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

　　編者按：日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潘岳履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書記，關於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潘岳曾多有著述，例如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編撰的“中西文明互鑒叢書”第三冊《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一書作序，以長文論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族人民出於文化認同而融合成命運共同體並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歷史，解析了羅馬在日耳曼蠻族入侵后歐洲再未統一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義對我國民族宗教政策誤解之源。特摘發該文，以饗讀者。

　　公元300—600年間，中國與羅馬再次面臨相似的歷史境遇，同時面臨中央政權衰落，同時遭遇周邊族群大規模沖擊。

　　在中國，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紛紛南下，建起了眾多政權。在羅馬，是西哥特、東哥特、汪達爾、勃艮第、法蘭克、倫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個個“蠻族王國”（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歷史軌跡卻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中國五胡十多個政權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鮮卑的北魏統一了整個北方，雖屢經紛爭與分裂，最后還是實現了內部整合，並融合了曾經代表正統的南朝，繼承了秦漢中央集權超大規模國家形態，奠基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歐洲各大蠻族王國幾百年征伐中，盡管有個別王國如法蘭克曾一度實現了西歐基本統一，最有希望繼承西羅馬帝國衣缽。但由於內在分治的邏輯，最終還是分裂成一個個封建國家，全靠“普世教會”作為精神統一的力量勉力維系。

　　這個歷史岔口，再次體現了中國和西方從族群觀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最為關鍵。

　　五胡入華

　　南遷之戰

　　中國與羅馬的命運，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場戰役而改變。

　　經此一戰，北匈奴西遷歐洲，成為后來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羅馬疆界的重要推手﹔南匈奴南下中原，開啟了五胡入華的先聲。

　　2017年，中蒙考古學家發現了班固為漢朝徹底擊敗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銘》。有大漢情結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歡呼“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但真實歷史是，南匈奴單於首先偵測到北匈奴的內部動亂，主動向漢朝建議出兵。竇憲率領的4.6萬騎兵裡，3萬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萬中還有一半是羌人。可以說，是漢朝率領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遷的。

　　這一幕，后世也屢屢重現。國際突厥學者列為始祖文物的《闕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傷抱怨：為什麼回紇要與唐朝合作而圍攻自己，為什麼草原族群總是要遷徙到中原去生活。

　　這是游牧社會不團結嗎？不是。從地理氣候上說，每當草原寒潮來臨時，北方的游牧族群都會向南遷徙。從資源稟賦上說，草原地區所能承載的人口只是農耕地區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須從中原獲取糧食、茶葉、絲麻織品以維持生存和開展貿易。中原對周邊族群強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與更北的族群願意向西發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與中原融合。他們與中原共享著北中國經濟交通網絡，更容易在荒年獲得糧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進行貿易，從而多次形成經濟社會共同體。久而久之，從地理到經濟，從民俗到語言，從文化到制度，1500年后，一個囊括東北亞的政治共同體最終形成。

　　燕然山之戰后，南匈奴深入漢土，在北方邊郡游牧生息。由於漢朝懷柔遠人的政策，他們不繳稅賦，但要接受郡縣制的人口管理。今天在寧夏、青海、內蒙古、陝西、山西發現南匈奴墓地，既有漢式墓穴，又有草原的頭蹄葬，青海還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領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駱鈕銅印，胡漢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后，內遷的還有西北的氐羌、東北的鮮卑、漠北的羯人。三國后期由於中原人口劇減，魏晉不斷“招撫五胡”。百年間，內遷的五胡約數百萬人，其中，匈奴70萬，羌人80萬，氐人100萬，鮮卑250萬。 西晉“八王之亂”后，北方總人口1500萬，漢人隻佔三分之一。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著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 但真實歷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僅軍事佔優勢，人口數量也佔優勢，完全可以按照老習慣“牧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

　　漢化之路

　　漢化之路，由南匈奴開啟。

　　五胡中第一個建立王朝並滅亡西晉的，是南匈奴人劉淵。他是南匈奴羌渠單於之曾孫，因漢匈和親而改為劉姓。作為貴族子弟，劉淵曾在晉朝宮廷中游學，他讀《毛詩》與《尚書》，學《史記》與《漢書》，最愛《左傳》和《孫吳兵法》。他割據山西稱帝，卻並不想恢復匈奴的北方故業，而非要以“漢”為國號統一天下。為此，他自稱是劉邦、劉秀、劉備之后，為了說明“漢代之甥”與“兄亡弟繼”的合法性，他竟將“扶不起的阿斗”劉禪也設個牌位祭拜起來。

　　但劉淵的政權並未延續，被羯人石勒所滅。羯人“高鼻多須”，屬於塞種人，曾依附匈奴為“別部”“雜胡”。石勒的出身與劉淵不同。劉淵是游牧貴族，混跡於宮廷﹔石勒是雇農奴隸，流浪於民間。但石勒也一樣喜愛漢文化。他不識字，卻“雅好文學”，愛聽人給他念《漢書》。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變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沒有成功，統一北方的基業被殘暴的后代敗光。從后趙的廢墟裡，又誕生出了慕容鮮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中第一個統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堅。前秦發家於秦之關中故地，領土一度“東極滄海，西並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但沒幾年，就因倉促伐晉而敗亡。在前秦的“殘軀”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鮮卑的后燕、匈奴赫連的大夏。

　　混戰中，拓跋鮮卑從蒙古草原一路打來，力破群雄，定國號為魏。經過三代人勵精圖治，終於統一北方百余年。北魏隨后分別演變成了北周和北齊，再由北周統一北方並開出了一統天下的隋唐。

　　前秦與北魏，這兩個最接近一統天下的政權，漢化程度最高，漢化態度也最堅決。

　　苻堅生於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馬倥傯的豪雄，卻自小熟讀經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每月親臨太學，考問諸生經義。他的目標，是道德上要不墜“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實踐上要超越“漢之二武”（漢武光武）。他打服西域，卻送回汗血寶馬，要顯得比“為馬打大宛”的漢武更高一籌。他一邊打東晉，一邊在朝廷裡為東晉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興滅繼絕”的周政。他俘虜了慕容鮮卑卻不肯殺，安排慕容暐與慕容垂君臣入朝為官。無數人勸他消除隱患，他卻非要樹立以德服人的榜樣。他剛在淝水戰敗，鮮卑豪杰們果然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苻堅對“仁義”的偏執程度，曾被譏諷成“不肯半渡而擊”的宋襄公。

　　有人說前秦亡於“過於漢化”，但之后的拓跋北魏統一北方后，卻比前秦更加徹底地推行“漢化”。道武帝拓跋珪說“為國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燾大量重用漢人士族，把河西學者遷到首都，鮮卑子弟都得跟著學儒典，“於是人多砥尚，儒學轉興”。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體制性漢化”。他遷都洛陽，仿照兩晉南朝官制﹔命令鮮卑人定門第、改漢姓、說漢語﹔自己帶頭並讓弟弟們和漢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認為，北魏之所以能統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與隋朝之所以能統一全國，是因為他們“改漢俗行漢禮”。不盡然。因為天然習漢俗行漢禮的南朝並沒能統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進行了大一統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漢儒法國家形態。

　　再造一統

　　西晉崩潰后，天災人禍，基層政權完全崩壞。北方遍布“塢堡”，百姓依附強宗豪族聚居起來自我保衛。戰亂導致土地拋荒，一方面流民無地，一方面豪強趁機多搶多佔。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實行均田制改革，將無主荒地收歸國有，並平均分配給貧民耕種。其中，“露田”是要種糧征田賦的，耕農去世后還給國家，再分配給下一批青壯年﹔而“桑田”是種桑麻棗榆之地，不用歸還，可以留給子孫。均田令還規定了如何給老人、小孩、殘疾人、寡婦分田。此后，強者仍強，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從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礎都是均田制。

　　與均田制同時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三長制。針對的是亂世中的豪強割據。豪強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層，通過“宗主”來間接管理，稱為“宗主督護制”。三長制廢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漢式的“編戶齊民”三級基層政權（“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裡長，五裡立一黨長”）。再從百姓中選取鄉官，負責征稅與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長制改革的，是漢人官僚李沖。通過均田制，北魏獲得了充足的編戶、賦役與兵源﹔通過三長制，北魏結束封建式統治，重建了基層政權﹔通過官僚制，北魏恢復中央集權行政體系。比起“著漢衣”、“改禮儀”這些形式，這更是“漢制”的靈魂。在西晉滅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數民族王朝手裡重新恢復了“漢制”。誠如錢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為郡縣一統，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短短30年內，北魏的人口數量與軍隊數量迅速超過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萬，是西晉太康年間的翻倍。漢人農民大量加入北魏軍隊，打破了從前“鮮卑作戰、漢人種田”的分野。

