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的百年新聞實踐中汲取理論自信

　　 【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黨的百年歷程中，新聞事業是極為重要、極具特色的組成部分。從宣傳黨的綱領路線到聯系組織發動群眾，從弘揚主流價值觀念到立體傳播中國形象，經過百年探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在艱苦卓絕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逐步建立了切合中國實際、適應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我們要立足百年經驗成就，歷史性地看待、把握和解釋黨的百年新聞實踐，深刻理解和清晰闡釋中國新聞事業的制度特征和優勢所在，並從中汲取著眼未來長遠發展的理論自信。

　　1.在發展新聞事業中堅守人民立場

　　 “政治家辦報”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一項基本原則。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是歷代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都將其作為指導新聞實踐的核心理念。恩格斯曾提出黨報必須由“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的人來辦，毛澤東同志強調“政治家辦報”，鄧小平同志強調黨報要成為“思想中心”，江澤民同志強調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胡錦濤同志強調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媒姓黨”“人民至上”“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這些一脈相承的新聞理念，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豐富、發展和深化。

　　 歷史地看，新聞媒體的政黨屬性起源於資產階級革命。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各政治黨派的媒體成為宣傳自己主張的喉舌和攻訐敵對派別的利器。西方資產階級獲得政權后，盡管以所謂“客觀”“公正”“平衡”的報道吸引公眾注意力，但黨派屬性作為其內在的基本性質並未真正弱化。在西方媒體市場化不斷升級以攫取更多商業利潤的背后，各大政黨操控媒體以維護其黨派利益的做法更是無處不在。

　　 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有著根本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立足中國百年政黨實踐，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人在新聞實踐中的人民立場。

　　 在對宣傳思想戰線和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指出“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強調“在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式方法上繼續探索，在向基層拓展、向樓宇延伸、向群眾靠近上繼續下功夫，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和信息服務”。在新聞實踐中堅守人民立場，正是基於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全體人民而不是部分群體的根本利益，這一理念和實踐不僅是無產階級“政治家辦報”傳統和原則在新時代的傳承和延續，更是基於百年政黨實踐對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時代化發展。做好新時代的新聞傳播實踐和理論研究，必須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守人民立場，著眼人民群眾在追求幸福美好生活過程中的根本利益和現實需要，推動新聞事業的發展創新。

　　2.發揮新聞媒體的社會組織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進行艱辛探索，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百年奮斗歷程中，黨領導的新聞事業立足中國歷史不同階段實際需求，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經典新聞理論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創新，將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與中國具體新聞實踐相結合，以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

　　 在黨領導的百年新聞實踐中，創辦機關報刊是一項重要經驗和優良傳統。這一經驗和傳統源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辦報實踐。馬克思在恩格斯協助下創辦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中央機關報《新萊茵報》，並親自擔任總編輯。列寧在德國萊比錫創辦了《火星報》，在宣傳黨的綱領路線、為建黨奠定思想基礎的同時，還通過代辦員網同各地方組織建立密切聯系，為建黨奠定了組織基礎。列寧指出：報紙可以比作腳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圍，顯示出建筑物的輪廓，便於各個建筑工人之間進行聯絡，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的總成績。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報紙的作用，很早就創立並不斷發展自己的機關報系統。黨成立后，《向導》《中國青年》等黨團機關報相繼出版。在波瀾壯闊的革命進程中，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國統區的《新華日報》以及延安的《解放日報》等，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宣傳工具，更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力量。新中國成立后，黨在不斷發展壯大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強媒體對國家建設和社會協調的組織性功能，建立起與中國政治制度和行政體系相適應的主流媒體陣地，在堅持輿論導向、促進社會公平、維護國家利益、應對重大災難等方面顯示了強大優勢。

　　 當前，隨著信息技術不斷升級，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我國主流媒體經過深度融合發展，逐步建立起覆蓋全社會、聚合全功能、惠及全用戶的全媒體傳播體系，不僅成為引導群眾的輿論陣地、社情民意的溝通渠道，更成為協同治理的重要手段、服務群眾的聚合平台。新時代主流媒體的功能定位早已超出傳統新聞傳播范疇，成為加強社會連接、動員公眾參與、協同多元主體、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這一經典理論並沒有因為媒介技術的迭代而黯然失色，相反，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的升級，新聞媒體的社會組織功能進一步增強。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革命和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現實，新時代新聞傳播理論研究要在繼承中創新，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與中國新聞實踐結合，逐步構建有現實解釋力的新聞概念與邏輯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新聞傳播學的“中國學派”。

　　3.結合實際國情開展制度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經過百年探索，黨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領導中國新聞事業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適應中國國情的媒體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除了創辦報刊，還開始大力發展廣播。改革開放后，隨著電視的普及，“四級辦電視”成為中國進入電子媒體傳播時代之后的基本制度格局。在媒體融合發展的今天，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提出，要按照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的原則，完善中央媒體、省級媒體、市級媒體和縣級融媒體中心四級融合發展布局。這一制度架構，是在延續發展以往制度優勢的基礎上確立的。

　　 我國這種四級辦媒體的制度設計，從根本上不同於西方商業媒體和公共媒體的二元制度架構。在西方商業媒體制度下，媒體主要按照市場結構區分為全國媒體與本地媒體，介於全國與城市之間的州級行政區域並不存在對應的區域傳播媒體。而中國省級區域性傳播十分重要而活躍，很多歷史性傳播活動、現象級傳播內容都由這一級媒體創造。同時，在市場化沖擊下，西方公共媒體舉步維艱、日漸式微，相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廣播電視業的大發展，正是國有媒體通過靈活的制度探索和調整而實現的。

　　 在此背景下，中國媒體的制度實踐早已超越了西方媒體的理論框架。要對百年來的中國新聞實踐進行合理解釋，就必須結合中國制度和文化背景，在比較鑒別中讀懂中國經驗，並將這一經驗從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從本土性上升為國際性，進而總結升華為具有國際意義的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與其他國家的媒介理論開展對話，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進程中不斷增強理論自信。

　　 （作者：高曉虹 崔林 王婧雯，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