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現代化歷史過程的道路之辨

人民論壇網訊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我們已經從實踐上有力回擊了“現代化即西方化”的謬論，但是，從理論上深入闡明現代化的道路分野，我國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社會主義現代化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現實優越性，還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講席教授、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侯惠勤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刊發署名文章《人類現代化歷史過程的道路之辨》，全文如下：

內容提要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已經成功開拓，但它是否可以復制、是否引領時代潮流，仍待說清。現代化為什麼不是西方化，仍是一個需要在理論上闡明的問題。人類現代化的歷史始於資本主義而成於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它注定被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取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歷史必然性，中國在把握時代、引領時代、跨進世界歷史的同時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必須運用唯物史觀掌握現代化理論的話語權，跨越西方以單一的“啟蒙精神”、普世的“世界祛魅”為個人主義正名的語言陷阱。

現代化是當代人類歷史發展的潮流，這似乎是普遍的共識。但現代化有無目標之異、道路之別，則爭論不休。最重要的觀點是兩種：在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看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是現代化的“普世模式”﹔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現代化始於資本主義而成於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兩種對立的觀點，源自兩種對立的歷史觀：西方自由主義認為現代化是個人“解放”基礎上的私有化經濟、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法治、投票民主下的政體和利己個人主義價值觀組成的一體化社會。因此，資本主義是現代化的唯一“樣板”。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現代化是生產力社會化、全球化基礎上人類社會的一體化過程，包括階級、國家和私有制的消亡，各民族和文明的互學互鑒、交融發展，全面交往下實現人的自由個性等。因此，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終將超越資本主義，匯入共產主義前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開拓，雄辯地証明了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科學性、真理性。

現代化的道路分野是當今意識形態斗爭的焦點之一。抹殺道路之爭的意義，鼓吹現代化是一個沒有道路分野、沒有主義之辨的普世過程，是西方意識形態及其追隨者的立場。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選擇和斗爭是個可笑的偽命題，因為現代化過程中出現諸如貧富分化等問題並非資本主義獨有，“發生這種過程的兩個主要原因在於技術和人口，而不是社會和政治原因”，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因而也就必定是一個“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的過程，不存在“姓社姓資”的斗爭。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我們已經從實踐上有力回擊了“現代化即西方化”的謬論，徹底粉碎了把我國現代化引入所謂“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的“西化”圖謀。但是，從理論上深入闡明現代化的道路分野，我國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社會主義現代化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現實優越性，還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一、現代化為什麼必然始於資本主義而又超越資本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類歷史是由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運動推動的，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切社會形態產生的根源。因此，“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在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但還很不充分的階段，階級的劃分及私有制的確立、三大差別的存在及社會對立、人的片面發展和道德的波動等，有助於積累財富、改進技術、拓展交往、積澱文明成果，因而是這一歷史階段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常態，也是黑格爾所說的“惡”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但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個較高的階段，階級社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發展空間將逐漸耗盡，人類必將開啟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新歷史。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點，是通過現代化的過程具體呈現的，表現為資本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分野和交替。

毫無疑問，生產力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最優化配置，以及人在全面發展基礎上的科技創新力，是生產力最大化的趨勢。資本主義是在私有制形式下能夠最大限度接近生產力這一趨勢的生產方式，它推動了社會化生產力的形成。資本最大限度攫取剩余價值的本性決定了“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資本主義開創的社會化生產力，是人類歷史生產力發展的一個質的飛躍。

資本借以拓展社會化生產力的手段有：用世界市場的力量打破各民族的地域分割，促進生產力要素在全球范圍不斷地進行優化組合﹔用不斷創新的方式解放生產力，從生產工具到流通方式，從管理模式到服務保障，都處於永不停頓的變革中﹔用雇佣勞動的方式解放勞動者，使之成為與資本一樣，可以“自由”流動、“自願”出賣勞動力的獨立個人和交易契約方。正因為如此，資本成為第一個“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成為現代化道路的開創力量。現代化始於資本主義確有其歷史必然性。

資本作為第一種真正的世界性力量，不但無可阻擋地向一切非資本主義經濟領域滲透，消解了傳統的小農經濟，開啟了全球化經濟，而且向一切非資本主義民族區域滲透，推動形成世界性的民族關系。起初，資本的著力點是拓展統一的、具有無限容量的世界市場，通過傾銷商品，把一切國家的經濟活動都卷進了世界市場。“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真正的拓展來自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結合的金融資本的統治。“集中所有的資本和貨幣收入，把成千上萬分散的經濟變成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資本主義經濟，並進而變成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人類歷史因此真正成為了世界歷史。