　　當北魏繼承“漢制”的時候，東晉和南朝的“漢制”卻走向僵化。起於東漢的察舉制，產生了四世三公的經學門閥與盤根錯節的官僚豪族，轉到魏晉就發展為門閥政治。由於東晉政權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於是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場景。到東晉南朝時還產生了一個奇觀，雖然北方千萬流民南渡，雖然江南經濟依然繁榮，但“自孫吳至陳亡的六個王朝，在長達300年的時間內，江南戶籍上的戶口幾乎完全沒有増長”。因為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戶成了“私屬”，沒在官府登記，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數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稅賦。門閥政治倡導清談，產生了最優雅的魏晉風度和玄學思辨，社會衰頹與藝術高峰同時發生。

　　陳寅恪、錢穆都認為，之后的隋唐總體上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與南朝禮樂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舊，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創新更符合“漢制”大一統精神。這種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實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編戶（大索貌閱），還開創了科舉制。陳寅恪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注入的與其說是人種，不如說是改革創新精神。

　　北朝對南朝的勝利，不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而是誰更能繼承大一統精神的勝利，是兼採胡漢的“新漢制”對僵化守成的“舊漢制”的勝利。同樣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現實政治能力，因為北朝大考百僚看實績。同樣是經學，北朝重實學，南朝重玄學。同樣是儒生，北朝大量用於朝堂與基層政權，南朝直到晚期才讓寒士當官為將。

　　南朝也並非一無是處，其發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東晉與南朝在大一統的理念上，也從未含糊過。這比東羅馬強，拜佔庭存在1000年，為統一的西征隻有一次半。而東晉南朝272年裡，北伐有10余次。從東晉的祖逖、庾亮、桓溫、謝安，到宋武帝劉裕劉義隆父子、梁武帝蕭衍、陳宣帝陳頊等。雖然都未成功，但誰也不敢宣布放棄。在華夏大地上，任何統治者，誰要放棄了大一統，就等於失去了合法性。

　　漢化與羅馬化

　　五胡族群之所以執著於“漢化”，是因為漢文明之精髓在於長治久安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構建。游牧族群雖具有軍事優勢，但若不是吸取了漢文明的制度經驗，是無法戰勝自詡“正統”的南朝的。“漢制”不是“漢人”的習慣法，而是一種無偏私的理性制度。夷與夏不是看血脈看習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漢人，不去繼承發揚“漢制”精神，也會失去華夏傳人的資格。

　　“漢化”不是“被漢人同化”的意思。西漢初期，沒有“漢人”，隻有“七國之人”。司馬遷寫《史記》時還用七國之人來描繪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漢武帝之后，“漢人”變成了“漢王朝子民”的自稱。因為漢武帝將秦國的法家制度、魯國的儒家思想、齊國的黃老之術與管子經濟、楚國的文化藝術、韓魏的縱橫刑名、燕趙的軍事制度融為一體，形成了“大一統漢制”。從此，認同這種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漢人”。可以說，“漢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構“國族”的最早實踐。這套制度雖由秦漢創造，卻不再專屬於中華世界，成為了東亞古典文明遺產。漢字也不僅是“漢族的文字”，而是東亞古典文明的重要載體。因為建構大一統的經驗教訓都記載於漢文律典與史籍中，不學習就無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動漢化，並非忘記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擁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設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雄心。

　　與“漢化”類似的概念是“羅馬化”。古羅馬制度雖由羅馬人發明，卻成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態。拉丁文已經不是“羅馬人的文字”，而是歐洲古典文明的載體。當諸多日耳曼蠻族王國拋棄了拉丁語口語，當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與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國不同語言后，以拉丁文為載體的古羅馬文明從此淹沒於蠻荒洪流與普世教權之下，直到12世紀初羅馬法才開始復興，直到14、15世紀文藝復興時才重新發現了“人文主義”和“國家理性”。而這個“重新發現”的源頭不在歐洲本土。如果沒有十字軍東征從君士坦丁堡帶回來古希臘古羅馬手稿，如果沒有阿拉伯人翻譯的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歐洲就難以發生文藝復興，也就不會有啟蒙運動。可以說，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沒有像漢文明那樣由周邊族群與本地居民共同傳承，而是從外部“出口轉內銷”找回來的。

　　蠻族入侵

　　一族一地王國

　　蠻族不是突然降臨羅馬的。如同漢人總是將遠方族群稱為“夷狄”一樣，羅馬人也將萊茵河、多瑙河外的異族部落稱為“蠻族”，后來又泛稱為“日耳曼人”。和漢朝一樣，羅馬沿著兩河邊境修筑了一道“日耳曼長城”，與日耳曼諸族勉強相安。而當北匈奴從東邊一路擠壓，在匈人王的“鞭笞”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沖破了這道脆弱的長城。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奪殺戮，佔領了北非和西班牙等產糧區和銀礦區。羅馬帝國的人口、稅基、軍隊不斷衰弱。到420年，西羅馬核心地區隻剩下9萬野戰軍能用於防御。各蠻族紛紛佔地建國，蘇維匯人佔領了西班牙西北部（409年），汪達爾人佔領了北非（439年），勃艮第人佔領了法國東北部（457年），盎格魯—撒克遜人佔據了不列顛（449年）。

　　上述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國，真正建立起“大王國”的，是哥特人與法蘭克人。東西哥特王國佔領了整個南歐（西班牙、意大利與法國南部），法蘭克人則征服了西歐大部。

　　史家統計，參與476年滅亡西羅馬帝國的蠻族，隻有12萬人。后來進佔北非的有8萬汪達爾人，進入高盧的有10萬法蘭克人、阿蘭人、勃艮第人，狄奧多裡克帶到意大利的有30萬東哥特人。由此估計，進入羅馬帝國的蠻族總人口當在75萬到100萬之間。

　　相比之下，兩晉南下的族群人口則有數百萬。考慮到羅馬與西晉人口規模大致相同，進入羅馬的日耳曼族群數量應遠遠低於羅馬人，應比五胡更容易“羅馬化”，羅馬文明應像漢文明那樣在西歐延續下去。但事實卻相反，這些日耳曼王國，除個別短暫“部分羅馬化”外，絕大部分干淨徹底地“去羅馬化”。

　　如哥特人建國，就刻意與被征服的羅馬人分開居住，一般選擇在城外建立城堡。鄉村中聳立的一個個獨立城堡，猶如一座座孤島，成為今日歐洲鄉村城堡風貌的起源。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性不被羅馬人同化，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羅馬文化腐蝕，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在治理上，哥特人實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羅馬人與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蠻族習慣法，羅馬人用羅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軍事，羅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勵哥特人學習羅馬拉丁語與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羅馬人信奉基督教，哥特人信奉基督教“異端”阿裡烏斯派。這些分治的規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國史家佩裡·安德森所說，蠻族建國“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

　　走不通的融合

　　日耳曼諸王國中，唯一一個進行過“部分羅馬化”的特例，是東哥特王狄奧多裡克。他雖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卻是最理解羅馬文明價值的一個蠻族國王。

　　狄奧多裡克是東哥特的王子。如同劉淵一樣，作為人質在東羅馬宮廷中接受教育，對羅馬貴族社會很熟悉。但和劉淵精通《左傳》《尚書》不一樣，他雖然語言交流無礙，卻不喜歡希臘文與拉丁文，為了不簽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個“記號”來刻章。

　　狄奧多裡克拿下西羅馬自立為意大利國王，雖然不讓哥特人與羅馬人混居，但他卻保留了西羅馬的文官制度，羅馬依然由執政官、財務官、國務大臣們管理。他下令羅馬人當官，哥特人當兵。哥特士兵能獲得的唯一好處，是從羅馬鄉村地主們手裡索要了“三分之一”的土地，這是所有蠻族佔領軍中拿地最少的。

　　狄奧多裡克很仁厚，在他治下，羅馬人完全保留著自己的服裝、語言、法律和習俗。甚至對宗教，狄奧多裡克也十分寬容。盡管自己信奉阿裡烏斯教派，但他親自去聖彼得的墓地獻祭。他從未強迫任何一個基督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奧多裡克特別保留了羅馬遺老們的權力。最受重用的大貴族波愛修斯，是奧古斯丁之后最偉大的教會哲學家。他翻譯注解了歐幾裡得的幾何學、畢達哥拉斯的音樂、尼科馬科斯的數學、阿基米德的機械學、托勒密的天文學、柏拉圖的哲學，以及亞裡士多德的邏輯學，被史家稱為“最后一個羅馬人”。

　　狄奧多裡克將朝政托付給波愛修斯，並將波愛修斯兩個年紀很輕的兒子早早封為羅馬執政官。羅馬遺老和哥特新貴常鬧爭端，當羅馬貴族告發狄奧多裡克的親侄子霸佔了羅馬人的產業，他眼睛都不眨立即強令侄子退還。他對羅馬遺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了怨恨，2萬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帶著憤怒的心情維持著和平和紀律”。在狄奧多裡克統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維持著舊日羅馬的風貌，宏偉的城市，優雅的元老，盛大的節日，虔誠的宗教。

