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認識科技倫理學的三個維度

科技倫理學是人類社會對自身科學技術實踐活動及其蘊含的道德倫理問題的哲學反思，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基於公共理性論証的科技價值選擇（科技之善或科技“向善”之可能）原則與科技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確切地說，科技倫理學包括科學倫理學與特殊專業化的技術倫理學兩個方面，但由於現代技術與科學越來越難以明確分而觀之論之（如計算機科學技術、納米技術、生命〔物〕醫學等），因而科技倫理學已然成為學界較為公認的學科概念。事實上，科技倫理伴隨人類科技文明始終，古已有之，如斯尤盛。正是由於現代科技的崛起與日益強大的功能展示，使得科技倫理學在現代社會生活中迅速崛起，並毫無疑問地成為現代應用倫理學的主體與前沿，不僅在實質內容和技術方法上，而且在幾乎所有方面或層面，影響甚至決定著現代應用倫理學研究的具體開展，因之也是現代應用倫理學研究中最為緊迫的主題。當然，科技倫理研究本身首先且最為根本的反思焦點在於，現代科技能否且如何“技順乎道”“技進乎道”，進而“技達乎道”。如果說，科學技術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第一生產力”或“第一驅動力”，那麼，科技倫理就是這個第一驅動力不可缺少的導航器，是人類科技實踐能夠始終沿著正確價值導向行穩致遠的潤滑劑和意義源。

科技倫理的“風險”與“難題”

科技倫理之所以凸顯為當代最緊迫最重要的應用倫理學課題，首先在於現代科技活動本身所引發或可能引發的道德倫理問題不僅直接關乎一般應用倫理學問題，而且關乎人類自身文明的價值導向和某些難以確定的社會風險，其復雜性和風險度都遠超以往任何時候的科技倫理。德裔美籍倫理學者漢斯·約納斯在1982年發表的《為什麼技術是倫理學的課題：五個理由》一文，被學界公認為現代技術倫理的先聲。在該文中，約納斯提出現代科技之所以需要納入倫理學研究的五個理由，即：技術之實際后果的矛盾性﹔技術應用的強制運行﹔技術實踐在全球范圍展開的時空影響﹔現代技術對人類中心論的突破﹔技術所產生的形而上學問題的“堆積”。約納斯的“五個理由”其一是指現代科技所產生的實際社會效應具有正負兩面性且相互沖突﹔其二是指現代技術運用因資本、市場和超高利潤等因素的強力驅動而帶來的強制性實施，以及這種實施所可能或實際帶來的消極影響﹔其三是指現代科技應用的全球化及其帶來的合理監控困難或客觀風險﹔其四是指人類對現代尖端技術及其成果（如智能機器人、大數據等）可能超出人類自身可控能力的擔憂﹔其五是指現代技術及其應用中所蘊含或可能關聯的價值評價問題，這些問題超出技術本身的范疇，需要哲學倫理學提供必要的形而上的理論支持。

顯而易見，約納斯提出的“五個理由”都是科技倫理學自我証成的“正當理由”，但未必已然充分。最為復雜而緊要的理由是，一些現代科技的快速應用與擴展形成了許多不可預期的風險或不確定性。比如，“基因編輯”和“克隆技術”的人類自我應用顯然會改變作為“自然人”與“社會人”的人類自身的本性或本質，形成非自然的“人工人”，由此帶來的直接風險和挑戰是：人類自身及其社會生活所賴以進行的法律、道德、倫理甚或生命身份陷入困境甚至有可能被解構。還有，大數據和網絡信息化技術的運用如何有效解決諸如“私人信息泄露”或“個人隱私權”“數據集權控制”等疑難問題？這些問題的共同特點是，它們可能或者實際已經造成了人類自身及其社會生活的某些不可預期且難以控制的風險。除此之外，科技應用還存在因其被資本市場化而帶來新的社會道德倫理問題，譬如：強化社會不公正效應、科學技術人自身的職業道德操守、知識產權保護與被政治化且違背科學原則本身的技術“隔離”和“技術封鎖”等，也都是現代科技倫理學必須面對並及時回應的道德倫理新問題，更不用說核能技術的兩用（民用與軍用）、無人機、核武器、太空武器一類的軍事化科技所隱含的更為嚴重的道德倫理問題了。

