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理論>>學者專欄>>汪建新專欄
分享

戰友心曲:國有疑難可問誰

——《七律·吊羅榮桓同志》解析

汪建新

2021年12月06日09:21    

據《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記載:1963年12月,作《七律·吊羅榮桓同志》:

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裡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七律·吊羅榮桓同志》是毛澤東為悼念羅榮桓元帥而寫的一首感懷之作。這首詩用典頻頻,情感深沉,寓意深邃,讀者對其解讀存在諸多分歧,特別是“紅軍隊裡每相違”“戰錦方為大問題”“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國有疑難可問誰”等詩句頗為費解。對於這首詩的主題,至少存在這樣幾種觀點:黨內路線斗爭的政治詩﹔對國事的關注和憂慮﹔評價與懷念戰友。該詩算得上是毛澤東詩詞中較難理解的作品之一。

創作時間考辨

對《七律·吊羅榮桓同志》的理解,之所以出現很大的偏差,根本原因在於對寫作時間的不同認定。每首詩詞作品都是詩人在特定時間裡的情感流露,因為創作時間不同,作品反映的時代背景也不同,作者的心境狀態和所要表達的詩情也必然不同。弄清楚創作時間,對准確理解詩詞的內容至關重要。迄今為止,關於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有3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1978年9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這首詩所署的時間,即1963年12月。這已被《毛澤東詩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9月版)和《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等權威版本所採用。其直接依據就是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吳旭君的回憶文章。

第二種說法是李樹庭在《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中的《關於毛澤東寫作〈吊羅榮桓同志〉一詩的經過》提出的觀點,認為創作時間是1972年11月羅榮桓70壽辰或者1973年12月羅榮桓逝世10周年。李樹庭的理由是這首詩的手跡完全不像1963年毛澤東書法那樣行草交替,飛動流轉,神氣貫通,布局得法,活力無窮,而是“結字散亂,布局錯位,上下相疊,點畫殘缺的龍鐘之作,從手跡反映的情況,應當是毛澤東垂暮之年的手筆”。但是如果這首詩寫於20世紀70年代,顯然“君今不幸離人世”難以說通,似乎與常理不合。

第三種說法是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一書提出的,在前兩種說法之間進行了折中,認為:“從筆跡鑒定,當是作者是在1973年據原作的回憶而改寫的。”這即認定該詩“原作”於1963年而“改寫”於1973年。編者認為,“此詩作於羅逝世后,有吳旭君的見証,也有詩本身的印証。詩題中用‘吊’,一般是對剛去世者的‘吊喪’。詩中有‘君今不幸離人世’句,這不是在羅逝世十周年時所能寫出的”﹔“鑒於此詩留下的惟一手跡,像作者在1973年所改寫。”而編者認為此詩修改於1973年,是考証此詩的手跡得出的推斷:“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所寫的批語,有些是晚上服安眠藥后寫的,但筆力尚健,只是多了漏字、衍字和錯字,字形略顯歪斜而已。可是,此詩的手跡不僅筆力不濟,字形也大變,基本上已看不出是毛的書法了。”第三種說法實際上是把這首詩的寫作、修改看成一個長達10年的過程。

對於上述3種說法,筆者更傾向於第一種說法,因為吳旭君作為見証人,她的回憶更具有說服力。《黨的文獻》(1996年第1期)發表了吳旭君《關於毛澤東寫作〈吊羅榮桓同志〉一詩的經過》。1978年8月28日,吳旭君在寫給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的報告中,認真仔細地回憶了毛澤東寫作《七律·吊羅榮桓同志》一詩的詳細經過:“羅榮桓同志於1963年12月16日逝世,毛澤東到北京醫院去向遺體告別。在這之后幾天中,主席講話很少,像若有所思。有一天,主席服了大量的安眠藥后仍睡不著,躺在床上寫東西。當時已是半夜了,我怕他的安眠藥過勁,讓他先睡覺,起床后再寫。他說現在正在勁頭上,放不下。並叫我去休息一會,有事叫我。我當時並未上床睡,隻靠在沙發上閉著眼休息。當我感到身上冷,驚醒時,才意識到自己已經睡著了(回想當時我身上穿著毛衣)。立刻我就跑去用手摸暖氣片,又看了溫度表,室溫並未下降,正好。然后,我去看主席,他仍舊在寫。我遞給主席一條熱毛巾,在他擦臉的時候,我問主席寫什麼,怎麼還沒寫完?主席說:‘在作詩啰!’天亮以后,主席說:‘寫完了,我不睡了,去游泳池。’”文章寫道:“主席在游泳池辦公。因為前一天沒睡覺,第二天服安眠藥的時間必須提前。在服過第二次安眠藥時,主席感到舒服了,他靠在沙發上閉著眼睛不停地獨自吟著詩句。開始幾遍我聽不清,隻聽得……草上飛……,我問主席:‘草上飛,誰的詩句這麼新鮮?’主席沒回答,還在一遍又一遍反復地吟著。我又問主席:‘誰能在草上飛?’主席雖然沒回答,但是叫我馬上回老一組去取他的詩稿。詩稿取來后,他打開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我讀給他聽。當讀到‘國有疑難可問誰?’這一句時,我說:‘主席,您這麼謙虛!’主席說:‘為人還是謙虛點好。’我又問主席:‘是誰能使閣下這般欽佩?’主席從我手中接過詩稿,在手稿上半截空白的地方寫了個題目——吊羅榮桓同志。這時我才明白。”