　　英國史家吉本說，羅馬人與東哥特人是完全可以進行族群融合的，“哥特人和羅馬人的團結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傳下去，一個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識的士兵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爭勝，而逐漸興起”。說得容易。哥特人與羅馬人的深層矛盾先從宗教開始。狄奧多裡克寬容羅馬教會，但羅馬教會卻不肯寬容猶太教，燒猶太人教堂搶其財產。狄奧多裡克為了一視同仁，懲罰了犯事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因此懷恨在心，紛紛背著他與東羅馬拜佔庭教會頻繁勾結。

　　523年，羅馬元老阿爾比努斯被揭發送信給東羅馬皇帝，請求他推翻哥特王國，讓羅馬人重歸“自由”。這些信件被截獲了，狄奧多裡克大怒，將叛變的元老們抓了起來。此時，波愛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們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無罪，他們也無罪！”他與哥特人雖密切，但關鍵時刻仍選擇站在了羅馬貴族一邊。

　　吉本總結說，哥特再寬容仁愛，也永遠不能得到羅馬人的認同，“即使最溫和形式的哥特王國，也必會使一位羅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無法忍受”、“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卻永遠不能對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寬容”。

　　此時，狄奧多裡克已至暮年。他發現，“他畢生為羅馬人民辛勞付出，得到的卻隻有仇恨﹔他為這種沒有回報的愛而感到憤怒。” 最后，他處死了波愛修斯。故意用一種“最不羅馬”的方式——剝奪了波愛修斯死前為自己的辯護權。波愛修斯刑前身披枷鎖，在塔牢中寫出了《哲學的慰藉》。這本書成為了中世紀學子們的必讀書。處死波愛修斯后，狄奧多裡克精神極度痛苦，很快也病死了，死前呻吟輾轉了三天三夜。

　　狄奧多裡克死后第十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滅異端的熱忱與收復故土的熱望下，對東哥特發動“聖戰”。一方面，拜佔庭教會同聲發布了一項消滅阿裡烏斯派的敕令﹔一方面，查士丁尼用5250公斤黃金主動向波斯求和，穩住東方，騰出手來西征。535年，派出名將貝利撒留進行了20年戰爭，消滅了東哥特王國。

　　羅馬拋棄羅馬

　　重回東羅馬懷抱的西羅馬人，如願以償了嗎？答案出乎意料。

　　當貝利撒留攻打東哥特時，西羅馬的貴族與百姓紛紛裡應外合。貝利撒留正是通過羅馬的貴族主教西爾維裡烏斯的暗地接應，才兵不血刃地進入羅馬城。

　　而西羅馬人對“王師”的熱情卻沒維持多久。由於長期的攻防戰，西羅馬人吃不慣苦，先是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后是為缺少糧食而咒罵東羅馬軍隊。貝利撒留給查士丁尼皇帝寫信說，“雖然目前羅馬人對我們是友好的，但如果他們的困苦處境持續下去，也許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一條更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的道路”。

　　西羅馬人的抱怨，使曾經幫助東羅馬開城門的西爾維裡烏斯主教，竟然計劃再次趁夜開鎖，虛掩城門，幫助哥特人潛回城內襲擊貝利撒留以結束圍城。但陰謀泄露，西爾維裡烏斯被立即流放。貝利撒留從此不再信任西羅馬人，每月兩次更換羅馬城牆15座城門的門鎖，經常換防守城門的羅馬人自衛隊。

　　這“一迎一拒”的轉變，前后僅4個月。

　　拋棄拜佔庭的，不光是貴族，還有平民。許多西羅馬農民和奴隸重新加入了舊主哥特的部隊﹔許多沒有拿到薪水的蠻族雇佣軍也加入了哥特軍隊，一齊向“解放者”進攻。

　　西羅馬人既不忠誠於東哥特，也不忠誠於東羅馬。他們隻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誰也別來管。正如學者赫爾穆特·海米茨指出，“對西部行省的很多羅馬人來說，‘羅馬的滅亡’並不是一場災難。事實上，地方精英與蠻族、羅馬軍閥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間，在更小的權力單元上形成了一種合作關系”。

　　西羅馬人反對東羅馬人也有理由，因為拜佔庭毫不考慮當地的民生，隻想著收稅。戰后意大利北部已化為一片廢墟，經濟退化，人口銳減﹔接替貝利撒留的將軍納爾西斯卻建立了軍政府，實行了15年的掠奪性稅收。拜佔庭稅吏號稱“亞歷山大剪刀”，因為每筆稅款中的十二分之一都可以合法據為己有，這激起了稅吏們搜刮殆盡的狂熱動力。私人從國家稅收中抽取提成的“包稅制”，是從馬其頓帝國到羅馬的一貫惡政，拜佔庭又將其變成國家行為。同時，拜佔庭沒有恢復羅馬治理體系，延續千年的羅馬元老院就此終結。

　　身為蠻族的狄奧多裡克還苦心維系羅馬體制，身為羅馬人的拜佔庭卻將其一掃而光。歐洲史家認為，如果沒有哥特戰爭，羅馬古典文明不會這麼快消失而進入中世紀。這就要怪驕傲的羅馬貴族內心深處永遠不會接受“蠻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羅馬。

　　東哥特之后的蠻族，從此再不刻意“羅馬化”。他們干脆拋棄了羅馬的政治制度，徹底走自己的路。羅馬的生活習俗僅順著慣性在歐洲局部地區延續了一個多世紀。

　　中華選擇中華

　　與狄奧多裡克、波愛修斯君臣關系非常相似的，中國有兩對人物。一對是前秦的苻堅與王猛，一對是北魏的拓跋燾與崔浩。

　　先說第一對。苻堅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則是“北方淪陷區”首屈一指的名士。當時東晉也一度北伐，大將軍桓溫打進了關中，天下名士對他期許甚高。王猛見了他，雙方互摸了下底。桓溫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王猛拒絕了。拒絕的第一個原因是桓溫並不真正想搞“大一統”。王猛對他說，你和長安近在咫尺，卻不渡過灞水，大家已知道你並沒有統一天下之真心。

　　王猛選擇了苻堅。因為苻堅立志大一統。他一個氐族人，一生不論順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他還未消化好長安的鮮卑貴族，偏要冒險南伐東晉，他說，“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隻有“統一”才能使他夠得到“天命”。苻堅身為百戰豪杰，並非不知風險，只是“大一統”的最終志向是不計較個人成敗的。這和諸葛亮的“王業不偏安”是一個道理。東晉明明有能力，卻從未全心全意地北伐。苻堅雖大敗於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使命而論，南北相比，高下立判。

　　王猛拒絕桓溫的第二個原因，是東晉為政之道與王猛的理想不一樣。東晉太講究門閥政治，王猛的理想是儒法並行的漢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強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滯，顯賢才，勸課農桑，教以廉恥”。

　　東晉按門第任官，而苻堅卻從下層選拔精英，號稱“多士”。東晉“天下戶口半數入門閥”，而苻堅直通基層，親自或遣使巡查漢人百姓和“戎夷種落”。東晉搞玄學，為政講風雅。而苻堅禁老庄、圖讖之學，找的是“學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漢人的東晉更符合王猛對於“漢制”的理解。“漢”在王猛這類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統種族，而是制度理想。中華世界裡的族群，無論胡漢，都不像羅馬世界中那樣以“血統”或“宗教”作為劃分族群的依據。狄奧多裡克若生於中國，會有無數胡漢豪杰輔佐他爭正統。

　　再說第二對。拓跋燾是鮮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漢人世族子弟，在北魏歷仕三朝，博覽經史百家，精通玄象陰陽，又長於計謀，自比張良。一方面，崔浩為拓跋燾出謀劃策，驅逐柔然，蕩平大夏，消滅北燕，完成了北中國的大統一。另一方面，崔浩推動拓跋燾進行“文治”改革。廢止軍事貴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復文官制度的尚書省，並置秘書省﹔整頓基層政權，考課地方吏治﹔三次更訂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條文。崔浩還力主鮮卑精英與漢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燾言聽計從，大規模征召漢人名士數百人進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燾無比寵信崔浩，親臨他的府第問計軍國大事，命樂工為他譜曲頌功。鮮卑貴族對太武帝“偏聽”崔浩極其不滿，甚至發生過匈奴貴族與鮮卑貴族共謀的未遂政變。