總之，現代科技的爆發式增長和無所不及的爆發式擴張，以及某些超級先進技術無所不用其極的實施運用（技術運用軍事化作為其極端案例），都給現代人類社會提出了空前緊迫而嚴峻的挑戰，而且我們還必須牢記一點：所有這些新問題都是我們人類自己造成的，也就是說，正是現代人類謀求發展的過程中造成了這些空前的道德倫理新問題，它們既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我們建構現代科技倫理學的充分正當理由。

科技倫理的“底線”與“高度”

面對不斷涌現的科技倫理新問題新挑戰，不僅有許多倫理學研究者，而且有許多科學技術專家甚至是科技公司的從業者，都不約而同地給予積極響應，提出各種應對主張甚或科技倫理方案，其中，較為集中的應對主張大都聚焦於如何盡快明確現代科技倫理的“底線”，或曰，如何建構某種普遍有效的科技底線倫理。筆者認同這一主張，但以為建構“底線”僅僅是科技倫理學的基礎性工作，不足以成就一套基本完備而合理有效的現代科技倫理學理論，遑論建立一套完備且充分有效的科技倫理實用指南了。

筆者無意奢求科技倫理學的完整理論，也不想——事實上也不可能——奢求建立一整套完備有效且一勞永逸的科技倫理規范系統，盡管這兩者都是現代科技倫理學所尋求達成的理想目標。作為一門日益凸顯且開放多變的跨學科、跨實踐領域的新型綜合性研究，科技倫理學首先需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確乎是確立科技倫理的“底線”或者科技實踐的行為界限。但問題是：科技倫理之“底線”的確立需要首先確立其理論基礎和論理方法，否則，所謂“底線”就難免陷入“權宜之計”的困境。迄今為止的科技倫理學之所以在“基本原則”問題上聚訟紛紜，難以歸宗，主要原因正在於此。當然，根本說來，任何“底線”都是以某一確定的價值“高度”或者“高限”為定位參照的，無“高限”則無所謂“底線”。有鑒於此，筆者想先通過解析這兩個問題，嘗試給如何建構科技底線倫理的課題提供一種初步解答。

從哲學倫理學的意義上看，科技倫理學的根本問題是人類科學技術活動內涵的“目的—手段（工具）”之價值關系問題，亦即科學技術的目的訴求與責任承諾的關系問題。如何解答這一問題將決定如何建構科技倫理學的理論基礎並確立其基本研究方法與路徑。究極而論，人類所有科技活動的根本目的都在於人類自身的文明和福祉，用亞裡士多德的話說，都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生活，從遠古的鑽燧取火到今天的網絡信息技術概莫能外。與人類其他活動（如宗教、自我繁衍等）不同的是，科技實踐及其進步不僅不斷改善著人類生活和社會文明，而且內在地而非外在地不斷改善著人類自身的生活品質與生活能力，也就是說，科技改善人自身，使人類自身的智力和能力獲得持續增長。因此可以說，一切科學技術首先是“為人的”，同時也是“人為的”，因之始終是“指向人類自身的”。科技的這種價值目的性指向實際上內在地規定了科學技術本身之於人類及其文明的工具/手段性價值，在這一終極意義上說，科技同政治、法律、道德等所有文化或文明創造物一樣，都是人類為自身及其社會文明的進步與發展而創造的文化/文明化方式或工具。科技沒有獨立於人類目的之外的自在目的，即便是純科學探究（如純數學和某些特型的天文學探究）也是基於人類自身內在智慧需求的智力探險。

