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形+：晉代書札釋文方法論略

　　 晉代堪稱法帖之淵藪，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一千多年來從未動搖。唐太宗尊王羲之為“書聖”，米芾名齋為“寶晉”，乾隆帝以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為“三希”，即可見一斑。其中多是往來書札，周一良先生稱之為“法帖之書札”，以影響最大的《宋拓淳化閣帖》（以下簡稱《閣帖》）為代表﹔雖然以墨跡形式流傳至今的只是極少數，但部分書札內容在亡佚之前被記錄了下來，我們稱之為“錄文之書札”，以首開釋文之先河的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以下簡稱《要錄》）為代表。

　　 就原始形態而言，晉代書札十之八九為草書。問題也由此產生：若作為法帖來臨習，須以正確釋讀為基礎，而草書因赴速急就而興，隨手信筆，約略潦草，縱任奔逸，以致字多形近，常有異釋、誤釋。被譽為“法帖之祖”的陸機《平復帖》，共9行84字，古今中外二十一家釋文，對其中35字持有不同意見，五種以上異釋者達6字之多，如第六行第七字，啟功先生釋作“美”，其他學者或釋作“恙”“善”“英”“蓋”等。而且，目前釋讀沒有異議的字，還有可能是誤釋。若作為書札來研究，還需正確解義。然而正如錢鐘書先生所雲：“按六朝法帖，有煞費解處。此等太半為今日所謂‘便條’‘字條’，當時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讀之，卻常苦思而尚未通。”范祥雍先生總結其原因為：刻寫流傳訛奪、被剪割拼湊、用當時習語、受書人及當時事跡不明。其實，語不可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釋文錯誤。《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錄王羲之帖雲：“近遣傳散，有書，想旦夕還。近健步還，得二十八日書，吳興又道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恕修嘆，乃復以示法謝。”“傳散”乃“傳教”（掌傳教令的郡吏）之誤、“道”乃“送”之誤、“修嘆”乃“修齡”（王胡之字）之誤、“法謝”乃“諸謝”（謝安、謝萬等）之誤。誤釋如此，自然義不可解了。

　　 因此，研究晉代書札，須自釋文始，糾正誤釋、考定異釋，盡可能還原其真實面貌。自宋黃伯思《法帖刊誤》至清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正》，都曾涉及釋文問題，但基本上把字形作為唯一根據，常常莫衷一是。我們認為，在充分尊重字形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全面考察，釋文才有更高的可信度。

　　字形為本

　　 字形是根本。因為是手書，所以字形是動態的，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同一人重復書寫同一個字，形態都有不同，但所謂草有草法，萬變不離其宗。姜夔《續書譜·草書》雲：“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躃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逾矩矣。”其二，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時代的人書寫同一個字，因為帶有個人習慣和時代特點，形態差別較大，正如黃伯思雲：“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因此，在識讀字形時，需把握差異，抓住字魂。

　　 要確定“錄文之書札”中的誤釋，前提是字形相似。《要錄》載羲之帖雲：“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得所高余姚並吳興二十八日二疏，知並平安，慰。”大意是得到余姚縣令和吳興太守的兩封信，知道都平安，深感安慰。唯“所高”不可解，疑有誤。與“高”草書形近的有“齊”“馬”“寫”等，此必為“寫”之誤釋。羲之所得二信並非原件，而是期（王延期，人名，羲之帖屢見）抄寫的。為了保存原件或將信息傳至多人，抄送信件是常有之事，羲之亦曾將殷浩回信抄與他人，其帖有雲：“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

　　語言介入

　　 《顏氏家訓·勉學》雲：“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其中透露出兩點信息：一是早在南北朝時人們已不懂晉人書札語言﹔二是“妄言”者已從文字角度去解決語言問題。如果說前輩學者試圖通過釋文去弄懂語言，我們則要通過語言去重新審視釋文：充分吸收漢語史的研究成果，用語言學的方法去研究釋文。

　　 2013年初，日本發現王羲之《大報帖》唐摹本，國內外學者釋文為：“便大報，期轉呈也。知不快，當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有人將“期轉呈也”解釋為“希望你代我向官長轉達此意”。我們釋“呈”為“差”，已為書法界廣泛接受，其說服力正是來自語言証據：“轉差”意為病情向好（《方言》卷三“差，愈也”），為中古常語，羲之帖即八見，如“參軍轉差”“萬石轉差”﹔根據“轉差”前必稱人之語例，斷定“期”為人名，即王延期﹔書信語言的組織次序為“先標寒暑，次贊彼人，后自謙身，略為書況”（法藏敦煌文獻P.3502V張敖《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期轉差”正屬“次贊彼人”。

　　 《閣帖》卷八載王羲之一帖，各家釋作“仆時行以十一日而不保，如比日便成委頓”。殊不知“保”當釋為“除”，二字草書形近難辨。“除”謂病愈（《方言》卷三“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除”），與“時行”（指流行性疾病，亦稱“天行”“天行時氣”）正相呼應。

　　 《閣帖》等叢帖載王獻之一帖，歷代釋文均作“慶等已至也？鵝差不？甚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少言”。末句令人費解：諸人分離，正當殷殷話別，何以反而少言？其實，“少言”乃“可言”之誤釋。就字形而言，草書“可”下部與“少”無異，帖中“可”的橫劃乃系於上“張”字之末，正如唐張懷瓘《書斷》言今草“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從語言上看，“可言”用肯定的形式表達否定的意義，猶如“豈可言”“不可言”，因情感強烈而難以言說。此為晉人書札常語，如“此慰可言”“慶之可言”“慶慰可言”（王羲之）“分張諸懷可言”“憂馳可言”“此慨可言”“燋悚可言”（王獻之）“眾恨可言”（釋慧遠）等。“知”亦有此用法，如陶淵明《乞食》詩“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庾信《傷往》詩“從今一別后，知作幾年悲”，這是中古漢語的一個特點。