　　與波愛修斯一樣，崔浩也因牽扯到族群意識而不得善終。他在主修北魏史時，書錄了鮮卑人部落時代的“收繼婚”等舊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時鮮卑人已接受了中原的倫理觀，且自稱炎黃后裔，對於這種“揭丑”非常憤怒。又正趕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鮮卑貴族紛紛狀告崔浩侮辱先人，還傳聞崔浩密謀投宋——因為崔浩家族太龐大，其本族和姻親都有別支在南朝。拓跋燾盛怒下將清河崔氏滅族。此時，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備受戮辱。

　　漢人與鮮卑的融合會因為崔浩之獄而驟然中止嗎？鮮卑人和漢人的故事，偏與哥特和羅馬不同。

　　與羅馬貴族屢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滅門后各個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當孝文帝即位后，清河崔氏復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復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尤其崔鴻，收羅各種殘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國春秋》100卷，記錄了五胡各政權史實。

　　與哥特因羅馬人背叛而急速去羅馬化不同，崔浩案沒有使拓跋燾“因人廢事”，他依然命令鮮卑貴族子弟學習儒學。崔浩雖死，其政猶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漢化改革推向頂峰。漢人與鮮卑人都沒以個人榮辱來構建政治，他們對歷史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法蘭克的疏離

　　當哥特人消失在歐洲舞台后，命運之神降臨法蘭克。

　　法蘭克是“蠻族遷徙”中唯一算不上“大遷徙”的族群。他們長期生活在比利時海岸與萊茵河沿岸，隻不過是從世居之地稍稍南下。與東哥特佔據意大利大致同時，法蘭克佔據羅馬高盧行省，創立墨洛溫王朝，在6世紀大致統一了今日法國疆域，7世紀中期改朝換代為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歐洲，疆土上接近西羅馬帝國，與拜佔庭並立於世。

　　為什麼東哥特人被羅馬人消滅而法蘭克人卻能夠發展壯大？主要原因是法蘭克王克洛維改宗了羅馬基督教。克洛維以殘酷聞名，他剛參加完宗教大會，就能親手用斧頭直劈人頭。但就因為他改了宗，而狄奧多裡克死不肯改，基督教會龐大勢力便不遺余力地支持了他。

　　除了同信基督教，法蘭克與羅馬文明可沒多少共同之處。

　　羅馬皇帝的短發上戴著桂冠，法蘭克國王始終留著蠻族標志的長發，被稱為“長發的國王”。

　　羅馬是城市文明，擁有凱旋門和宮殿，但法蘭克國王們喜歡住在農庄，四周建有畜舍飼養著牛和雞，奴隸生產的糧食和酒還可以出售。羅馬是中央財政稅收，法蘭克王室是“私人庄宅”經濟。

　　羅馬律法雖然內外有別，但至少在形式上維持了羅馬公民的內部平等。但法蘭克習慣法實行等級制。《薩利克法典》嚴正宣稱法蘭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盧羅馬人值錢。殺死一個法蘭克普通人賠償200蘇，而高盧普通人賠50~100蘇就夠了。這種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差別，轉化成了法蘭克人與高盧人之間的族群差別，進而轉化為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階級差別。法國大革命前，貴族學者布蘭維埃利還論証說，法蘭西貴族是征服了高盧的法蘭克后裔，理應繼承祖先的特權，而法國第三等級是高盧羅馬人的后裔，理應被統治，沒有資格要求政治權利。

　　羅馬法講究証據，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蠻族法採用簡便的裁定法與神意判決，如火裁法、水裁法。証據不足時就靠“決斗”，文弱的羅馬人常因打不過高大的法蘭克人而放棄起訴。這種不講道理講拳頭的蠻族習慣，日后竟被很多人尊為貴族騎士精神。

　　西羅馬中上層擁有精密的財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時官吏達4萬人。法蘭克徹底拋棄了官僚制而實施了封建採邑制。採邑是指國王把土地封賞給臣屬，形成封君與封臣以土地和軍役為紐帶的效忠關系。最初土地不能世襲，但年深日久，土地被強大的貴族變為世襲財產，形成了歐洲中世紀國王、大中小領主層層分封制。領主在採邑內享有行政司法、軍事財政權力，生殺予奪集於一身，儼然獨立王國。孟德斯鳩說，查理·馬特實行釆邑制度改革之后，國家被分割成眾多的釆邑，也就沒有執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沒有向地方派遣專門官吏巡視與監督司法和政治事項的必要了。

　　法蘭克在統一戰爭中兼並的其他蠻族王國，並不像羅馬那樣建設行省，收歸中央管理﹔而是封給貴族與教會，維持領主自治。所謂國王，就是最大的地主。法蘭克幾代國王死后都將國土均分諸子。王權地方化，遍地是國王。日耳曼諸族之后，是斯拉夫諸族大規模侵入東歐，后者與前者的建國方式、制度選擇如出一轍。羅馬后的歐洲再未統一過。理解這段歷史，才會理解歐洲未來政治的演變。

　　封建政治與文官政治

　　羅馬帝國的制度遺產近在眼前，法蘭克為何偏要選擇封建制？

　　羅馬法體系和官僚制度都記載於拉丁文的法典和史書，但日耳曼領袖們不讓族人學習羅馬文化，因而無法掌握這些歷史經驗。如哥特的男童隻能學母語而不能學拉丁文，誰學就要挨罵。

　　日耳曼族內語言直到8世紀之前尚未形成書面文字。由於拒絕學習希臘羅馬文字，中世紀早期的300年中（從公元476—800年）的日耳曼諸族普遍不能書寫。求知欲強的查理曼大帝會說蹩腳的拉丁語，但依然不會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竟然都不會寫字。與中國宋太祖同期的奧托大帝30歲才開始識文斷字，與宋仁宗同時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書信，歐洲絕大多數封建貴族都是文盲。

　　不能書寫，就無法處理復雜的文書，就無法建立文官系統，就無法運行精密的羅馬法律。如史家布洛赫所言，“雖然大多數領主和眾多大貴族（名義上）都是行政官和法官：但作為行政官，他們卻無力親自研究一份報告或一張賬單﹔作為法官，他們的判決則是用法庭聽不懂的語言記載”。無法運行官僚制度進行管理，就隻能搞簡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對龐大國土的管理能力。當時能培養知識精英的，隻有修道院和教會學校。諸侯們不得不依靠領地上的教士搞行政。查理曼大帝就任用主教充當外交官和巡閱，他的絕大多數敕令、公告與訓誡都出自英格蘭修士阿爾琴之手。幾個世紀裡，法蘭克諸王的大臣職位都由教會人員居首。教士們不僅是精神世界的詮釋者，還成了行政權力的掌握者。

　　這和羅馬帝國的政教關系不同。“羅馬教皇”是由羅馬皇帝的敕令確定的（445年），總體上皇權高於教權。但在法蘭克王國，教會與王權共治天下。教會不僅全面參政，還成為大領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稅企圖。法蘭克人對於行政權力的讓渡，成為日后“普世教會”崛起的基礎。本來，日耳曼傳統中也有珍貴的遺產，如代議民主制就產生於他們的軍事民主制而不是產生於羅馬官僚制，但他們未能嫁接好羅馬制度，導致數百年宗教壟斷。

　　有學者說，日耳曼人選擇自治和封建，乃是出於“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鳩就認為，日耳曼諸族天性喜歡“分居”和“獨立”的生活方式。“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被沼澤、河泊、森林所分割……這些部族是喜歡分居的。……當這些部族分開的時候，它們全都是自由、獨立的﹔當它們混合的時候，它們仍然是獨立的。各族共有一個國家﹔但又各有自己的政府﹔領土是共同的﹔部族是各異的”。因此，日耳曼各王國獨立分散，不追求彼此融合，形成了多中心格局。

　　而中國的五胡同樣是草原與森林游牧民族﹔同樣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樣熱愛自由﹔同樣受制於游牧社會的天然“分散性”。但五胡卻並沒有回到更適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線，而是主動恢復了多族群一體的中央集權官僚制。五胡的政權，是多族群政權，從來不是一族一國。五胡的政權，是多族群官僚政治，從來不用宗教代理。五胡君主們大都篤信佛教，但他們做政治決策時，從不需要以佛教為判斷依據，也不需要佛教動員基層，他們有著發達的文官系統與運用官僚制度的能力。北魏佛風極盛，著名的佛教石窟都鑿就於此朝。寺院以萬計，僧人以百萬計，佔有大量寺戶廟產，和法蘭克教會一樣是大地主。但北朝君主沒有被宗教捆綁，反而出手關閉寺廟，收回田產，將人口重新納入編戶。

　　分割世界與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聖羅馬皇帝”的加冕。法蘭克帝國因為這一加冕變成“羅馬”了嗎？歐洲學界爭論了幾百年。史家們不得不承認，法蘭克對“羅馬繼承者”半心半意。查理曼曾說，他並不喜歡羅馬皇帝的稱號，假如早知道教皇想加冕，他就不會進入聖彼得教堂。查理曼稱帝后仍保留了“法蘭克王和倫巴第王”的頭銜，在806年著名的《分國詔書》中甚至沒提“羅馬皇帝”。

