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型的研究家與研究型的翻譯家

　　梁存秀（1931—2018），筆名梁志學，是我國著名的德國哲學翻譯家、研究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60年以后，曾擔任《哲學譯叢》責任編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自然辯証法》常務副主編，主持翻譯並出版多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並撰有相關的研究專著。梁志學先生既是翻譯型的研究家，也是研究型的翻譯家。他為人極具學者風骨，為學滿懷熱忱，為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出了突出貢獻。

　　 【哲人追“思” 】

　　1.翻譯與研究並進

　　 1956年，梁志學從北京大學畢業后，來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恰逢賀麟系統講授黑格爾哲學，北大哲學系主任鄭昕講授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剛剛畢業的梁志學成為了兩位教授的助手。這段經歷讓他對德國古典哲學有了更深的理解，名師的引領使他的理論思維能力得到了顯著提高。后來，他秉承其師賀麟的治學傳統，進行了大量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和研究。他本人的治學風格正是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范例。

　　 哲學經典著作的翻譯是一項創造性的工作，需要譯者既精通專業內容，又能創造性地將其轉化為平實流暢的漢語而不失其本意。在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德國古典哲學譯介方興未艾，很多術語從來就沒有人翻譯過，需要譯者創造性地轉譯為漢語。這就需要再創造，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中文翻譯方式，創造現代中文學術術語和學術語言，例如揚棄、自在、自為、映現、反思等。這種翻譯其實是一項原創性很強的研究工作。遺憾的是，在我國學術界，譯著至今一般還不算個人的學術成果。

　　 早在1976年，梁志學就與薛華合作翻譯了謝林的《先驗唯心論體系》。這是國內最早譯出的謝林的完整著作，而且所用的底本跟當時德國同行使用的一樣，是奇形怪狀難以辨識的德文“花體字”版。此書的出版為改善當時乃至現今國內學界重康德、黑格爾而輕謝林的狀況作出了重要貢獻。之后，梁志學與夫人沈真合作翻譯了費希特的《論學者的使命》（1980）和《人的使命》（1982）。這些經典譯著的問世鼓舞了眾多中國學者，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至深至遠。1980年，梁志學與薛華、錢廣華、沈真合作完成了黑格爾《自然哲學》的翻譯和注釋，此后又翻譯了克勞斯的《從哲學看控制論》（1981），參與翻譯了馬赫的《感覺的分析》（1986）等著作。

　　 1986年3月，梁志學開始著手翻譯和出版五卷本的《費希特著作選集》（修訂版更名為《費希特文集》）。他組建了費希特翻譯課題組，真正貫徹了“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治學原則。他主持並參與翻譯費希特的著作，作為主編對所有譯稿都一字一句地根據德文校改，並編撰幾乎全部譯著的注釋。他在翻譯《費希特著作選集》的基礎上，撰寫了三部研究費希特的著作，分別是《費希特青年時期的哲學創作》（1991）、《費希特耶拿時期的思想體系》（1995）和《費希特柏林時期的體系演變》（2003）。這些著作全面而系統地向國內學界介紹了費希特的知識學，具有開創之功。以費希特為切入點，梁志學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視野開闊，博大精深。《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自然哲學中的目的性與因果性》《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中的進化和退化》《康德早期的自然哲學著作》《謝林哲學思想演變簡評》《德國古典哲學中的理智直觀》《略論先驗邏輯到思辨邏輯的發展》等論文充分展現了他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深刻理解。

　　 梁志學對黑格爾的翻譯與研究由來已久。他翻譯出版了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並在1986年出版專著《論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他力求在准確把握黑格爾原著和有關史料的基礎上，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最新進展去解釋黑格爾哲學的合理內核。他認為黑格爾在自然觀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上提出的辯証法思想，及其對若干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解答，仍然具有現實意義。2002年，他在其師賀麟的譯本《小邏輯》的基礎上推出了全新譯本，即《哲學全書·第一部分·邏輯學》。該新譯除了在翻譯上更為精確，還配有近200條譯者注釋。在編寫注釋的過程中，他將黑格爾的邏輯學與其《哲學史講演錄》結合起來，與西方哲學史結合起來，對黑格爾邏輯學涉及的重要概念和思想作了深入通透的闡釋。