黑格爾指出：“發展的原則包含一個更廣闊的原則，就是有一個內在的決定、一個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實現自己的假定作為一切發展的基礎。這一個形式上的決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歷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財產和它的實現的場合。”發展的必然性可以合理地推出內在的決定性，因而著眼於歷史必然性的發展就一定包含著內在否定的意義。事物都是自我運動、自我實現同時也是自我否定、自我毀滅的，而且這兩種傾向的推動力是一個。世界社會主義不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是內生於資本主義的對立面，是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歷史過程和現實表現。

實際上，資本主義雖然是一種世界歷史的存在，但它卻是以撕裂社會、撕裂世界的野蠻方式譜寫世界歷史。要跳出資本主義的世界格局，必須借助於另外的世界歷史性力量，這就是現代無產階級及其解放事業共產主義。現代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鍛造出的與資本相對立的又一世界歷史力量。“無產階級隻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隻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共產主義開創了通過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共同富裕的方式實現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世界歷史，因此，被發達資本主義打壓的后發展國家，理所當然地匯入了這一世界歷史的進程。

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不公平、不可持續的現代化。資本主義曾以令人吃驚的魔力呼喚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產力，然而，“資本的發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為生產的界限，從而也越是成為消費的界限，至於使資本成為生產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談了”。資本主義的巨大力量來自其永不停息的擴張，把一切地域和歷史要素卷入自身的發展，從而真正開創了世界歷史。但是，“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這是因為，資本的活力在於剩余價值的生產，為了獲取超額利潤和更多的剩余價值，它必須一方面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盡可能壓縮生產成本，尤其是擠壓可變資本。通過自殺的方式激發自身活力正是資本的對抗本性。

資本在其發展中，必然遇到兩個由自身制造、因而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一是資本的發展需要無限廣大的市場，需要不斷擴大的需求，然而它對於剩余價值的無度攫取又必然造成市場的不斷萎縮。資本主義發展數百年始終無法解決的“兩極分化”，就是這一矛盾的突出表現。二是資本的發展需要不斷的技術創新來支持，而技術創新的基礎在於高素質（包括人文素質）的人，而資本的主導性邏輯恰恰使人物化，資本家成為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遭受物役化，拜物教作為生存方式，等等，使人的異化問題日益嚴重。資本在摧毀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同時，也摧毀了自身發展的創新基礎。因此，資本主義現代化是片面的、丟棄根本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最終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資本主義現代化卻根本顛倒了人的發展和物的增長的關系，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而是片面追求物的增值。這種顛倒性，根源於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中所概括的兩大特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於生產商品，而在於，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佔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佣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資本本質上是生產資本的，但隻有生產剩余價值，它才生產資本。……這是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特殊形式，不過，這種勞動社會生產力是作為與工人相對立的資本的獨立力量，因而直接與工人本身的發展相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正源於此。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一個特征中引申出的“顛倒”，就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顛倒。我們知道，商品之所以能夠交換，就在於它有使用價值，能夠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在於它本質上是勞動產品。因此，使用價值是價值的基礎。可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卻是“為賣而買”。“為賣而買”從客觀上看使生產和消費的脫離成為可能，因而內含了經濟危機的隱患﹔而從主觀上看，則造成了人和物關系的顛倒，商品的為人性質被掩蓋了，呈現出來的是物和物的關系。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引申出的“顛倒”，就是活勞動和死勞動的“顛倒”，或者，是勞動和資本關系的根本“顛倒”。由於“勞動被假設是在工資雇佣勞動的形式上，生產資料被假設是在資本的形式上”，因而不僅資本被當作會自行增值、會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在運行，而且工資雇佣勞動也被最終歸結為社會總資本的一部分而完全遮蔽了其作為剩余價值源泉的存在。這樣，資本主義就確立了以資本逐利為中心的經濟模式，人的發展完全從屬於物的增值，物質財富的無限豐富多彩和人的發展的片面貧乏在所必然。可以說，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它注定被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取代。

二、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必然性

人類社會的發展向世界歷史轉變，不僅造就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世界歷史性力量，而且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現代化道路。現代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匯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潮流則更是歷史的必然。