　　法蘭克人並不仰慕羅馬。961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一世派遣一個倫巴第人主教出使拜佔庭。拜佔庭說他沒資格代表“羅馬人”。主教則答說，在法蘭克說“羅馬人”這個詞是一種侮辱。

　　法蘭克與羅馬分離的意願，最明確地體現在法蘭克的史書中。

　　在羅馬帝國的黃金年代，羅馬編年史是“百川歸海”，雖有不同王國與諸多族群的源流，但最終匯入羅馬世界，“上帝的計劃”在羅馬帝國實現。而在哥特與法蘭克的自行編史中，卻強調本族的獨立來源，把羅馬從歷史中剔除出去，蠻族對西部行省的“武力侵佔”變成了“天然繼承”。這種“造史運動”在法蘭克《弗裡德加編年史》中達到頂峰——“羅馬秩序”甚至從未存在過，“羅馬世界”從開端就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國的平行發展，而且最終也沒有匯入羅馬帝國。羅馬人，隻不過是諸多族群中的一個而已。

　　完成這個轉變的工具，就是“種族性”（gens）這一概念。“種族性”增強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認同，以此將日耳曼世界從曾經依附的羅馬秩序中解放出來。“族群分治”成為了日耳曼世界的核心特征。

　　查理曼帝國是由不同的“族群集體”構成的。宮廷史家們將查理曼帝國刻畫為法蘭克人、巴伐利亞人、阿勒曼尼人、圖靈根人、薩克森人、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組成的聯合體，共同之處隻在一個基督教。歐洲的歷史觀由此從“一個羅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而五胡的史觀卻與蠻族史觀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離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

　　在族群認同上，歐洲蠻族史力圖徹底切割本族群與羅馬的關系，尋找自己族群遙遠的始祖神話，証明自己是羅馬世界的“外人”﹔而中國五胡史書都試圖論証部族起源與華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絕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從地緣血緣上自証為炎黃后裔，是華夏的親人。

　　在族群治理上，歐洲蠻族通過法律設置人為區隔，決不實行族群混居。而五胡從來提倡多族群混居。兩漢時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長與漢廷官吏雙重管理，而五胡自己發展出的人口政策，則是更徹底的大遷徙、大融合、大編戶。五胡大規模移民竟達50余次，動輒百萬，且都是在核心區域。北魏更徹底，直接喊出了“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的口號，打破部族酋長制，實行編戶齊民。

　　在世界觀上，歐洲蠻族史觀堅持“種族”身份決定文明身份﹔而中國五胡史觀則強調文明身份不由族群而由德行決定。五胡君主們最愛援引孟子那句“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隻要德行福澤中國，都是中國的聖人”，據此宣稱，“帝業無常，唯德所授”。

　　在統一問題上，歐洲蠻族史觀認為羅馬世界不應當是統一的，應當由多個種族分而治之。中國五胡史觀則認為中華天下應當是統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個族群當道，都把大一統當成政治終極目標。

　　在政統建構上，歐洲蠻族史觀並不熱衷繼承西羅馬帝國遺產，更不去與東羅馬爭奪正統。中國五胡史觀則用各種方法將政權置於中華王朝的正統序列之中，年年與南朝爭正統。

　　經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漢族群最終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隋人與唐人。今日北方中國人，其血脈都是胡漢融合，即便是漢人也是商周時諸夏與周邊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這樣的大融合中，不是誰同化誰，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權旋生旋滅，族群旋起旋落，由於任何族群上台都堅持混居融合政策，“漢人”數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個老問題，漢族血統基因當以哪朝為標准？因為中華民族大規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開始了。

　　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會理解為什麼五胡君主雖然習俗上皆有祖風，但政治楷模卻是漢人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能理解五胡為什麼不肯像法蘭克那樣與羅馬分離，不管是強大還是弱小，非要以“華夷大一統”為理想。

　　如果說古日耳曼人習慣於“自由分居”，那麼中華各族群則始終存有“天下之志”。倫巴第人面對東羅馬皇帝的譏諷時，不過回嘴說，我們不稀罕當羅馬人。可北魏人面對南朝的譏諷時，卻回罵南朝為“島夷”，稱自己才是中華正統。因為北魏不僅據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風易俗之典、禮樂憲章之盛”。

　　這不是一句虛話。從東晉末年劉裕篡位開始，出現了南朝大批知識分子“北奔”的現象。北魏后期把洛陽營造為上百平方公裡的“大城”，如飢似渴地吸納南朝官制、衣冠禮樂、書畫文學，並加以創新。經學上貫通南北的大儒明顯多於南朝。以至於529年，南朝陳慶之打進洛陽后，與北人交游舌戰后嘆息道，南人總以為“長江以北盡是夷狄”，現在才知道“衣冠士族並在中原”。北朝是“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以“北人安可不重？”。不僅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還要在文化上融合創新。五胡這樣的氣概，是歐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與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與漢朝文藝的朴拙簡約相比，隋唐文藝更雄渾博大。北魏北齊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羅藝術、笈多藝術與魏晉風度。隋唐的七部樂、九部樂，既有中原曲調（《清商伎》《文康伎》），也有北朝盛行的異域之樂（《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琵琶本誕生於西域，亦成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亞風和波斯風並沒有被視為“異質”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華族群的熱愛。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還是贏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這樣的“天下之志”，就會把“族群融合”誤解為“族群同化”，就會把“文化融合”誤解為“文化挪用”。如果用歐洲民族主義狹窄范式來思考，就會永遠在族群認同的政治文化裡打轉。

　　中西比較

　　自治與郡縣

　　不同史觀來自於不同文明。中國五胡弘揚了中華文明“合的邏輯”，歐洲蠻族則放大了羅馬文明“分的邏輯”。

　　羅馬帝國雖有上層文官體系，但其本質仍是基層自治。之后的歐洲不管採納何種政體，其國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著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領主自治形態。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從中世紀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國，到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如威尼斯、熱那亞）﹔從按照“小共和國”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國，到歐洲按照“一族一國”模式建立的民族國家。

　　不管什麼時代，歐洲人的制度史觀與價值認同中，基層自治都是核心密碼。從塔西佗發現“蠻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鳩盛贊蠻族獨立分居的性格，從基佐發現起源於盎格魯—撒克遜人地方自治傳統的代議制精神，再到托克維爾考察的支撐美國民主的鄉鎮自治，均如錢穆所言，“翻看一部歐洲史，看他們直從希臘以來，永遠是分崩離析，各自立國，互不合作。雖面對大敵，危機在前，其各地區之不能融和相協，依然如故。……西方歷史看似復雜而實單純，其復雜在外面，而內裡則單純。……西方歷史上之所謂英國人、法國人，隻似一種化學單位。而中國歷史上之中國人，則似化學上一種混合制劑。”

　　與之相比，中國無論建立什麼樣的上層建筑，其國家治理的基礎都是縣鄉兩級基層政權。正如芬納所言，中國是現代形式的官僚機構“發明者”。從秦漢締造大一統中央集權郡縣制國家以來，基層政權建設就被納入中央派遣與管理的文官體系之中。雖然歷史上也曾有極短暫的封建割據，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郡縣制一直是主流。盡管中國留有一點封建制變體，如沒有政治實權的食邑制度，如基層的官紳合作制度，但這些都是有限自治，國家權力早已嵌入社會結構各個細胞之中，不存在歐洲式基層自治。

　　基層自治與基層政權，兩套文明邏輯。

　　從羅馬的眼光看秦漢，會認為中央集權的弱點在於牽一發而動全身，地方性叛亂容易蔓延成全國性暴亂。相比羅馬歷史上發生的叛亂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義），這是基層自治的好處。芬納就認為“威脅漢帝國生存的中國式農民起義，在羅馬卻從未發生過”。

　　從秦漢的眼光看羅馬，會奇怪羅馬之后的歐洲因種族宗教引起的文明沖突竟能綿延千年。4至6世紀，打了6次拜佔庭與波斯戰爭﹔7到11世紀，打了400年阿拉伯與拜佔庭戰爭﹔8到15世紀，打了800年西班牙基督教與穆斯林的戰爭﹔10到13世紀，進行了9次十字軍東征﹔13到15世紀，打了拜佔庭抗擊奧斯曼戰爭、蘇格蘭抗英戰爭﹔1455年到1485年，爆發了全歐洲都卷入的30年宗教戰爭，幾乎沒有一個世紀是民族與宗教真正和解的。可以說，在“文治”方面，中華文明領先於整個古代世界。即便認為“羅馬自治”更優越的芬納，也不得不承認“漢帝國不同於其他國家與帝國（特別是羅馬），它蔑視軍事榮耀。它是一個衷心地反對軍國主義的帝國。它的特點在於‘教化’，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文’。這種宗教上的寬容以及對文明教化的倡導構成了帝國的光榮理想”。