　　 2005年，梁志學開始著手“歷史考訂版”《黑格爾全集》的翻譯。此前，賀麟曾先后在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牽頭編譯《黑格爾全集》未果。2006年1月，梁志學主持的翻譯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立項，並獲得100萬元的經費資助。梁志學選擇北萊茵—威斯特伐倫科學院編輯的“歷史考訂版”《黑格爾全集》作為翻譯的底本。這是目前最准確、最完整也是最權威的版本，共有著作集（黑格爾在世時發表的作品和未發表的手稿）、講演集（以黑格爾的學生們的聽課筆記為內容）和書信集三輯，其中包含大量專業注釋，預計將要出版50多卷。梁志學組建的黑格爾翻譯課題組以費希特著作翻譯原班人馬為基礎，遵循“歷史考訂版”《黑格爾全集》“翻譯一部，出版一部”的傳統做法，堅持分工翻譯、相互審改並統一審稿的原則，嚴把翻譯質量關。2011年，梁志學接受採訪時曾語重心長地說道：“整套《黑格爾全集》的翻譯工作，預計得花費80年。”“這需要幾代人共同努力。”學術事業，薪火相傳，從他晚年的這一籌劃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對通過翻譯出版《黑格爾全集》來培養一批高水平的德國哲學翻譯和研究人才的殷切期望。梁志學的德國古典哲學翻譯極大地推動了由賀麟、楊一之、王玖興、王太慶等老一輩學者開創的經典翻譯事業，共同將中國近代以來的西學漢譯事業推進到了新的高度。他大量的優秀譯著與研究文字直接影響了漢語世界對德國古典哲學的解讀風格。

　　 經過幾十年如一日的翻譯與研究並進的實踐，梁志學逐漸摸索出關於“翻譯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他認同錢鍾書的看法，即翻譯應該以“入於化境”為理想目標，並進一步指出，現實的翻譯總會存在一些“訛”的缺陷，但是在不免有“訛”而又有可能日益臻於“化”境的矛盾的無限進展過程中，總是可以從個別性達到普遍性，總結出一些翻譯的規律，從而使得譯作不斷接近原作。要想翻譯好原作，就既不能走向片面追求意譯的自由翻譯，也不能固守唯直譯是求的機械翻譯，而應該同時兼顧“神”“意”“形”。其中，評判翻譯作品好壞的最重要標准為“信”，即“語詞語義、修辭色彩、句法邏輯、句法結構、行文風格和藝術形象”，這事實上已經包含了“達”和“雅”。翻譯活動離不開理解活動。高水平的學術翻譯或高創造性翻譯，絕不僅僅是機器式的語詞對譯，還需要對原語言所處的文化系統的整體理解，既需要對著作本身的思想有准確領會，還需要對自己的本土語言和學術有充分的掌握。所以，譯本應該被視為原著作者和翻譯者共同完成的作品，翻譯者在某種意義上是翻譯作品的共同創作者。因此，他提出了建立翻譯學的兩個大方向：一是求助於創造性的想象力﹔二是吸收系統科學和符號學的成果，以辯証法的觀點探討作為反映過程和表現過程的翻譯工作。

　　 梁志學的譯文平實簡練、嚴謹暢達、忠於原作，這在學界是有目共睹的。他所翻譯的作品不僅作為思想研究的文本，而且作為翻譯的典型示范，嘉惠學林之功甚大。

　　2.闡明費希特的知識學體系

　　 20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自由之路——梁志學文選》，該書全面反映了他從事哲學研究半個多世紀，從辯証唯物主義上溯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心得體會，其中對費希特哲學體系的研究可謂其學術與人生的縮影。

　　 費希特哲學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梁志學歷時20年對這個體系進行翻譯和研究，僅《費希特著作選集》就耗時15年。在翻譯的基礎上，梁志學對費希特哲學進行了系統梳理。費希特的自由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是關於“自我”的學說，而以“自我設定自我”為初始命題的知識學，是推導費希特整個哲學體系的公理。在認識論上，費希特反對康德設定的物自體，用作為本原行動的自我擺脫康德自在之物的束縛，確立起主體和自我意識對客體和實體的絕對自由。