出路是道路選擇的根本標准。因此，走什麼路不是由主觀願望決定的，而是在具體歷史條件下通過實際行進、看是否走得通而不斷開拓出來的。近代以來，中國一開始不僅沒有排斥資本主義，而且是習慣性地一再追隨資本主義，直到頭破血流、走投無路。原因在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行的全球性擴張，不是人類平等交往的擴大，而是以攫取超額剩余價值為追求的剝削關系的全球化，其結果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全球殖民化。帝國主義宗主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成為了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外的又一基本矛盾。中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拋進了“世界歷史”，不但沒有獲得現代化的新機遇，反而陷入了家破國碎、水深火熱的深淵。

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曾經擁有輝煌的歷史，也由此培植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勤勞刻苦、酷愛和平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然而無可否認，在世界進入近代以來中國是落伍了。在日漸腐朽的封建制度束縛下，不僅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逐漸枯竭，優秀文化傳統也日漸被愚昧、麻木、自大、封閉等落后的國民性遮蓋了。鴉片戰爭的炮火，打醒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喚醒了他們追求真理的學習意識，然而其目光都毫無例外地轉向了西方。“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是，“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跟在西方的后面，始終找不到出路。

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也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反抗精神，從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到辛亥革命，規模空前。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運動的多次奮斗，都失敗了，原因何在？孫中山先生一語道破：“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然而民眾何以“喚起”、“平等待我之民族”在何處？中山先生也未能解決。於是，“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可見，中國不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是因為此路不通。

我們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才弄明白，中國搞資本主義現代化行不通的原因在於，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以后，對於后發展國家，尤其如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大國，已經喪失了自發自然地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歷史機遇。資本主義是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經過資本的原始積累后形成的社會形態。資本的原始積累是通過極其野蠻的方式進行的，因而需要一些歷史條件的支持：如還擁有防止因國內嚴重的階級分化和對抗，可能導致社會無法承受的負面效應從而向國外轉移的空間，以避免國內社會的嚴重撕裂以致崩潰﹔擁有還能承受瘋狂逐利的掠奪性開發的生態環境，不至於出現經濟整體性的毀滅﹔還沒有形成穩固的勢力范圍和依附關系，沒有形成壟斷資本支配的貿易規則和市場控制，因而還留有自發自由競爭的余地﹔等等。這些歷史條件在19世紀末對於非資本主義地區已經不復存在，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自發地走向現代化已無可能。這就是進入20世紀以后世界上再沒有任何國家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條件下自發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原因。而從實踐上看，后發展國家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維艱，就是因為落后和受控使得資本主義國家所經受過的歷時性矛盾擠壓成共時性矛盾集中爆發，使得它們必須面對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各種惡果疊加顯現的局面，獨立自主向現代發達國家躍升的困難重重、前途渺茫。

因此，中國現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會自覺力量的領導下，先取得政治獨立和民族解放，繼而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國家發展基礎，再借此參與國際競爭，全面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目標。在這一過程貫穿始終、起領導核心作用的自覺社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正是人類歷史活動走向自覺成為可能，才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誕生了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活動空間，使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從可能變為現實。努力認識和掌握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並加以自覺利用，形成中國共產黨這一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國社會主義新型現代化道路開拓的歷史和政治前提。“中國有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是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隻要我們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就不難發現，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

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最大區別在於，是共同發展、共同富裕還是犧牲別人、發展自己。資本主義現代化是為了一己之利而捆綁別國的發展，前提是不平等，后果是兩極分化、不可持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擴張極大地加劇了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歷史條件的重大差異，也形成了不發達國家對於發達國家的依附格局。能否依據國情選擇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還是一個民族能否真正獨立自主的關鍵，更是真正的現代化和虛假的現代化的分水嶺。“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走出適合本國發展的現代化道路，不能盲目跟風，更不能祈盼天上掉餡餅，而是要站在理論制高點和道義制高點上高瞻遠矚，以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為鑒，以歷史潮流為據，以造福於本國和世界人民旨歸去踏踏實實開創。從以資本逐利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從以兩極分化為動力到以共同發展為激勵，從以犧牲生態為代價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對於發展中國家，要走出適合本國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本質上是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現代化的創新發展道路。