根據以上回憶,此詩的寫作時間就是在去北京醫院和羅榮桓遺體告別后幾天的事情,可能是1963年12月下旬,不超過1963年年底。而第二種、第三種說法只是根據手跡字體和對內容的理解所作出的推斷,還是缺乏強有力的証據支撐。推測絕對不能等同於考証。況且誰能說得清楚,毛澤東在特別悲傷的情緒狀態下,他的筆跡究竟是什麼模樣?因而筆者堅持認為,這首詩就是毛澤東表達對戰友羅榮桓的贊頌、評價和哀思。這種看法一是一、二是二,比較符合詩中所呈現出的實際情況,也能解釋讀者所提出的一系列疑難問題。

作品文本解讀

“記得當年草上飛”,典出陶谷的《五代亂離記》:“黃巢遁免后,祝發為浮屠,有詩雲:‘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危欄看落暉。’”毛澤東用來比喻紅軍行軍打仗行動迅速。“草上飛”三字極其傳神地突出了紅軍游擊戰爭靈活機動、忽東忽西、出沒無常的特點。紅軍採用的戰術是游擊戰和運動戰,紅軍指戰員們常常以敏捷的行動出沒於山林之間,同敵人進行殊死搏斗。羅榮桓是一位久經沙場、戰功卓著的革命家,這首詩首句便體現出毛澤東對親密戰友的緬懷、追憶和贊譽。

“紅軍隊裡每相違”,當年出於戰事需要,毛澤東和羅榮桓時常分別,相見甚少。特別是在中央蘇區時期,正確思想與錯誤思想之間的分歧與斗爭非常激烈。當然,這並不是說毛、羅之間有什麼意見分歧,恰恰相反,羅榮桓總是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和方針。這正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相互理解、心心相印的情感基礎。

“長征不是難堪日”,長征途中紅軍遇到了數不盡的艱難險阻。但是比較起來,長征中經歷的一切艱難困苦還不算令人難堪,再難以忍受也都挺過來了,“更喜岷山千裡雪,三軍過后盡開顏”。長征途中,毛澤東和羅榮桓的部隊經常一起行軍。在艱難困苦的日子裡,羅榮桓這位軍隊政治工作的能手,為鼓舞戰士戰勝困難發揮了巨大作用。毛澤東常常能聽見羅榮桓用沙啞的嗓音唱湖南花鼓戲給戰士們鼓動士氣。

“戰錦方為大問題”,1948年,毛澤東從戰爭全局出發,認為攻克錦州是遼沈戰役的決勝之舉。它不但可以關閉東北大門,還可以切斷敵人退回關內的退路。毛澤東明確指示東北野戰軍必須盡快拿下錦州,時任東北野戰軍政委的羅榮桓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主張先打錦州。南下北寧線,強攻錦州,全殲東北之敵,羅榮桓在關鍵時刻起了重要作用,保証毛澤東和黨中央戰略決策的貫徹和實施。

胡為雄編著的《詩國盟主毛澤東》(中國當代出版社1996年7月版)提出了另一種解釋:“戰錦”不是指攻打錦州,而是指革命戰爭打下來的錦繡江山。其依據是:“戰錦”如果真的指“攻打錦州”,與長征不對仗。長征是名詞,戰錦是動賓結構。如果把戰錦理解為靠武裝斗爭得來的錦繡江山,它完全與長征對仗,並且還是勝對。這種解讀十分牽強,完全忽視了毛澤東緬懷羅榮桓功績的寫作意圖,應者寥寥。

