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行為下的家國情懷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國貨運動是歷史學、經濟學、廣告學、新聞傳媒與文學等眾多學科聚焦的對象，既有從宏觀視角對國貨運動展開整體研究，以不同區域為考察點探析其流變，又有透過廣告、女性化妝品、國貨商標等細微處剖析國貨運動推進過程的特點及蘊含的愛國主義精神，等等。本文則以消費行為為視角，從催生國貨運動的歷史因素、改變市民消費行為的舉措、民眾消費行為的轉變等層面，重新審視20世紀30年代的國貨運動，以期勾勒全貌，揭示參與者的家國情懷。

多重歷史因素催生的國貨運動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既有戰爭與災荒的侵擾以及內部局勢的動蕩，又遭受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呈現下行頹勢。西方各國為應對自身的經濟恐慌，紛紛把目光轉向了東方，憑借近代不平等條約體系的特權，大量外國商品充斥市場，致使國貨嚴重滯銷。原本風雨飄搖的民族工商業面臨破產倒閉，東南沿海地區作為經濟發達之域，亦無法幸免。九一八事變后，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實業救國思潮的推動與穩固政治的迫切需求等因素交互作用，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的國貨運動。近代中國國貨工業的演變經歷了萌芽時期、充分發展時期、凋敝時期、推進時期、新生活時期等五個階段（王性堯：《民元以來我國之國貨工業》，《民國經濟史：銀行周報三十周紀念刊》，1948年，第249頁）。事實上，中國近代工業化肇始於洋務運動，初期重點創辦軍用工業，爾后關乎民生的紡紗、面粉、繅絲、制油、造紙等民用企業相繼創建，中國近代國貨工業初具規模。然而，中國近代國貨工業外受種種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內受政治社會紛擾之影響，其發展遭遇層層阻力。創辦初期，除紡織及面粉行業稍有成就外，其他各業，進步極為滯緩。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諸國忙於戰爭，無暇東顧，我國民族工業得以快速發展，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引發的抵制日貨運動，使國貨工業進入了黃金時期。然而，一戰結束后，西方各國工業品卷土重來，國貨工業進入了低迷衰落時期。20世紀30年代，為挽救民族危亡，並拯救民族工業於水火之中，國貨運動再度升溫。

此外，中國進出口貿易發展緩慢，長期處於入超狀態。1912年至1946年的35年間，除1941年為出超外，其余34年均為入超。貿易逆差傷及國家經濟命脈，引起了各界關注，如何扭轉失衡的進出口貿易局面？時人有兩種選擇，一是治本方法，振興實業﹔二是治標方法，提倡國貨運動。二者若能齊頭並進，相輔相成，成效必然顯著。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外局勢的動蕩影響著實業救國與國貨運動的推進。民眾對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由於國貨難以滿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洋貨的流入，於是“提倡國貨，改良國貨，足以應全國的需要，且可以使國民使用國貨，養成久遠的習慣……這種運動實在是扶危救亡，救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工作”（德征：《國貨運動》，《星期評論·上海民國日報附刊》1929年第3卷第23期，第1頁）。如何在洋貨充斥市場的情況下，改變城市民眾的消費取向，使之熱衷於選購國貨，形成長久的消費潮流，讓消費帶動生產，為中國民族工商業提供成長的契機，進而躋身國際市場，實現國強民富，這是當時各界需要共同攻克的難題，亦是家國情懷的彰顯。

改變市民消費行為的多元舉措

國貨運動關涉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領域，備受民國政客、工商團體、新聞媒體與知識分子等關注。他們從各自的角度，積極提倡國貨，採取多種措施宣傳國貨、推銷國貨，使民眾樂於選購國貨，形成集生產、銷售於一體的國貨經營模式，進而改變民眾鐘情於洋貨的消費行為，振興民族經濟。