我們由此不難發現，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真正難在如何依靠自己奠定現代化起步所必需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現代化走出這一步靠的是對內對外的瘋狂掠奪，其歷史一再証明了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說到底，社會主義現代化隻能靠萬眾一心、艱苦奮斗。而要做到這點，又隻能靠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用科學信仰的力量激發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無私奉獻精神。事實証明，在一個“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利己主義社會，不可能開拓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成功開創，打破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所謂“市場經濟隻能靠追求自利最大化驅動”的人性邏輯，所謂“國強必霸”的叢林法則和“修昔底德陷阱”，所謂后發展國家必然淪為西方附庸的“西方文明優越”論，使根本區別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展示出無比光明的前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地匯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潮流，在積極融入世界發展中保持了自身的獨立性，不僅顯示了自身的強大生命力，而且也產生了日益引領潮流的國際影響力。“這是一條從本國國情出發確立的道路。中國立足自身國情和實踐，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智慧，博採東西方各家之長，堅守但不僵化，借鑒但不照搬，在不斷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在大步趕上時代的同時不斷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在跨進世界歷史的同時也改寫了世界歷史。

三、如何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的話語權

意識形態是現代化道路選擇的斗爭焦點。不打破“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意識形態教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即使已經開拓，也會被淹沒在“西化”的浪潮中。在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的改革開放成就都被歸結到“學習西方”上，就是明証。事實表明，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確立，內在地包含了相應的意識形態話語權。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方向不動搖，必須通過意識形態批判，揭穿西方意識形態在現代化問題上設置的“語言陷阱”。語言是對現實的描述，“語言陷阱”源自現實的復雜性而設計的語義混淆，意在掌握話語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最容易混淆的現實，它們往往統稱為“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現代意識形態”﹔資本和無產階級是兩個“世界歷史性”力量，它們的社會立足點都是“人”，都高舉“自由個性”旗幟。於是，它們似乎都能統一在“啟蒙”“現代性”等話語方式中。但是，表面上的相似性掩蓋不了實質上的對立。以“人”這一出發點的根本對立為基礎，衍生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權等一系列根本價值觀的對立，決定了兩條根本對立的現代化道路，這是問題的實質。因此，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就必須跨越西方的“語言陷阱”。

首先要明確，沒有單一的所謂“啟蒙精神”。西方啟蒙運動的主旨，提出了人的解放、個性的解放，要用人權代替神權，用科學理性代替信仰主義和愚昧迷信，相應的價值觀就體現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應當看到，西方啟蒙運動從一開始，其反封建的願望是真誠的，其針對教會神權和世俗專制主義的目標也是准確的，但由於階級局限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其思想“悖論”及其謬誤同樣也是不可否認的。啟蒙就其本意，就是要解除奴役、侮辱、蔑視人的一切關系，確立人的自主自由本質。教會神權和專制政權是壓在人上的兩座大山，因此，用科學反對神學，用民主反對專制就成為啟蒙運動的主題。可是，什麼是科學？照搬自然科學的科學理念，不要說解決科學信仰問題，即便是宗教信仰，它也奈何不了。當代西方社會宗教、科學並存的二元精神結構，實際上已經宣告了西式啟蒙運動的幻滅。而在什麼是民主的問題上，啟蒙運動就更加混亂不堪。

需要肯定的是，啟蒙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理論，雖然也是為資本主義的出生造勢，主要著眼於形式民主，但作為革命時期的理論，卻也沒有完全排斥實質民主。比如，盧梭就提出了民主並非形式上的大多數人的統治，而是要體現“公意”即人民根本意志的大多數。他還反對三權分立、兩院制等政治構架。但是，由於世界觀方法論的缺陷，啟蒙思想家始終無法形成科學的“公意”概念。這種不是以經驗觀察為基礎而又代表且引領民意的人民意志，如何從理論上闡明、在實踐中貫徹？確實難倒了他們。歸根到底，“人民”因被視為個人的集合體而虛化，“公意”因實証化而純粹的形式化。隨著資產階級的蛻變，民主的虛假性得以確認。歷史的轉折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熊彼特提出的“投票民主”被西方廣泛認同，並成為衡量所謂民主國家的“普世”標准。這一倒退，是西方民主的嚴重蛻變，也是今天西方“民主政體”危機的根源。單純的形式民主無法保証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無法防止一黨之私、一國之私對民主的綁架和操縱，因此，無法防止民主變質，成為少數人實施假民主的遮羞布。