　　 費希特知識學是從三條基本原理出發的。第一原理是“自我設定自我”，它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是無條件的，即A=A，其內容決定其形式，其形式決定其內容。用日常語言可以表述為：我等於我，我就是我。這條原理中的動詞“設定”“等於”或“是”是一種活動，這種活動被他稱為“本原行動”，就是“自我”本身。也就是說，自我就是行動，就是要“成為”什麼、要“是”什麼，因而就是自我創造的自由。第二原理是“自我設定非我”，它在形式上是無條件的，在內容上則是有條件的，受到絕對第一原理的制約，即－A≠A。“非我”即一切不是我的東西。“自我”必須設定這一切“非我”的東西，即設定“自我”為一個受到“非我”限制的“自我”，“自我”的主動性受到“非我”的被動性的制約，造成“自我”與“非我”的互相限定。通過對“非我”的規定、克服和超越，“自我”才能使“自我”展開、擴充、形成為“自我”。所以“非我”既是“自我”需要克服的，也是“自我”實現自己不可或缺的。第三原理是“自我與非我的統一”，或者表達為“自我在自身之內設定一個可分割的非我，以與可分割的自我相對立”。它在形式上是有條件的，受到絕對第一原理的制約，在內容上則是無條件的。可見知識學的推演是本原行動或自我的逐步展開，從第一個步驟到第二個步驟是分化活動，從第二個步驟到第三個步驟是整合活動，三者體現了正題、反題與合題。由此，知識學原理作為理論系統構成一個由命題組成的自我封閉的圓圈。正是費希特第一次清晰明確地表達了正反合這種辯証模式。自我設定自我，自我設定非我，自我設定自我與非我相統一，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最終要達到第三原理，那就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絕對自由的自我。

　　 費希特的知識學體系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兩個部分，前者的對象是理論理性，而后者的對象則是實踐理性，理論理性是實踐理性的前提，實踐理性卻高於理論理性。理論是為行動做准備的。費希特的“自我”不僅在認識著自由，也在行動中追求著自由。“自我”通過克服“非我”的行動而作用於“非我”、改造“非我”，因而必然要進入到倫理、道德、歷史、法權等領域，通過改造這些領域使自由成為現實。費希特希望建立一個能實現和保護自由的理性王國。個人為了獲得自由，首先得認識到自我是有限理性存在者，而他者則是作為自由地合乎目的的非我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理性存在者之間必須彼此承認地交往，即過社會生活，因此自我必須給他人以自由。給他人自由就得對自己有所限定。這樣的相互限定和制約不僅是理性的和道德的，更是實在的和法治的，目標是為了確立平等協作關系。共同體的維護不是依靠神學和國家的威權，而是所有人都得遵守和承認法權規律。法權規律的基礎和根源是“人的理性和經驗的自然法權”。這樣，聲稱絕對天理和神意，壓迫和不平等地對待臣民的整個封建制度都被費希特宣布為違反自然和理性的。

　　 梁志學在翻譯與研究之間來回穿梭、不斷往復、互融互動，以翻譯加深研究，以研究促進翻譯。通過三部研究費希特的專著，以及《〈自由的體系——費希特哲學讀本〉導言》《從全球化看費希特的歷史哲學》等文章，他深刻地闡明了費希特不僅僅是德國唯心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的一個中間環節，其思想也自成體系，具有獨立地位。

　　3.探索馬克思對費希特思想的批判繼承

　　 恩格斯在188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道：“德國資產階級的學究們已經把關於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及其創立的辯証法的記憶淹沒在一種無聊的折中主義的泥沼裡，這甚至使我們不得不援引現代自然科學來証明辯証法在現實中已得到証實，而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以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而感到驕傲。”雖然恩格斯明言德國社會主義者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尤其是辯証法，但是讀遍馬克思的著作，卻基本未見有直接引用費希特的文字，而在零星幾處直接指認費希特的語句中又多為批評之辭。所以如何看待馬克思對費希特思想的批判繼承便成為一個棘手的課題。學界或者因其似乎不得其門而入而避之不談，或者基於對費希特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解，徑直斷言馬克思不會有所取於費希特思想。