近代以來，西方諸國將大量洋貨推銷到中國市場，由於一些洋貨物美價廉，普通民眾從家庭開支與商品實用性出發，自然傾向於選購洋貨。與此同時，既缺乏海關關稅保護，又遭受國內不同地區的稅收盤剝，民族工業自然停滯不前。鑒於此，各地紛紛採取多種措施力圖改變這一局面，主要有：取締不平等條約，實現關稅自主﹔舉辦國貨展覽會，振興民族工商業﹔宣傳選用國貨的重要性與使用洋貨的消極影響﹔要求商店銷售國貨與禁售洋貨等。如，時任湖南省教育廳股長的熊茂生於1933年提出了積極與消極並存的倡導國貨的方法。認為“務使各國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一律取消，然后實現關稅保護政策，以抵制洋貨的輸入，同時又要次第開採礦產，振興工業，方能制造出品，以代替洋貨而應需求”，此為積極的方法﹔而“努力向民間宣傳使用洋貨的危險——利權外溢經濟破產等——務使全國民眾，將鄙視國貨的心理轉移到洋貨上去，則國人自樂用國貨了”，此為消極的方法。並試圖運用行政權力來推動國貨運動，即除少數無國貨可代而又必需之洋貨外（如各種化學藥品），其余有國貨可替代的，商店一律不得購買，國人一律不得使用，違者課以累進罰金（熊茂生：《提倡國貨運動與提倡國貨》，《協均校刊》1933年第22期，第4~5頁）。

當時的政府、社會組織與個人並未止步於倡導國貨的表層努力，而是竭力提升國貨品質，塑造國貨質量與口碑，使民眾心悅誠服地消費國貨。特別是中華總商會以及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商會通過頒布《國貨陳列組織章程》《上海市商會國貨商場營業員服務須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國貨擴大展覽推銷大會章程》等相關規程，推進國貨運動。同時，商會還創辦專門的國貨商場以滿足商人與民眾的雙重需求。當時，上海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商會國貨商場、上海國貨公司、中國國貨公司、中央國貨大市場與上海國貨便宜商場等五大國貨商場。其中，上海市商會國貨商場是最早建立的國貨商場之一，開業當日營銷額即達8000元之多，民眾踴躍購買綢緞、鞋襪、肥皂、張小泉刀具等國貨商品。為進一步規范國貨市場，國民政府工商部嚴令各省市總商會，國貨商品必須冠以國貨字樣。可見，政府、社會團體與民眾圍繞國貨生產、銷售、消費等展開有效的互動，齊心協力共倡國貨。

作為輿論風向標與引導者的新聞媒體，亦踴躍投入倡導國貨運動中。1937年，民國時期第一份官辦的廣播刊物——《廣播周報》，為了向讀者與聽眾宣傳國貨，專門開辟了無線電問答節目，圍繞國貨訪談展開討論。其目的是使民眾意識到購買國貨與使用國貨的重要性，規勸商人銷售國貨，借助商販個體的表率，達到示范效應。作為流通環節重要一環，商人對於國貨運動的開展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人們消費行為的形成。因此，動員商人群體重點供給國貨，支持國貨運動，顯得尤為重要。此外，民國時期的報館、雜志社與出版社等亦聚焦於國貨運動，編輯出版了《國貨年鑒》《國貨年刊》《國貨運動報》《國貨周報》《婦女國貨年紀念特刊》《浙江省國貨陳列館月刊》《國貨論壇》《國貨月刊（上海）》《國貨月刊（廣州）》《國貨導報》《國貨評論刊》《中華國貨維持會月刊》《國貨與實業》等刊物，登載各種有關國貨運動的文章、評論、條例與統計報告等。如，1930年《自治》報道了湖南民眾提倡國貨運動中，家人間談論國貨運動的對話：家長如何教育引導孩童拒絕食用洋糖。這則新聞既反映了普通百姓已經意識到使用國貨的重要性，又表明當時的報刊以登載個案的形式，積極發揮輿論導向作用，促進國貨運動深入民心。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貨運動浪潮席卷全國各地，成效初顯，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眾讀物的宣傳與引領。這些報刊聚焦於國貨運動的重要性、規范國貨的條例與規則、振興國貨的各類機構與舉措等問題。如：改善獎勵國貨條例、規定國家保護工業種類、設立各種工業原料購買合作社、設立工業研究所等。這些條例與機構的制定和創立，對於國貨運動的開展十分有益。為了鼓勵更多的社會階層加入國貨運動，國民政府特把1933年定為“國貨年”，1934年定為“婦女國貨年”，以賦予年度特定含義的形式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女性之所以被推為國貨運動的主角，主要源於城市女性是洋貨的主體消費群，進口化妝品與服飾是城市女性熱衷的商品，亦是進口商品的大宗，勸其放棄購買洋貨，鼓勵她們採買國貨，以達到振興國貨之目的。1934年被定為“婦女國貨年”后，上海社會中上層群體紛紛走上街頭演說，城市女性以身作則，騎馬游行宣傳消費國貨的意義。此外，還通過舉辦國貨展覽會、創辦國貨刊物、學生救國會、國貨運動促進會等多種方式使普通百姓意識到消費國貨的重要性、國貨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之間的關系，為國貨運動的深入推廣助力。