事實証明，歷史觀決定了民主的價值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科學闡明歷史活動的人民主體的同時，也合理地解釋了民主、自由等人類共同價值觀。馬克思指出，歷史活動當然離不開個人，但“這裡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既然個人在具體歷史活動中總要受到確定的物質界限、前提和條件的限制，局限於“人自身”的孤立個人就不可能成為歷史活動的現實主體。而隻有體現了這些物質生產活動總要求、體現了具體的社會關系總和的人才是現實的歷史活動者，隻有推動物質生產活動及以此為基礎的社會交往不斷發展的人才是真正的歷史創造者，這就是人民主體論。個人本體論的個人之所以被馬克思稱為“抽象的個人”，就在於這種個人自以為歷史是由他自由選擇、任意支配的產物，就在於這種個人從脫離物質生產活動及其歷史制約的抽象人性及其需要出發談歷史的創造，因而是唯心史觀幻化出來的虛假人。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普遍觀念（人類共同價值）的客觀依據，這就是人民利益所代表的具體歷史時代的共同利益。它“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於現實之中”。因此，不是個人利益，而是人民利益推動著歷史前進，而人民利益的實現程度也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並奠定了自由、民主、人權等共同價值的現實基礎。人民利益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不能化約為個人利益，因而民主等共同價值也不能從個人權利本位上去理解。歷史活動的正義性和道義性就來自為人民利益而奮斗，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個人才能不斷超越自身的狹隘性，最終實現自由全面的發展。

“把“啟蒙”視為單一的“普世”話語，目的在滲透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精神力量，成為現代性社會的價值基礎”。不僅如此，價值觀是國家制度的道義基礎，因此，宣傳“普世價值”就是為在中國推行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鳴鑼開道。它對此毫不掩飾：“批判普世價值的人士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設的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所以，嚴格區分兩種對立的歷史觀下的“啟蒙精神”，是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思想前提。

用所謂“現代性”闡釋“啟蒙”，把它解釋為思想上的“祛魅”，是西方意識形態設計的又一“語言陷阱”。在馬克斯·韋伯看來，“世界的祛魅”是現代社會的根本特點和必然趨勢，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現代社會的基本面貌，支配著現代人的生存品性和生存處境。在他看來，“現代性”是一個“工具理性”驅逐“價值理性”並逐漸取得主導地位的過程。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的“理性化”導致的就是“世界的祛魅”，實際上是對傳統社會價值和意義體系的顛覆。在他看來，傳統社會“包含著‘世界’作為一個‘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構想，要求這個宇宙必須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安排得‘有意義的’整體，它的各種現象要用這個要求來衡量和評價”。由此，在傳統社會，世界上每一事物都可以在“偉大的存在之鏈”發現其內在的目的和理由，事物的存在與其存在的“目的”和“價值”不可分割。它的本質與目的決定了其存在。“世界的理性化”摧毀了這一“目的論式的世界秩序”，把人的生活分裂為兩個截然區分的領域，即“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分別遵循不同的游戲規則。事實領域由工具理性支配，拒斥價值信念，排除私人性，嚴守價值中立，隻接受法律和社會性規范的約束，不摻雜任何私人情感的“職業人”。

實際上，馬克斯·韋伯並沒有弄明白傳統社會的“魅”在何處。如果我們承認世界是一個有機整體，那麼它存在著一個“有意義”的整體或價值之鏈也不是什麼謬誤。問題僅在於這個價值體系是“上帝”的杰作還是人類歷史活動的產物。因此，馬克思主義批判宗教，但不否定世界的統一性、規律性，因而不認為個人的價值僅源自其“自身”，而是源自人的社會性，這樣才有超越個人直接需要的理想信念問題。由於韋伯一類的個人自由主義者根本不承認世界的統一性，因而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有意義的”整體歸結為“宗教的構想”而一舉予以擊碎。由此可見，所謂的“世界的祛魅”，實際上是把世界碎片化、價值個人化，是用個人主義世界觀改造世界。