　　 詞匯而外，語法也有助於釋文。《大觀帖》《寶晉齋法帖》等載王獻之一帖，諸家釋作“諸懷兒不可言，且不復得卿送，有諸嘆”，“諸懷不可言”句意甚通，何以多一“兒”字？下句有“且”字，知帖“兒”當釋作“既”，因為“既……且……”乃固定搭配，如《詩·大雅·烝民》“既明且哲”，《后漢書·呂布傳》“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王羲之帖有“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慘戚”，亦其証。反觀字形，“既”“兒”草書高度相似，《草訣百韻歌》雲：“欲識高齊馬，須知兕既兒。”

　　考諸史實

　　 姜夔雲：“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帖自是一部史，其中又記錄了史，我們正可以利用史實反証釋文。《要錄》載王羲之帖語“荀侯定住下邳，復遣軍下城”，“下城”謂攻克城池，古史常語，看似沒有問題。考《戲鴻堂帖》卷十六，“下城”前還有一“取”字，然“取下城”反不可通，再細觀，“下”實為“卞”字。求之史實，《晉書·穆帝紀》及《荀羨傳》記載，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冬，前燕大將慕容儁攻段龕於青州，北中郎將荀羨救龕。羨軍次琅邪，而龕已沒，故羨退還下邳。此即“荀侯定住下邳”事。取卞城事見《資治通鑒》卷一百：“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庄將三千人守琅邪……燕將慕容蘭屯汴城，羨擊斬之。”胡三省注雲：“‘汴’當作‘卞’，魯國卞縣城也。”故“下城”當為“取卞城”無疑。

　　 《墨池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全晉文》等錄王羲之帖雲：“小大悉以來未？惶不可懷。未復諮誨問，懸情。”今考《閣帖》《東書堂法帖》，“諮誨”當釋作“臨海”，指羲之妻弟、臨海太守郗愔。《晉書·郗愔傳》：“時吳郡守闋，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

　　書札互証

　　 若單看一札，釋文常常難以遽定﹔若將晉人所有書札作整體考察，在其內部尋找証據，必然事半功倍。

　　 以法帖証法帖。同一法帖往往被不同叢帖收錄，其間的差別必須留意。《閣帖》卷二載漢張芝書（諸家考定當屬王羲之）有“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一句，“潛不可”義不可解。《大觀帖》亦載此帖，但有一點不同：所謂的“不可”二字形體相連，乃是“處”字。“潛處”謂深居簡出，正是生病不能行動的結果。反觀《閣帖》，竟將“處”字割裂，並分屬兩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難怪釋文出錯了。

　　 以錄文証法帖。錄文的源頭是法帖，錄文與法帖的聯系本質上是法帖之間的聯系。《閣帖》卷六載王羲之帖：“雲始興奴長就，令人邑邑。”諸家釋文如此。其中“長就”義不可通。《要錄》卷十載其另一帖雲：“然始興郡奴屯結不肯出，恐成，令人邑邑。”必是羲之就同一事件寫給不同受書人的，兩相對照，便知前帖之“長就”當釋作“屯結”。“屯結”在中古常指百姓聚眾對抗朝廷，羲之所言當為張璉反事，據《晉書·成帝紀》，咸和三年（公元328年）九月，“前交州刺史張璉據始興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擊破之”。

　　 以法帖証錄文。錄文錯誤主要是形誤，而法帖的原始書寫形態能提供最可靠的証據。《要錄》卷十載王羲之帖雲“懷祖都共事已行”，“共”當為“督”，二字草書形似（見沈道榮《草字辨異手冊》第4頁）。《閣帖》卷八載王羲之帖有“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督”，宋劉次庄《法帖釋文》釋作“共”（宋陳與義《法帖音釋刊誤》雲“‘都督表’誤作‘都共表’”）。又一帖雲：“君大小佳不？鬆廬善斫也？”《戲鴻堂帖》卷十六、《郁岡齋帖》卷六載羲之一帖雲“吾瘧善斷耳”，其“瘧善斷”字形正似“廬善斫”，便知《要錄》之誤，當作“鬆瘧善斷也”，乃是詢問穆鬆（人名，羲之帖屢見）瘧疾是否已治愈的。時人以瘧為鬼怪，嚇退瘧鬼為斷瘧，《世說新語》記載，桓石虔小字鎮惡，甚為驍勇，曾於亂軍之中救出叔父桓沖，“河朔后以其名斷瘧”。

　　 以錄文証錄文。依靠字形和語言,可以進行錄文互証。《要錄》卷十載王羲之帖雲：“知足下安頃，耿耿。”“安頃”不可通。比較《要錄》中羲之帖語“知賢室委頓，何以使爾？甚助耿耿”“知前乃爾委頓，追以怛然”“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便知“安頃”為“委頓”之形誤。“委頓”為中古常語，疲困之義。

　　 周一良先生雲：“六朝人法帖之書札中，每多當時習語不可解處，而文字難於辨識，益增困難。”從《要錄》來看，自唐已然。由此產生的后果，已表現得十分突出：誤釋導致語不可解，今人或強為之解﹔一些已有誤釋，被人們當作范本去臨寫，豈不謬種流傳。晉代書札釋文研究，可謂任重而道遠。

　　 （作者：張俊之，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晉代書札輯錄與校注”負責人、西南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