　　西方社會喜歡生存於“小共同體”裡，從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國再到美國鄉村自治，最終演化成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至上。中國社會也有各種“小共同體”，例如家族、三老、鄉紳和各種民間社團，但總還去追求一個“大共同體”，即“家國天下”。

　　西方諸多學者，如唐寧、查爾斯·蒂利、麥克尼爾和邁克爾·曼等都自信滿滿地認為，西方中世紀的分與亂，反而帶來了進步。因為發生在前現代歐洲的一系列戰爭打出了歐洲的常備軍，打出了歐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與工業資本主義。 這種低烈度的、持續數百年的、很難把彼此一次性消滅的局部戰爭，使得戰敗的一方可以不斷總結經驗，推動了技術的積累性發展。封建社會的分裂性與階級性有利於商業資本的產生，出現商業控制的獨立城市，會更容易走向資本主義。這種封建制、弱國家、多國競爭體系，是近代歐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國太統一，沒有千年的局部戰爭與多元競爭體系﹔中國太集權，沒有世襲貴族和商人控制的自治城市，因而無法產生工業資本主義。因此，“大一統”反成為歷史進步的障礙。但若要問中國人，願不願忍受一千年的“戰國叢林”和“族教沖突”，去換原始資本主義的誕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國春秋時期就是多國競爭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統一六國，漢之所以在“暴秦”輿論下還堅持“承秦制”，正是因為戰國300年的超大規模戰爭讓民間達成了“天下共苦戰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識。中國不是沒經歷這個階段，而是經歷過並拋棄了這個階段。所謂的“常備軍”與“理性官僚體制”，中國秦漢時就有了，比歐洲早1800年。對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真正考驗，是在維系大一統的基礎上，如何能同時實現秩序與自由，如何能同時兼具“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制度之美，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義更高的標准。

　　華夏與內亞

　　西方中心主義者們常以羅馬與法蘭克為樣本來理解其他文明。如法蘭克的“復合性君權”，說查理曼大帝“法蘭克王與倫巴德王”的族長身份是主要的，而羅馬皇帝身份是第二位的。查理曼帝國是多民族的聯合體。隻要皇帝下詔，就可以分為意大利、法國和德國。某些學者將這種范式轉移到中國。如美國的新清史學者聲稱清朝皇帝也是復合型君權，清朝皇帝身兼滿族人族長、漢族人皇帝、蒙古人的可汗、藏傳佛教文殊菩薩化身等多重身份於一體。中原、東北、蒙古、西藏的統一全靠著皇帝的“多重身份”作為唯一連接，一旦清朝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這完全無視滿蒙藏與中原的治理系統。清朝在東北以變通的方式推行郡縣制，在城市中也很快取消滿漢隔離政策。即便一時是族內治權，最終也過渡到郡縣制，如蒙古的盟旗制和南方的改土歸流。中國胡人族群的君主對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國皇帝而不是族長，象征著統治不分胡漢所有中國人的合法性。

　　西方一些學者還用“文化符號”與“身份認同”來解讀中國歷史。將新疆、西藏、蒙古乃至東三省劃分為“內陸亞洲”（inner Asia），熱衷於從北魏到遼金元清等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權中尋找來自於“內亞”的文化認同，並將其分為“滲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他們根據一些北方族群特有的風俗儀軌來斷定這些王朝的內亞性。如高歡讓北魏皇帝在七人抬舉的“黑氈”上繼位的“代北舊制”﹔如蒙古保留的斡耳朵祭祖與行國、行殿風俗﹔如清朝盛行的薩滿跳神、“立杆大祭”之類的草原祭天儀式。這是沒有搞清“禮俗”與“政道”的區別。中華文明的核心不是禮儀、風俗、藝術和生活習慣，而在於用什麼樣的基本制度來建構政治。來自北方族群的天子，不管是坐在黑氈上即位，還是在郊禮上即位﹔不管帶冠冕還是留辮子﹔不管信薩滿還是信佛道，隻要實行儒法大一統而不是分治天下，隻要運用郡縣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權制，隻要視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就是中國的天子。

　　高歡雖以鮮卑舊禮立新皇，但卻在官制和法律上繼續“漢化”，北齊律最終演化為隋唐律，北齊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規模遠超南朝。

　　西遼耶律大石敗退至中亞和新疆，建立喀喇契丹，稱自己為“葛爾汗”。當時中亞都實行伊克塔分封制。但耶律大石取消了伊克塔，將中原王朝的制度移植過來。在行政上實行中央集權，在直轄領地實行文官制（沙黑納制度），將兵權收歸中央，將漢字作為官方文字。稅收隻向每戶征收一個“第納爾”，巴托爾德認為這就是中國的什一稅。因為西遼的緣故，俄羅斯和中亞至今還以“契丹”（Китай）指稱中國。

　　元朝是中央集權政制，中央置中書省總理政務，地方設行中書省。文化上雖然各宗教並舉，但政治上仍以儒法治國。其他三大蒙古汗國都是分封制，而忽必烈自1271年取《易經》“大哉乾元”改國號為“大元”后，就蛻變為中原王朝。元朝歷代皇帝無不學儒尊孔，官僚漢制隨之建立，用上了尊號、廟號、謚號等漢式名稱，輔以都城、宮闕、朝儀、印璽、避諱等漢式典制。

　　清代的政治建構更不用說了，所有理論資源與制度安排都來自於中華文明。

　　草原族群建立的王朝那些風俗儀式不能說明什麼。改變國家性質主要看治理體系。查理曼接受了“神聖羅馬”加冕，也沒有讓加洛林王朝變成“羅馬”，因為法蘭克的治理體系不是羅馬。相反，清朝剃發易服，理所當然也還是中國，因為它的治理體系就是中國。

　　“華夏”與“內亞”，從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前說，夏商周三代之中即有“內亞”。陝西石峁遺址出土了有很強歐亞草原風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風格影響的青銅器。甘肅禮縣的秦公大墓顯示，秦人族群中混合著大量羌人和氐人。向后說，號稱“最后一個漢人王朝”的明朝，實際蘊含著大量蒙古遺風。朱元璋詔書的語言風格就是元代的硬譯公牘文體。明代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薩和轉輪聖王、伊斯蘭教庇護者幾種身份，甚至連“明代漢服”也有元風。

　　2015年西漢海昏侯（廢帝劉賀）墓出土了大量受匈奴文化影響的黃金陪葬與扭身羊紋飾的錯金青銅馬飾﹔2019年蒙古國高勒毛都匈奴王墓出土的鎏金銀龍卻是經典的“西漢之龍”形態。長城外的引弓之民與長城內的冠帶之室，究竟是純然陌生的他者，還是共享文明的近親？

　　用種族、宗教、風俗、神話去劃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習慣。因為在他們的歷史中，現代文官體制出現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會的傳統。近年西方強化“文化符號”和“身份政治”，給自己也帶來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后果。福山反思說，“民主社會正斷裂為按照日益狹窄的身份劃分的碎片，這條路隻會導致國家崩潰，以失敗告終”。他呼吁一種“信條式國家身份”的國族認同，“這種認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個人特征、生活經驗、歷史紐帶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圍繞核心價值和信念建立的。這種觀念的目的在於鼓勵公民認同於他們國家的根本理念，並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識地融合新成員”。

　　夷夏之辨與中華無外

　　夷夏之辨，千載不休，至今仍引發“何為中國”的討論。很多辯論者隻搬出史書上的“隻言片語”來爭吵，沒有顧及歷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來自《春秋公羊傳》“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北狄”是指導致齊桓公第一次尊王攘夷的“白狄”，“南夷”是指楚國。可到了戰國，特別是到了秦漢，曾經的“華”與“夷”都變成了“編戶齊民”，天下皆行王法，沒有族群之別。

　　第二次“華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稱夷狄就是為爭一個正統。到了唐朝，“華夷之辨”弱化了。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朝廷內外全是各族精英。之后的“安史之亂”是藩鎮坐大而非民族問題。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經濟文化達到巔峰，卻無力統一。面對遼金和西夏的軍事強勢，宋朝隻好自我固化來區分高低，真宗自導自演了天書封禪，士大夫也高揚“華夷之辨”。實則遼、夏、金全都吸收了漢文明，南北全都說同一種話。到了元朝，“華夷之辨”又淡了下來。所謂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爭議。

　　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復漢為號召，而一旦立國便立即承認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揚天下一統，“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將忽必烈列入歷代帝王廟與三皇五帝、兩漢唐宋開國之君一同祭祀。只是在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后，明朝自尊心大受挫傷，才將忽必烈撤出廟外。