　　 闡明馬克思對費希特思想有隱微的批判繼承，是梁志學“從康德到黑格爾”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梁志學對此課題的研究也有其獨特的方法，即“從評述費希特的哲學體系著手，說明他的哪些論點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留下了痕跡，或他們兩者有何一致之處”。這就不僅需要對費希特和馬克思兩人的整體思想都有透辟徹底的理解，而且還要有強大而敏銳的思想穿透力，能夠超越文字和概念表面上的是非同異，直探思想的本質。通過對馬克思直接指認費希特各處文本的考察，梁志學揭示出馬克思哲學思想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對費希特《自然法權基礎》中的演繹方法以及他的自然法權學說、政治學說、自我意識學說等，都有批判的繼承。隨后，他描述了費希特的知識學體系，並在厘清馬克思如何繼承黑格爾的思辨方法以構造經濟學理論系統之基礎上，間接地勾勒其所受到的費希特古典功利化方法的影響。在方法論上，費希特將近代自然科學的古典功利化方法運用於哲學領域。馬克思雖然不同意黑格爾的“理念”與費希特的“自我”兩說，但在理性演繹的方法上仍有部分借鑒。而且，馬克思所強調的“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即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可謂直承黑格爾，然而它的源頭卻在費希特。最后，梁志學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之靈魂的辯証法，其根源也是在費希特。美國學者湯姆·洛克莫爾在《費希特、馬克思與德國哲學傳統》中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大部分源於費希特的理論視域，並進一步運用了費希特的術語表述方式。”他的看法跟梁志學的是基本一致的。

　　 除了方法論的比較外，梁志學還指明費希特的法權哲學、道德哲學、宗教哲學和自然哲學，均與馬克思哲學思想有親緣關系。在法權哲學領域，費希特闡述了“勞動”是人類生活的首要條件，社會中的一切成員都有勞動的義務和權利。“不勞動者不得食”，從而支配社會成員的經濟關系應當是一種平等的互相取予﹔在合理的經濟契約關系背后，應有合理的政治契約作為保障。這些觀點裡已經蘊含有后來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洞見，也有著許多社會主義的成分。在道德哲學領域，費希特認為因為它僅僅涉及精神世界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律，所以身處學術界的學者應該堅持獨立思考，反對權威的獨斷和權力的壓迫，維護道德准則和實踐行動的公開性，做到言行一致。這與馬克思激烈地批判當時的普魯士政府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壓制，堪稱意氣相投。在宗教哲學領域，費希特持守康德的理性宗教哲學之立場，直陳“外化是宗教的真正本原”，后來費爾巴哈進一步論証“上帝”實質上是人通過自己的本質的異化而創造的，這些觀點都被馬克思消化吸收。在自然哲學領域，費希特大力弘揚科學對於人實現其本質的積極意義，指出“人類的整個發展直接取決於科學的發展”，這與馬克思堅稱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依賴科學的充分發展等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梁志學基於深厚的學養，將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與馬克思的思想貫通起來，對馬克思批判繼承費希特思想的痕跡進行了具體細致的剖析，並將費希特到馬克思之間的思想視為通向后者的“中介”。他為學界展開了一幅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壯麗圖景，特別是他勾畫的費希特與馬克思哲學思想之間批判繼承關系的諸多線索，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論域。

　　4.論述學者的使命

　　 1980年，梁志學與夫人沈真合作翻譯了費希特的《論學者的使命》，兩年后又翻譯出版了《人的使命》。1984年，商務印書館將這兩本譯著結集作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之一出版，現已重印8次，而且還有珍藏本（2009）、分科本（2011）和120年紀念版·分科本（2017）等多種版本。此書不斷被重印，可見對中國學術界影響之深遠。

　　 費希特不僅教育民眾，而且也教育學者這個肩負特殊使命的階層。費希特把知識分為三種：第一種知識是根據純粹理性原則提出的，因而是哲學的﹔第二種知識部分地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因而是歷史哲學的﹔第三種知識是純粹歷史的。這三種知識的結合構成了所謂的學問。誰獻身於獲得這些知識，誰就叫作學者。獲得所有這些知識的目的是借助這些知識，保障人類的全部天資得到同等而持續的發展。由此，就產生了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視人類的一般實際發展進程，並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