然則，哲學倫理學的終極歸結總是抽象的，科技倫理學之“目的—工具/手段”之價值關系還需要有其獨特確切的理論概述。筆者姑且以三個漢語命題來陳述科技倫理之三層遞進式目的，即：“技順乎道”“技進乎道”“技達乎道”。所謂“技順乎道”，是指一切科學技術實踐都應該以符合人類基本道德原則為前提和歸宿，即科技求真符合道德倫理之善。這是科技倫理的底線原則。所謂“技進乎道”，是指科學技術的求真實踐本身能夠不斷切近道德倫理之求善目標。而所謂“技達乎道”，則是科學技術實踐達到求真與求善的高度統一境界，如果將科技與藝術審美的關聯納入整體考量，則可謂科技實踐的真善美統一。與這三個層次的目的性原則相應，則可合乎理性地推出科技倫理的三個責任原則，那就是科技倫理的道德無害、道德為善和道德完善三個基本責任承諾。更確切地說，任何科學技術實踐都必須首先避免給人類自身及其社會文明帶來價值傷害，這是科技倫理的“底線要求”。進而，作為人類及其社會文明的改進方式和手段，任何科技實踐都應有益於人類自身及其社會文明的改進和改善，這是科技倫理的“普遍要求”。最后，任何科技實踐都應以人類自身及其社會文明的完善和完美為最高目的或目標追求。

科技倫理的“分衍”與“互聯”

需要特別指出，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重要標志或特點之一，是其知識技術的專業化和部類化，以及更重要的是其技術專業領域和知識生產部類的快速分衍與更新。這一特點提示我們，在思考科技倫理問題時必須充分注意：一是現代科技倫理學研究必須保持其理論體系與運思方法的開放性，使其能夠始終切入當代諸科學技術的前沿發展領域，援用諸科學技術的最新理論成果和技術方法。二是現代科技倫理學研究還應當把握各門科學技術的前沿進展，對其可能的或潛在的道德倫理問題積極作出預判，使其能夠真正發揮價值引導和效應預估的理論作用。三是鑒於現代科技本身快速分衍、多“技”突進的知識更新狀況，現代科技倫理學研究還應該發揮其哲學反思和形而上價值學論辯的綜合性或整合性功能，促進諸科學技術之間的交叉互聯，使其有可能形成多科對話、眾技競秀的“公共理性論壇”，從而不僅豐富自身的理論資源和技術條件，而且激發和促進現代應用倫理學乃至整個倫理學的理論更新改進。

因此，筆者想強調，隨著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和專業分衍，多學科多技術之間的交叉與互聯必將比任何時候都更顯緊迫和必要，這既是現代科學家、技術工程師和倫理學人不得不面對的新挑戰，也是他們獲取知識技術創新和理論創新的新機遇。與之相關，由於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和更新，特別是由於現代科技應用與資本、市場、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復雜勾連，許多新科技及其成果的實際應用有可能甚或實際上已然帶來許多新風險、新問題，其中必有一些新問題難以給出及時而充分的解答，成為當代或未來的科技倫理學的疑難問題。面對這些新問題和疑難，除了保持必要的理論謹慎和科學理性之外，還必須創立相應的公共論壇機制，改變既定傳統的倫理學工作方式，即：變個體化的學術工作方式為公共探討的學術合作“工作坊”方式，以尋求盡可能充分普遍的公共理性認同和價值觀念分享，從而形成一種開放合作、互聯互動、取長補短的現代新型科技倫理學論理方式，從而使一種既具備較高理論理性又具有較為充分的實踐解釋力和規范約束力的科技倫理學成為可能。

最后，我們還需要注意，科學技術本身具有中立性，一如資本和市場，但其實踐運用卻是蘊含價值取向或價值偏好的。科技倫理學研究不單要科學地了解現代科技及其成果本身的科學意義或知識價值，還要深刻了解並把握其市場實用價值和社會效應或意義。這是由科技倫理學的內在價值目的所決定的，也是科技倫理學研究者應當自覺理解並堅持的理論立場。

（作者：萬俊人，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