢監察組副組長（正局長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