　　 所有的人都應有真理感，但僅僅有真理感還不夠，還必須予以闡明、檢驗和澄清，而這正是學者的任務。學者不僅看到眼前，同時也看到將來﹔他不僅立足當下，也思考人類應該去往哪裡。學者的使命是為社會服務，因為他是學者，所以他比任何一個階層都更能真正通過社會而存在，並為社會而存在。因此，學者特別擔負著這樣一個職責：優先地、充分地發展他本身的社會才能、敏感性和傳授技能。學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應當比其他階層走在前面。由於擺在學者面前的目標往往是遙遠的，他應該達到的那個崇高境界通常僅僅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所以“學者有理由成為最謙虛的人”。學者影響著社會，而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是自由的，所以學者隻能用知識和道德影響社會。學者應當成為他那個時代最有道德的人，他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

　　 關於人的使命，費希特說：“人的最終和最高目標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人的使命並不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但是，人能夠而且應該日益接近這個目標﹔因此，無限地接近這個目標，就是他作為人的真正使命。……完善就是人不能達到的最高目標﹔但無限完善是人的使命。”

　　 費希特有關學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的這些精辟論述，切中要害，發人深省。

　　 費希特不僅是一位擅長理論思辨的哲學家，而且是知行合一、身體力行的行動哲學家。他在德意志民族處於外敵入侵、國家四分五裂的時刻，勇敢地站出來捍衛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號召民眾起來反抗拿破侖的入侵，實踐了自己的行動哲學。易言之，費希特不僅用“言教”，而且用他的生命實踐著“身教”，作出提高人類道德風尚的引導和示范。他多次發表公開演講，最著名的就是十四場《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他身處其中的柏林，由於普魯士政府尚未付清戰爭賠款，還駐扎著法國軍隊。他反對拿破侖、喚醒德意志民族的演講是冒著生命危險，在法國軍隊眼皮底下進行的。梁志學對此評論道：“這種在民族存亡之際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的行動，真正表現了一位為真理而奮斗不息的德國古典哲學家的社會責任感。”費希特的系列演講以走世界文明大道的普遍性與熱愛祖國的特殊性的辯証統一為前提，主張民族的復興當以改革教育入手，提倡教育興國，啟發民眾，培養新人。他說：“合乎理性的國家不能靠弄虛作假的做法，用手頭現有的材料建立起來，相反地，要建立起這樣的國家，一個民族首先必須獲得文化素養，教育水准必須得到提高。一個民族隻有依靠腳踏實地的工作，首先解決了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教育課題，然后才能解決建立完善的國家的課題。”梁志學概括說，費希特希望德意志民族復興的根本就在於要建立起一種本身純粹、高尚和偉大的精神。正是在德意志民族率先建立起一個按照理性，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社會關系的新世界的意義上，這個民族才能夠成為世界的再生者和重建者。

　　 同時，梁志學也提醒人們注意，費希特主張教育新人不僅僅是要復興德意志民族，而且也要做世界主義者。因為培養建立理性王國的新人“這項工作在內容上擁有的精神並不是狹隘的和排外的，而是普遍的和屬於世界公民的”。關於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關系，費希特說：“任何一個世界主義者都會借助於民族給他設置的限制，勢必成為愛國主義者﹔任何一個在自己的民族中是極其有力、極其活躍的愛國主義者的人，也是極其活躍的世界公民，因為一切民族文明的最終目的都在於這種文明傳遍全人類。”費希特把愛國主義和世界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了。他反對借助世界主義之名而把自己民族的意願強加給其他民族。梁志學說：“堅定不移地走人類文明的康庄大道，既熱愛自己的祖國，又堅持世界大同的理想，既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又反對列強的霸權主義，這才是《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這部世界名著的真諦。”他強調，中華民族要走世界文明大道，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可以從費希特的演講中獲取理論資源的。

　　 梁志學生前曾向后輩們自我調侃，稱自己是“土包子干洋活”。梁志學來自山西農村，小時候還做過兒童團員。他說自己沒有留過洋，不是外文專業，是個“土包子”，但他干的是“洋活”，以翻譯和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為終生志趣。梁志學“干洋活”並非偶然或隨意，他的治學精神、使命感和方法論是與當代中國以及他所關注的這個時代面臨的思想困境息息相關的。他選擇德國古典哲學，旨在培養理性精神，傳播自由思想，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們要繼承和發展梁先生的哲學研究事業，踵其事而增華﹔緬懷其人，追慕並內化梁先生的高風亮節。

　　 （作者：陳霞、羅啟權，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暨南大學文學院哲學研究所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