　　第五次高峰是“明清易代”。自從康熙拜孔子后，歷屆清帝都徹底推行了漢文明。“華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別以文化制度論。隻要接受中華道統、法統、政統就可以得到天命，因為天下無外。“華夷之辨”的強弱，取決於國家的統與分。凡是分裂之世，各個族群都在“互稱夷狄”﹔凡是統一王朝，當政者都致力於消融“華夷之辨”。

　　羅馬也曾如此。

　　羅馬帝國鼎盛時的哲學是“世界主義”。4世紀之前，羅馬史家們對蠻族不乏稱贊之辭，如塔西佗就稱贊日耳曼人民主、尚武、天性純朴等“優良的風俗習慣”。羅馬帝國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擁有“蠻族血統”，如馬克西米努斯、菲利普、克勞狄二世。帝國多位名將也出生於蠻族，如蓋依納斯、索爾、巴庫裡烏斯、埃提烏斯與奧維達，甚至連抵抗西哥特入侵的羅馬名將斯提裡科還是汪達爾人。4世紀以后，帝國分裂，羅馬人充滿怨恨。6世紀有史家罵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國衰亡的禍首，原因就是引進大量蠻族。而蠻族人也開始論証“英雄自有來處”。如狄奧多裡克在晚年被波愛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宮廷史家寫作《哥特人史》，強調自己的家族連續17代的輝煌歷史。

　　每個文明的內部，都有共同性和差異性。當共同體分裂時，各個政治中心為了劃定邊界、鞏固自我，都勢必夸大差異，貶低共同，直至變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語言、記憶、信仰，隻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競爭，必然產生這一悲劇。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統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礎。政治一體越鞏固，多元文化反可以盡情伸張個性﹔政治一體越脆弱，多元文化越會彼此互搏而最終消亡。一體與多元，並非此消彼長而是同弱同強。不理解一體與多元的辯証關系，就會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亂了自己。

　　結篇

　　母體的回歸

　　一體與多元的概念，曾糾葛於上世紀中國兩大學者。

　　第一個是顧頡剛。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一批剛猛的激進者，顧頡剛算一號。1923年，這位30歲的蘇州青年，猛烈抨擊三皇五帝，認為上古史是儒家一層層“壘造”而成。他主張用實証的方法審查一切，誰要想証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須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証據。他用社會學、考古學方法在古籍間相互對照，“敢於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這個運動發展到極致，就是“夏禹是條虫”。胡適對此大加贊揚，“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運用這種方法，顧頡剛提出要否定“民族出於一元”、“地域向來一統”。他認為，古代“只是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嘗要求統一”！“疑古論”一出，思想界地動山搖，瓦解了歷史，就瓦解了“中國認同”。但顧頡剛不以為意。在他的眼裡，隻有這樣一種全新的方法，才能將腐朽的2000年知識譜系予以再造。他和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們一樣，都奮力於創造一個嶄新的中國。

　　然而，最早質疑中國上古史的，不是顧頡剛，是二戰前的日本東洋史學家們。20世紀初，這些史家們以東方民族的眼光敘述東亞文明的興衰、民族間的此消彼長與邦國興亡。其代表人物白鳥庫吉用實証史學方法提出，堯舜禹並不真正存在，不過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來就受乾嘉考據精神影響的顧頡剛深深服膺白鳥庫吉，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但這批所謂的東洋史大師一面搞學術創新，一面卻發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種族解構中國”的理論，如“漢地十八省”論、“長城以北非中國”論、“滿蒙藏回非中國”論，“中國無國境論”、“清朝非國家論”、“異民族征服乃幸福論”等。這成為今天美國“新清史”觀的前身，也是李登輝等獨派們的依據。東洋史大師們還認為，魏晉南北朝以后，“古漢人”已然衰敗，而滿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隻有日本，集合了北方民族勇武精神與南方漢人精致文化的優點，是拯救東亞文明之弊的“文明終點”。而日本文化是在中國文化刺激下成長起來的子系統，具有承接中華文明的資格，中華文明的中心將轉移到日本。

　　顧頡剛們警醒了。面對“九一八”的戰火硝煙，曾經傾心於東洋史學的他，終於明白了學術與政治的關系。

　　1938年，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繼續挑動泰語和緬語族的獨立，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動，終於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論。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寫下了《中華民族是一個》。他反對使用“民族”來界定國內各族群，建議改用“文化團體”，因為“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隻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實際上，顧頡剛在這裡提出了“國族”的概念，即“同屬一個政府統治下的人民”屬於同一的國族，即中華民族。

　　他拿自己的出身舉例，“我姓顧，是江南的舊族，想來總沒有人不承認我是中國人或漢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時還是斷發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時住在閩浙的海邊，不與中國通，實在算不得中國人。自從我們的祖先東甌王心向漢朝，請求漢武帝把他的人民遷到江淮之間……我們再不能說我們是‘越民族’而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了”。

　　一貫認為“三代續統”是后儒編造的顧頡剛，開始論証商周之轉化，“連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了。他並不想說‘你們是周民族，我們是商民族，我們應當記著周公東征的舊恨’﹔他卻愛慕周公到極度，常常夢見周公。”“試想這都是何等的氣度，那裡存著絲毫窄隘的種族觀念”！

　　《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后，引起了一場著名討論，質疑者是一個更年輕的人類學與民族學學者費孝通。他時年29歲，和顧頡剛是蘇州老鄉，剛從英國留學歸來。

　　費孝通認為“民族”是根據文化、語言、體質的分歧而形成的團體，是科學概念。中國國內確存在不同的民族，這是客觀事實，不必為了謀求政治上的統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擔心敵人使用“民族”概念與喊出“民族自決”來分化中國。他強調，“文化、語言、體質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屬於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都不必是一個文化、語言團體”，因為民國的現實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國歷史上也有多個政權分立的時期。

　　聽到這些，顧頡剛雖纏綿病榻，卻如“骨鯁在喉”，又爬起來寫了《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反駁說，中華民族的“國族性”是足夠強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隻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點，人民就會自發結束分化局面。如果“長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則中國早就支離破碎而不成為一個民族了。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著罷，到日軍退出中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見一見東北四省和其他淪陷區的人民是怎樣的給我們一個好例子了”！

　　對於前輩的病怒，費孝通沉默了，沒有再做回答。“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還是多個”，成為一樁沒有結論的公案。

　　41年后，顧頡剛去世（1980年），時年87歲。又過了8年（1988年），78歲的費孝通發表了題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長篇演講。他承認存在“中華民族”這樣一個自在實體。他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又過了5年，費孝通回到蘇州老家參加顧頡剛紀念會，第一次對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應——“后來我明白了顧先生是基於愛國熱情，針對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又在內蒙古煽動分裂，所以義憤填胸，極力反對利用‘民族’來分裂我國的侵略行為。他的政治立場我是完全擁護的”。

　　有批評者認為，費孝通的“多元一體”理論不過是在“一個”與“多個”之間找了一種折衷的、彌合的“政治性說法”。但費孝通認為，根本問題在於，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無法來描述“中國的民族”的。“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抄襲西方現存的概念來講中國的事實。民族是屬於歷史范疇的概念。中國民族的實質取決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如果硬套西方有關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說”。

　　費孝通還對自己晚年的轉變解釋說，“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時，突然意識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體這個秩序嗎？而他在中國成功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蘇聯那種分裂局面，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

　　顧頡剛與費孝通的糾結，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來改造中國的知識傳統，卻發現西方經驗無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獨立於政治的西方學術，又發現西方的學術從來離不開政治。最后，他們都回歸到中華文明母體。

　　他人的視角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喪失了政治與文化話語權，“歷史中國”都是由西洋和東洋來書寫。兄弟手足對彼此的認知，都是由外來學術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漢族主義觀點認為“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則認為“滿蒙回藏非中國”。這都是當年“東洋史”的遺毒。

　　比如，有些史家試圖用“意識形態”來對標西洋史。當西方說“大一統”是專制原罪時，他們就將“專制”歸罪於元清兩朝。說漢唐宋本來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專制”，離西方不算遠，結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觀念”改造成了“野蠻專制”，明朝的高度集權是元朝軍事制度的殘余，中國沒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被清朝斷了萌芽。得出如此結論，是因為他們沒深入研究中國未能誕生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

　　比如，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自由傳統”沒有發展出所謂的民主制度時，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証，“農耕文明”代表專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國早在13世紀就有了一個商業與律法之上的社會形態。他們沒弄清，所謂“自由精神”的殊榮隻屬於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從不屬於東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鳩筆下，同樣是征服，哥特人傳播的是“自由”，而韃靼（蒙古）人傳播的是“專制”（《論法的精神》）。在黑格爾筆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體東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歷史哲學》）。