家國情懷下民眾消費行為的艱難轉變

近代中國，無論是商品質量與價格的吸引，抑或是市民追求社會地位與時尚潮流的需要，洋貨日益成為日常生活之必備品。20世紀30年代國內外嚴峻的局勢催生了國貨運動，以愛國旗號引領人們去改變沿襲已久的消費習慣與行為，其中的挑戰與難度可想而知，亦反映了動蕩時局下國人的愛國情懷。

在政府、媒體與知識分子群體的動員與宣傳下，廣大民眾逐步意識到購買國貨與使用國貨的重大意義，選購國貨的消費行為不僅是單個家庭日常用度的體現，更關系到中國民族工商業的興衰存亡，決定著國家經濟命脈的走向。在前期輿論宣傳、政府主動規劃、各類國貨機構的創辦與不同社會群體積極參與的基礎上，國貨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作為國貨運動主體的普通民眾，其消費習慣與消費行為的轉變尤為顯著。

婦女擔負著家庭購買的責任，關系著國貨的銷售與民族工商業的盛衰。尤其是城市時尚女性與青年女學生使用的服飾、化妝品一度多為洋貨，婦女成了消費洋貨的主體。1933年1月至10月間，化妝品金銀外溢達140萬元（《婦女國貨年的聯想》，《福湘旬刊》1934年第46期，第11頁）。1935年，僅上海一埠輸入的香水脂粉、真假首飾、花邊衣飾等進口量即達163萬余元（《國貨年婦女消費品的大宗入口》，《行健月刊》1935年第6卷第1期，第171頁）。這表明女性消費品的進口額度較高，尤以上海最為突出。在此背景下，“婦女國貨年”受到各界重視。城市女性在政治、經濟、輿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成了倡導國貨的主力軍。例如，上海婦女會為調動婦女選購國貨的積極性，竭力為婦女購買國貨提供便利，特創辦婦女國貨消費合作社，內分糧食、禮品、化妝品等部，一切價格，均較商店低廉，採購手續亦極便利。電影明星亦加入國貨運動，起到示范與帶動作用。被稱為“中國第一代電影皇后”的影星胡蝶，親自前往國貨商場購買國貨，消息被刊登在《玲瓏》《攝影畫報》上，意在借助其明星效應，引導更多民眾支持國貨，改變大眾的消費習慣與行為，特別是引領女性更多地選用國貨產品。

此外，知識分子群體更是國貨運動的支持者與踐行者。例如，1936年，郁達夫在《關於使用國貨》一文中著力倡導消費國貨，他強調：除了外國的書報與必備文具不得不購買洋貨之外，其他飲食起居以及日用品皆選用國貨。民國時期，使用洋貨的主體是城市社會的中上層群體，這類人群消費行為的轉變對國貨運動的發展意義非同尋常。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高倡國貨運動的聲浪中，多數城市富裕家庭購買洋貨的消費行為與習慣，逐漸發生變化，其衣食住行的必備品至少部分由洋貨變為國貨。

綜上所述，20世紀30年代國貨運動不僅聚焦於經濟層面的民生話題，更關涉官方、社會、家庭與個人等多方利益關系，以改變國人消費習慣與行為的努力積極應對民族危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族經濟的興衰。在挽救民族危機的愛國主張下，人們在堅持與放棄的糾葛中，逐漸改變沿襲已久的部分消費習慣，更多地購買與使用國貨。雖然此次國貨運動最終成效有限，但希冀動員民眾支持民族工業、救亡圖存的努力，亦彰顯了時人的愛國情懷。

（作者：譚玉秀、范立君，分別系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