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節於美國社會的美式代議制民主

【洞察】

200多年前，在選擇建國方案時，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主張採用代議制的共和政體，他的理由是“由人民代表發出的公眾呼聲，要比人民自己為此集會和親自提出意見，更能符合公共利益”。美式代議制民主強調“政治競爭”和“兩黨權力輪替”，理論上，由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代表不同的群體，在社會成員和國家權力之間發揮“代表性鏈接”的功能。然而，近年來美國政治的種種亂象証明，美國的“人民代表”非但沒有“更能符合公共利益”，反而致力於通過民主運作、特別是選舉來爭奪權力。他們不願直面美國自身的根本性問題，更不能基於“公共利益”對其沉疴進行改革，隻能炒作內部撕裂以轉移矛盾、對外“甩鍋”以轉嫁危機。質言之，美式民主已經脫節於美國社會。

美式代議制民主是民主與非民主的混合體

民主，無論是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都是諸多人類社會治理方式中的一類。公民直接參與政治的方式適合“小國寡民”的古希臘城邦﹔代議制民主是間接民主，其制度創設的基礎是“代表”概念。“代表”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教會，各教區通過選舉產生“代表”，以此連接分布於不同教區的廣大信徒。

在早期資本主義時期，採用代議制意味著與封建專制主義決裂。按照一定程序選舉代表，由其組成的代議機關行使國家權力並對人民負責被統稱為代議制民主，這就為在領土和人口都達到相當大規模的國家施行民主制度提供了可能。美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在大國建立民主共和制，美式代議制民主是諸多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的一種。但美式代議制民主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實現精英的共和，其各種制度設計的目的是保護少數人（有產者）免受多數人（無產者）的“暴政”。更何況，無論是麥迪遜所指的“人民”，還是《獨立宣言》所稱的“人生而平等”中的“人”，都僅限於佔當時美國自然人絕對少數的“開化”（有財產）的白人男性。

在實際運行中，美式代議制民主表現為民主和非民主成分的混合體。民主性主要體現為，每隔一段時間，由選舉產生“代表”，公民有權通過選舉機制，拒絕投票給表現不盡如人意的候選人，以此影響政府行為和政策。非民主性主要體現為，經由選舉產生的代議制政府的組成成員是少數精英，在其執政期間，享有做出政策決定的獨立性，不受選民意願和其選舉政綱的嚴格約束。再加上審查立法的憲法法院（最高法院）和各種非選舉產生的“獨立”機構（例如美聯儲）的權力膨脹，非民主成分就更為突出了。

伴隨時代演進，在內部公民權斗爭和外部制度競爭壓力的同時作用下，美國逐漸轉向“大眾民主”政治。但普選權的實現並未解決美國很多根本性的社會問題，例如結構性的種族不平等。事實上，自從經濟學家熊彼特將現代民主界定為競爭領導權的制度安排以后，代議制民主迅速被美國統治精英們利用為改造“大眾民主”的工具，公民權斗爭的多種訴求被逐漸濃縮為選舉權的平等，美式民主淪為以兩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票決民主。

票決民主更易受控於統治精英。冷戰結束后，美式民主理論將代議制民主的實現方式限定為競爭性選舉。一方面，這變相否定了美國社會自身存在的其他民主實現方式，如協商、決策參與﹔另一方面，以民主實現方式的“唯一性”回避解決實質性問題，並且掩蓋票決民主被金錢政治所操控的腐敗合法化。也就是說，以“民主”的大眾投票選舉形式，建立起精英們實質上的“非民主統治”。

美式代議制民主的精英統治本質，具體表現為“代表”的構成失衡與“回應性”的人群差異。美國國會等代議制機構的人員組成與美國人口的組成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系統的和持久的差距，中低社會階層和有色族裔等類別的人口在競選公職和當選方面長期遭受制度性歧視或阻礙。政治和經濟寡頭們對政策制定者的實際影響力遠超中下階層，各政治機構對精英階層利益的回應性也遠高於對普通民眾的回應性。對此，美國政治學家娜迪婭·烏賓那堤認為，代議制民主被建立起來是為了限制民主，而不是實現民主。可見，麥迪遜所主張的美式代議制共和政體“更能符合公共利益”只是空談。

美式民主的穩定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美式代議制民主的制度設計初衷，是將“代表”作為一種調解的方式，通過選舉等機制、國會等機構、政黨等組織，減少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之間發生直接對抗和激進沖突，進而增強美式民主的穩定性。但美國社會的種種亂象說明，票選政治無法解決持續惡化的貧富懸殊、社會分化、階層固化、種族矛盾、地區失衡等問題，兩黨政治無法代表不同社會群體的意見，左右翼民粹主義興起並對兩黨建制派形成巨大沖擊。初衷與現實何以產生如此差距？

由於代議制民主不能解決美國本土諸多根本性社會問題，美國便利用其霸權地位，尋求解決問題的全球化策略。20世紀80年代始，由美國政府和跨國資本特別是跨國金融資本主導的、奉行新自由主義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使美國在全球分工中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社會和消費拉動型經濟體。一方面，這促進了由資本寡頭和政治精英所組成的統治階層的進一步聯合，美國精英階層既確保了其特權地位的政治正當性，也壟斷了經濟全球化的絕大部分收益﹔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全面控制社會再生產、高科技—金融資本力量的崛起、生產自動化和產業空心化等導致“資產剝離”“外包”和大規模裁員，社會不平等加劇、社會流動性下降、公共倫理精神缺失，大眾社會力量對抗市場力量的能力被進一步削弱。由此，美國本土問題非但未能解決，反而導致經濟社會問題向政治領域傳導，政治極化和兩黨惡斗日趨嚴重。

然而，面對代議制民主危機，美國統治精英們不但缺乏對其內部進行改革的想象力，而且沒有推動改革的意願——要麼試圖對內通過放大種族對立和炒作文化沖突等轉移矛盾，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夏迪·哈米德發現，美國政治正在變得更加你死我活，專家和政黨將所有議題都描繪成一場文化戰爭，即使是那些與文化毫無關聯的問題也未能幸免﹔要麼試圖塑造一個共同的外部敵人以轉嫁危機，例如將美國國內任何問題的罪魁禍首都“甩鍋”給中國等其他國家，並且越來越以“美國利益優先”推行其外交政策﹔要麼試圖用小恩小惠回避核心議題，例如民主黨的主要票倉之一是有色族裔，但民主黨只是用對有色族裔少抓少捕、降分錄取、破格錄用等方式來吸引票源，而不是改善教育、完善社區建設等提升其競爭力。

“一切為了勝選”而不是“一切為了共同利益”，脫節於美國社會的美式代議制民主必然深陷危機。今天，披上了新外衣的老問題和新矛盾的疊加，成為美國民粹主義的溫床。當“民粹主義毀壞代議制民主”的哀嘆聲此起彼伏時，美國的統治精英們卻都選擇性遺忘了：民粹主義是美式代議制民主危機的產物，而並非其原因。

（作者：魏南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