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圍繞貫徹落實黨中央提出的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戰略任務，對“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作出總體性規劃。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一重要論斷，為推動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解釋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的需要。在現實中，部分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用西方的知識體系解釋不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兩大奇跡”。西方人針對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二十幾年經濟的高速增長，由於用西方的經濟學或者知識體系解釋不了這種增長，某些西方人對西方的知識體系深信不疑，認為西方的知識體系不會出問題，出了問題的隻能是中國的現實，因此，他們不斷炮制“中國崩潰論”。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1998、2001年前后、2008年前后、2015年等等，此種言論不絕於耳，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現實，也讓西方社會輪番出現的“中國崩潰論”一再落空。可見，西方的知識體系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和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建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從而用我們自主的知識體系，科學解釋和說明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中國奇跡、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

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需要。百年變局和全球疫情疊加，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從國際格局來看，中國崛起是一大變量，既是自變量也是因變量，“東升西降”是趨勢，國際格局發展態勢對我國有利。從國內來看，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標定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時代坐標，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就要構建“強起來”的話語體系。面對世界之問、時代之問，西方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存在失語或“無語”的狀況﹔面對中國之問、人民之問，也亟待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隻有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才能“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

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打破西方知識體系壟斷，解構西方“話語中心主義”的需要。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按照現代的語言看是一種分類學的方法，最早是“六藝”，后來衍化成了“經史子集”，不是分科，而是分類，這個分類本身還保持了它的整體性。而西方的知識體系是分科，西方歷來就有分科的傳統。例如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把它的知識體系分成“哲學、物理學、神學、詩學”等等，在這樣的基礎上，近代以來建立了嚴格的分科制度，就是我們現在分布在中國各個高校裡面的這種學科，越分越細。[1]由於中西方知識體系不同，因此，到了近代，當中國開始接受西方知識體系的時候，就帶來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比如，人們常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古代是否有哲學”，20世紀90年代，中國哲學界曾經有一場關於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爭論，討論的一個重要議題，即“中國哲學”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能否以西方哲學的方法和范式來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問題。當人們認為中國沒有哲學或者不承認“中國哲學”，認為中國頂多隻有“思想”的時候，可以說這些學者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中心論、黑格爾主義的影響，從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國現有知識體系主體性的內容來源於西方。因此，不打破西方知識體系的壟斷，我們就不能夠自主地設置議題，擺脫不了西方“看著蘋果（西方）來論述橘子（中國）”（鄭永年語）的困境。

如何才能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我們要善於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基於此，就要融通三大資源，“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態，如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我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生態、外交、國防、黨建等領域形成的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和成果。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內容，也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增量。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首要的原則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貫徹始終。就此而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靈魂”，也是中國知識體系與西方知識體系的本質區別。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正確處理好與中國古代知識體系的關系。中國古代知識體系來源於對中國古人的實踐和中國古代文明的反應，形成於5000年中華文明的具體實踐過程，其精華就表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語言習慣、文化傳統、思想概念、情感認同的集中體現，凝聚著中華民族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的道德規范、思想品格和價值取向，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具體來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如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啟迪，為治國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事方法，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美學追求，儉約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滋養了中華民族獨特豐富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人文學術，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道德規范，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尚，體現著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准，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此外，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於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等。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因此，在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過程中，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實現中國古代知識體系向現代知識體系轉化的重要方式。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正確處理好與現有的西方知識體系的關系。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世界文明多種多樣，對人類現代文明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是歐洲文明。現有的西方知識體系建立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工業革命和哲學革命等基礎上，其核心構成了西方“現代性”。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一個包羅萬象的現代范式仍出現於社會，其開始或許是15世紀，它強有力地延續到19世紀末，其建構圍繞機械論的隱喻、決定論邏輯、批判理性、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理想、對普遍真理與價值的追求、建構統一的和綜合的知識模式之企圖、還有對進步與指向一種人類解放狀態的歷史運動之樂觀主義信念。通過一系列的革命——地理的（殖民主義）、知識的（文藝復興、現代科學與啟蒙運動）、經濟的（資本主義）、政治的（資產階級民主）、技術的（工業革命）與藝術的（現代主義）——牛頓、康德及馬克思的世界從根本上不同於但丁、阿奎那與奧古斯丁的前現代世界。”[2]這些就形成了今天流行於全世界的以西方現代性為基礎和本質的（西方的）哲學理論、經濟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社會學理論、法學理論、歷史學理論、文學理論等等。所以我們現在的知識體系，大都是奠定在西方現代化基礎上的。這種基於西方現代性而形成的知識體系，是以西方實踐和西方文明為基礎的，面對的是西方境況，解決的是西方問題，處理的是西方事務，因此必然具有局限性。我們在面對西方強勢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時，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批判精神，這是馬克思主義最可貴的精神品質。”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正確處理好與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關系。這種關系，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用中國哲學的范疇來分析，中國知識體系是‘體’，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則是‘用’。體立則用明，無其體則無其用。無無用之體，無其用則體亦弗顯。”[3]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其基礎和前提。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強調的是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中最重要的部分或核心，是一種成體系的中國知識。沒有這種自主的知識體系，就很難推動構建起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

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不是簡單延續中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模板，不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知識體系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知識體系的翻版，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知識體系的理論創新與發展。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實際上是對中國現代性本質的表達和揭示，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闡釋，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表征，這必然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繼承和超越，也是對西方知識體系的批判繼承和超越。

參考文獻：

[1] 參見王立勝：《中國知識體系，現代化多源性中的中國實踐和理論》，文匯網，http://www.whb.cn/zhuzhan/jtxw/20220329/457545.html，2022年3月29日

[2] 參見[美]斯蒂芬•貝斯特，道格拉斯•科爾納：《后現代轉向》，陳剛等譯，南京大學出版，2002年版，第20頁

[3] 參見高瑞泉：《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是一項重要歷史任務》，《光明日報》，2020年7月31日，第11版

（作者系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二級教授，遼寧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