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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者,貫道之器也

朱康有

2022年01月12日08:15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文者,貫道之器也

   【光明論壇·溫故】

   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引用“文者,貫道之器也”一語,勉勵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願望緊密結合起來,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把文藝創造寫到民族復興的歷史上、寫在人民奮斗的征程中。

   唐代李漢在為老師韓愈所寫的《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李漢以“五經”進行佐証,指出文章是承載道的工具和手段﹔尊道而非浮飾的文辭,才能成就傳世經典。這是對韓愈文學思想的概括,乃中唐古文運動的理論基礎之一。“安史之亂”以后,亟待恢復社會秩序,收拾人心,重整綱常。在這一背景下,韓愈發起古文運動,重視傳承儒家道統,反對六朝至初唐文學忽視內容、單純追求辭藻的綺靡文風。

   文的原始意義當為一種帶有強烈社會意義的身體修飾﹔其線條、圖案作何種文飾,是由種族、成年、圖騰等觀念決定的。這使文的內涵從其發軔之初就表現出強烈的社會政治倫理傾向。古人以文命名的事物,即包含著秩序井然、文採絢爛這樣一種理想世界,同時具有社會的規范性與藝術的審美性雙重內在規定。周代社會以行為藝術化、規范化統一的“禮樂”著稱,后世常冠之以文稱謂。中國最早一批典籍如“六經”之類,恰恰產生在周代這樣一個文風濃郁的時期。孔子把它們稱為“文獻”,是既關乎倫理品格規范性又關乎藝術水准審美性的一種高度評定。如果說道這一詞語由最早的“道路”進而引申出“規律”“方法”“秩序”的話,那麼中國古代關於文的命名已經把這種象征規范性的道包含其中。文對道的這種內在要求,整體上影響和塑造了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文論。

   “文以貫道”是我國傳統文人士大夫“文論”的最高標准。孔子關於“文質彬彬”的論述以及“志於道”的理想,較早為儒家主導下的文論標准奠定了基石。先秦儒道把道看作客觀事物規律,又把“聖賢”作為道的體現者,顯現出制文以明道的理念。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指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韓愈之后,北宋理學家周敦頤首次明確“文所以載道也”的主張。朱熹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程頤提出“作文害道”“為文亦玩物也”,這些話雖然說得重了一些,但無非仍在強調道的分量:我們不能理解為完全否定文的價值,否則就很難解釋二程亦有文作傳於后世了。

   從哲學上看,載道之道不能單方面地解釋為具體的“政治主張”或“政治舉措”,毋寧說它是政治的根本、藍圖與靈魂,近於今人之“政治哲學”,且富有批判性的功能。它要求文學以自己的方式闡發與呈現道的真義,並沒有否定“制文”“作文”甚至“能文”的必要性。韓愈曾說:“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韓愈評判創作的“能者”標准,其實就是同樣要“重文”。他本人倡導“道統”的同時,在文體、文風、文學語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朱熹既有“言以明道”的主張,又有“文與道俱”的評判,強調文與道要始終相統一。20世紀初,新文學對“文以載道”觀的批判,其實質是為了肅清傳統文學裡舊的思想,使之擺脫約束,真正地解放出來,載之於新道。

   總之,“明”“貫”“載”含義雖略有不同,道的內涵與外延亦因時或人而有所改變,但大都表現出文道結合、以道為主的價值取向。新時代,文之“貫道”,集中體現為“弘業、培元、立心、鑄魂”:以文弘業,弘的是中華民族復興偉業﹔以文培元,培的是文化建設基礎﹔以文立心,立的是一顆為民之心﹔以文鑄魂,鑄的是時代之魂。堅持“以文貫道”,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願望緊密結合起來,是造就文藝大師、鑄就文藝高峰的根本途徑。

   (作者:朱康有,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萬鵬、代曉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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