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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

王惠宇

2021年12月21日08:18    來源:光明日報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古往今來,優秀文藝作品必然是思想內容和藝術表達有機統一的結果。正所謂‘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隻有把美的價值注入美的藝術之中,作品才有靈魂,思想和藝術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傳之久遠。要把提高質量作為文藝作品的生命線,內容選材要嚴、思想開掘要深、藝術創造要精,不斷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內涵、藝術價值。”

“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一語,出自唐代思想家、文學家李翱的《答朱載言書》。唐代中期,作為正統儒者的李翱應時代之召喚和儒學發展之趨勢,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共同舉起了復興儒學的旗幟。他通過重新闡釋先秦儒家經典中的孔孟心性之學,吸納佛、道思想,提出了“復性”學說,參與建立了一個新的儒學系統,由此開啟了通向宋明理學的道路。在與復興儒學運動相輔相成的古文運動中,李翱同樣是韓愈的支持者、追隨者和理論上的探索者、創作上的實踐者,居功至偉。

李翱雖始終追隨韓愈,但他在學習韓愈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有著自身鮮明的觀點、獨特的理論體系。李翱的文學主張和審美理想,集中反映在《答朱載言書》中。《答朱載言書》是李翱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重要篇章,被收錄於《李文公集》《全唐文》《唐文粹》中﹔唐以后多個版本的“文論選”“散文選”,均將其置於較為重要的位置﹔后世的多位文學家、文藝理論家如南宋的洪邁、清代的方東樹等,多對這篇文論推崇有加並對其主要觀點進行了詮釋、解讀﹔李翱文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觀點,不但對中唐古文運動的持續深入開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且對於中國傳統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答朱載言書》中所反映的文學思想,以儒家之道為核心,以六經等儒家經典為要旨。其集中體現為“載道論”“文質論”“創新論”。李翱的“載道觀”,源自先秦的儒家傳統思想,並深受韓愈的影響。從《管子》的“生至自有道”,到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劉勰的“明道”論,韓愈的“文以明道”,與李翱的“載道論”的核心觀點一脈相承。他認為,道德充實,是文章之美的重要根源﹔立言是為了明道﹔文章的內容與形式都應服務於社會教化。李翱的“文質論”是其美學思想的核心內容。他重道而不輕文,主張文質並重,文質相宜。李翱“創新論”的主要觀點,是在韓愈的“惟陳言之務去”基礎上發展出的“創意造言,皆不相師”。他認為,以六經為代表的經典著作,各有新意,絕不雷同。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均應具有新意,為文貴在獨創。

辯証、全面地分析、考察李翱的文論觀點,我們會發現,其內在邏輯關系是:以“道”為旨歸,將內容置於主要地位,並以與內容完美統一的文學形式,成就“不泯滅於后代”的文學經典。可謂“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理辯的基礎是仁義之道和高遠的格調,隻有透徹精辟地剖析文章的義理,才能做到氣直和辭盛,氣勢與情感兼備,進而通過文辭之美實現思想內容與藝術表現的完美結合。

“文質兼美”是中華美學的重要標准。提倡思想內容與藝術表達的有機統一,更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觀點。毛澤東同志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鄧小平同志堅持了文藝創作思想和藝術統一的觀點。在此基礎上,習近平同志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叮囑文藝工作者要不斷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內涵、藝術價值,強調精神能量、文化內涵、藝術價值的高度統一。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繁榮社會主義文藝,需要文藝工作者展現新擔當,實現新作為。廣大文藝工作者隻有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才能不負時代,不負人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王惠宇,系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遼寧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代曉靈、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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