不難看出，這一描述，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真實寫照。所謂由工具理性支配的事實領域（或叫公共領域），包括公權力、“法治”等都嚴守價值中立，這是何等的公正。然而，這一領域並非“價值真空”，而是個人主義當道。把社會差別轉化為個體的自然差別，堂而皇之地用“合乎人性”操縱民主、法治，正是個人主義（“個人權利本位”是其學術用語）的妙用。而把信仰問題完全歸結到“私人空間”，又從根本上打壓了超越個人主義的科學信仰確立所必需的公共空間。“現代性”話語下的“世界的祛魅”，其資本主義性質何其鮮明。需要指出的是，至今我們一些學者還在津津樂道的、作為現代化“普世模式”的所謂“現代社會”“現代民族國家”，是個多麼可笑的虛假概念。任何企圖抹殺社會主義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分野的話語，就是要引導人們認同“現代化即資本主義化”。

但是，把現代化過程的“祛魅”及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確立，作為現代化“標配”的說辭，有一個“護身符”，即所謂“隻有個人主義能夠消解封建的人身依附，而集體主義則隻能反資而不能反封”。這樣，反對“依附性人格”、彰顯自由獨立人格就成為個人主義的一張“王牌”。因此，必須接受“世界的祛魅”，就成為西方自由個人主義者的共同立場，其代表人物有伯林、羅爾斯、哈貝馬斯、哈耶克等。但他們的批判對象已經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他們不厭其煩地宣稱，“祛魅”使人類一勞永逸地擺脫了普遍性、一元化的價值權威的束縛和強制，人的自由活動空間的拓展和選擇權利的增強，是人的重大解放。這恰恰暴露了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恐懼。

實際上，這裡有兩個關鍵性問題：其一，封建的人身依附就是人身依附關系的全部嗎？馬克思主義對此作了否定性回答。在它看來，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只是一種“政治等級”關系，體現的是政治上的不平等﹔而資本主義維系的則是“社會等級”關系，體現了社會生活的不平等。啟蒙運動反對政治等級和門第等級，反對根據血統來決定社會和政治地位，這是必要的，但不夠。它並不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反對由金錢、勞動或社會分工而形成的階級等級、金錢等級，不希冀消滅階級差別，這是根本的缺陷。在存在著階級、金錢等級的情況下，人談不上做自己的主人、也談不上自由發展。被剝削者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姑且不論，即便剝削者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人，資本家也不過是“人格化的資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稱為“物的依賴關系”社會，把“物化的個人”稱為“無個性的人”。不消滅階級剝削，不破除“商品拜物教”，談何“個性自由”？因此，真正的消除“人身依附”“依附性人格”，必然要引導到對於階級社會的否定。因此，以消滅階級為追求的共產主義，在超越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徹底顛覆了封建主義，根本不存在反封建“失效”問題。其二，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個性”？哈耶克的解釋令人費解但還算是經典：“一個人不受制於另一個人或另一些人因專斷意志而產生的強制的狀態，亦被稱為‘個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狀態。”從字面上看，他的自由就是不受制於人，能夠自在自我，但他沒能講清楚什麼叫作“強制”。公開的思想專制和恐怖主義容易識別，但通過國家“軟實力”的思想控制如何識別、如何抵制？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雖然這些思想並不代表被統治階級的意志，可是它還是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哈耶克所推崇的自由主義不就是資本力量滲透進個人內心的一種“強制”力量嗎？所以，“個性自由”不在於泛泛談論“反控制”，而在於“讓思想沖破牢籠”，超越階級社會的私有觀念。

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個性”的實現必定是“兩個決裂”（即“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結果，而不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產物。於是，問題就轉變為人怎樣在現實中得到自由、實現平等，成為社會的主人。這裡有一個必須明辨的問題，即所謂聲稱“不依附任何社會力量”的自由個人主義人格更獨立、精神更自由，還是自覺依靠人民、在人民面前“無我”的共產主義者人格更獨立、精神更自由？與此相應，是固守自我、孤芳自賞的個人主義崇高，還是不斷超越自我、刻苦改造小我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崇高？毫無疑問，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回顧人類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及其道路之爭，我們深切感受到，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開拓，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否定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現實可行，根子在於懷疑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懷疑馬克思主義關於“兩個必然”“兩個徹底決裂”的科學結論﹔從方法論看，就是離開客觀真理抽象談論“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的精神支點從科學信仰轉向抽象人性，從科學理論轉向“工具理性”。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個人主義在一些人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折射出其革命意志衰退。因此，實現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加強黨的自我革命，切實把黨員的理想信念教育落實在嚴格的世界觀自我改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