　　這些紛爭與攻訐，都來自於我們總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卻也經常受制於國際政治的裹挾。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

　　中華文明並非沒有過“種族”觀念，但另有一股更強大的“天下”精神將其超越。隋朝大隱士王通，教出了初唐幾乎整個將相集團。他身為漢人，卻說中國之正統，不在漢人之南朝，而在鮮卑之孝文帝。因為孝文帝“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此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與蒙古族信奉佛教，無論藏傳漢傳，都有“消除分別心”的教義。中國穆斯林“伊儒匯通”傳統中也有“西域聖人之道同於中國聖人之道。其立教本於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綱常倫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之訓導。這種打破族群壁壘的天下精神，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一部中華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歷史。

　　中華民族融合中還充滿著深沉情感。寫於晚明的蒙古《黃金史》中說，永樂皇帝是元順帝的遺腹子，通過靖難之役讓明朝皇統又秘密回到了元朝，直到滿人入關才結束“元的天命”﹔寫於明初的《漢藏史集》中說，元朝是“蒙古人執掌了漢地大唐之朝政”，宋末帝（蠻子合尊）並沒有在崖山投海，而是前往西藏修習佛法，成為薩思迦派的高僧，最后轉世為一位漢僧叫朱元璋，奪取了蒙古皇位，還生了一個面貌酷似蒙古人的兒子叫朱棣。用“輪回”與“因果”把宋元明三朝編排成“互為前生后世”，這不是正史，而是宗教野史傳說，是當時的人們對大中華你我互有的朴素共識，是不同族群表達“命運共同體”情感的不同方式。這些情感，是僅憑外來理論描述中國的人難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產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實的構建。最終，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

　　自己的故事

　　中國東晉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權、人物、事件太多太雜，一看就亂，一亂就煩，是一段最難寫清的歷史。而中華民族重新塑造與中華文明轉型升級的密碼，恰恰蘊藏在這300年中。如果沒耐心走進去看看、轉轉、站站，就難以找到自己的出處。

　　拿“三國演義”作例。這部書幾百年來被人說爛了編爛了，無數版本無數遺跡。不愛史的年輕人以為，中國歷史就這一部區區“三國”。實則“三國”也就60年，且是中國歷史最落后的時段。中國人口在明朝晚期玉米土豆沒引進來之前，一直是2000萬到6000萬間，可三國時人口竟降到1000萬，書中那些動輒幾十萬大軍之戰全是演義。除了曹氏父子文治武功外，三國豈能與之后300年壯闊史詩相提並論。在那300年中，出現過好幾次更大規模的“三國鼎立”。其中的政治局面之復雜，君臣將帥之智勇，兵員規模之宏大，歷史影響之劇烈，更非“三國演義”能比擬。

　　一是東晉據江南，與匈奴劉氏漢趙、羯人石氏后趙三國鼎立﹔二是東晉與鮮卑慕容前燕、氐人前秦三國鼎立﹔三是東晉與羌人姚氏后秦、鮮卑慕容后燕三國鼎立﹔四是劉宋據江南，與匈奴赫連大夏、鮮卑拓跋北魏三國鼎立﹔五是齊梁據江南，與東魏、西魏三國鼎立﹔六是陳朝據江南，與高氏北齊、宇文氏北周三國鼎立。這裡面改變歷史的英雄故事數不勝數。有聞雞起舞、中流擊楫的劉琨與祖逖﹔有石勒與漢人軍師張賓的“鄴城對”﹔有前燕、前秦與東晉北伐爭雄的幾場大戰﹔有王猛作為“苻堅之管仲”、慕容恪作為“前燕之霍光”、劉裕作為“司馬德宗之曹操” 等幾大英雄之大智大勇﹔有苻堅率百萬大軍渡江的氣勢（中國古代百萬規模渡江唯此一例）及被殺前的從容﹔有崔浩如此功勛而被冤殺時幾十個衛兵向他撒尿的慘景。最具戲劇性的風雲際會，是26歲的宇文泰扮做使臣，偷窺37歲正值巔峰的高歡那一幕。此時高歡霸業已成大半，宇文泰暗自思量，如高歡是真英雄就束手歸降，如與我不分伯仲就再打到底。朝堂上，一邊是宇文泰審視高歡半天后決意不降而飛速西返，一邊是高歡看這使臣“小兒眼目異”而心有所感，發兵狂追不及。這一幕決定了歷史。高歡成北齊之祖，宇文泰成北周之祖，雙方10年5場大戰，涌現出一大批名將，如高敖曹、竇泰、王思政、韋孝寬等。跟著宇文泰的那批關隴將帥中，楊忠的兒子楊堅成了隋朝開國皇帝，李虎的孫子李淵成了唐朝開國皇帝，獨孤信長女是北周明帝皇后，七女是隋帝皇后與楊廣之母，四女是李淵之母李世民之祖母。而高歡這邊的大將在他生前皆已凋謝，死后剩下一個隻服他而不服其子的跛子侯景，僅帶殘兵八千南下，竟將少年英武老年佞佛的梁武帝活活餓死，傾覆了梁朝。

　　除了“帝王將相”的故事，還有“文人墨客”的故事。南朝的《子夜歌》，北朝的《木蘭辭》，鮑照的邊塞詩，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共同孕育出唐詩。江淹的恨別二賦被李白反復摹寫，庾信的《哀江南賦》被杜甫終生吟誦。王國維把“六朝之駢語”視為楚辭漢賦與唐詩宋詞之間的“一代文學”。 更不用說蕭統的《昭明文選》是中國最早的詩文總集，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理論集大成，鐘嶸的《詩品》是中國第一部詩學專著。

　　還有戰火頻仍中的佛教中國化故事。五胡入華大亂之際，西域胡僧佛圖澄被石勒、石虎奉為國師，他用異能方術與因果學說不斷勸二石效“王者”行“德化”。后趙滅亡后，佛圖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陽，首次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打破“沙門不敬王者”的教條。苻堅為了迎取道安而出兵攻佔襄陽，道安到長安后向苻堅推薦從未謀面的龜茲高僧鳩摩羅什。苻堅為鳩摩羅什打下西域，但大軍剛將他接到半路，前秦滅亡，16年后后秦將他迎到長安當國師時，推薦他的道安早已圓寂。鳩摩羅什不忘東行初心，譯經數百卷，為大乘中觀佛學與中國古典哲學相通奠定基礎。南北政權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從未中斷，道安的大弟子慧遠南下廬山東林寺傳法，慧遠弟子道生又北上長安向鳩摩羅什求學。與此同時，建康的幾大名僧亦很活躍。其中，法顯從北朝長安越蔥嶺到印度取經，再經南洋海路回歸南朝建康，歷30國15年，一部佛國游記竟成南亞諸國史料的考據。不僅南北，自苻堅打通西域后，中印僧人你來我往，達摩也因此將禪宗帶到中國。佛教各大學派主要在這300年中創立，經過多番曲折，他們初步理順了佛教與政權的關系，從此確立了“政主教從”﹔初步理順了佛教與父母的關系，從此因果與孝悌沒有矛盾﹔初步理順了佛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為日后禪學與理學的發展開啟先聲。

　　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重要的故事還是中華民族胡漢一家的故事。看了這300年就明白了什麼叫中華民族，什麼叫中華文明，什麼是自己的身份認同與精神世界。希望中國年輕人多看看，希望文化人多看看，也希望西方人多看看。300年裡的故事時而驚心動魄毛發俱張，時而凝神深思激越蒼涼。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大家都聽過哼過。有誰知道它竟誕生於一片刀山血海的戰場之中？高歡與宇文泰打了10年，敗多勝少，最后一戰在河東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黃河嗚咽，霜風肅殺。高歡20萬大軍連攻50日，死傷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無敵的高歡眼見得此生再也滅不了宇文泰，再也統不了天下，隻能下令撤軍。走時匆促，7萬陣亡將士尸體來不及安葬，隻好聚填在一個大坑中。返回晉陽后，他強撐病體穩定軍心，命將軍斛律金領唱“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鮮卑語的唱詞繞梁不絕，周圍將帥臣僚全體合唱。想著10年間戰死的數十萬將士，看著自己一頭白發萬裡河川，高歡潸然淚下。此歌由此流傳。與此同時，西邊的宇文泰恢復了周禮所載的黃鐘大呂與雅樂正音，還依周禮設置了六官與六學。30年后，北周滅了北齊，開出了隋唐。

　　高歡是鮮卑化的漢人，宇文泰是漢化的匈奴人，他們都是這300年中華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國人，他們打仗都不是為了族群利益而是為了統一天下。對這些，如果中國年輕人不去體悟堅守，如果西方年輕人不去了解理會，中西方文明就總隔著一層紙而說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誰關心它的來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