“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這兩句詩運用了兩個寓言故事,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外國的。斥鷃即鵪鶉,是蓬間雀,在蓬蒿中飛起來不過幾丈高。典出《庄子·逍遙游》:“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裡,絕雲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又見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二:“斥鷃不知大鵬,河伯不知海若。聖賢一段苦心,庸夫豈能測度。”后者講的是昆雞和老鷹的故事,借用了俄國克雷洛夫寓言《鷹和雞》,說本來跳得不高的昆雞,居然也譏笑暫時飛得不高的老鷹,認為鷹和自己飛得一樣低。鷹回答說:“鷹有時可能比昆雞飛得低,但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麼高。”詩人把羅榮桓比作鯤鵬和雄鷹,高度贊揚羅榮桓為人謙遜、做人低調的品格,斥責那些目光短淺、自鳴得意、嘰嘰喳喳、撥弄是非的小人。通過對比突出羅榮桓同志高大的形象、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精神。至於斥鷃和昆雞,此處當屬泛指,不宜對號入座。

“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這句表達了毛澤東對羅榮桓不幸逝世的巨大哀傷和痛惜。像羅榮桓這樣可以定大事、決疑難的同志不可多得,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毛澤東也失去了一位與自己共事一生的親密戰友。毛澤東十分信賴羅榮桓,經常與羅榮桓商討國家大事。如今摯友不幸離世,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情啊!

詩人心境剖析

毛澤東曾寫過幾首悼亡詩詞,例如《四言詩·祭母文》《五古·挽易昌陶》《五律·挽戴安瀾》《蝶戀花·答李淑一》,而《七律·吊羅榮桓同志》是毛澤東為戰友逝世而寫的悼亡詩。這首詩情深意切,直抒胸臆,感情深厚,對比鮮明,襯托有力,抒發毛澤東對羅榮桓逝世的深切哀悼,體現毛澤東對羅榮桓卓越貢獻的充分肯定,表達了對羅榮桓崇高品格的高度贊揚。

1963年12月16日,共和國元帥羅榮桓在北京不幸逝世。據張鵬、張明林著《毛澤東情感實錄》(紅旗出版社2013年9月版)所述,這天晚上,毛澤東正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聶榮臻關於十年科學技術規劃問題的匯報。當噩耗傳來,毛澤東帶頭起立默哀。默哀后,他說:羅榮桓同志原則性強,表裡如一,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12月17日,毛澤東親自參加羅榮桓的追悼會,深深地向這位從秋收起義就開始跟隨他的“解放軍政治思想戰線的奠基人”(毛澤東語)之一的元帥三鞠躬。

羅榮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五四時期在長沙參加過毛澤東等領導的學生運動。他是《湘江評論》的熱心讀者,也參加過“驅張運動”。1926年,他從青島大學結業后,回到家鄉積極參加農民運動。馬日事變后,面對白色恐怖,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八七會議以后,羅榮桓率領農民起義軍舉行暴動,智取通城。隨后,他率領這支農民武裝參加秋收起義。

永新三灣改編時,羅榮桓擔任工農革命軍特務連黨代表。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事實証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比較健全。”羅榮桓就是這樣一位黨代表,是人民軍隊最早的七個連黨代表之一。他領導的連隊戰斗力強,作風過硬,紀律嚴明。有一次在經歷連續惡戰后,整個連隊沒有一個逃兵,被打散的戰士很快主動找到部隊。

1929年古田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召集一批軍隊中的黨代表分組召開座談會,進行調查研究。羅榮桓提出了反對打罵士兵的問題,說第九連有一位軍官打人凶狠,士兵給了他一個“鐵匠”的外號。此事引起毛澤東的重視。古田會議后的一天,毛澤東和剛從上海調來的前委秘書馮文彬一起散步,羅榮桓從一旁走過,毛澤東望著這位沉穩踏實的紅軍干部背影,對馮文彬說:“這個同志是個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對這個同志,我們發現晚了。”語氣之中,大有相見恨晚之情。

在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屢遭質疑,但羅榮桓始終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也受到牽連,被說成是“宗派主義者”,被撤銷了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直到遵義會議后才恢復工作。毛澤東曾嘆息說:“我倒霉時,他也跟著我倒霉。”毛澤東曾這樣評價羅榮桓:羅榮桓是個老實人,而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干部。在關鍵時刻,羅榮桓總是支持毛澤東、擁護毛澤東。羅榮桓辭世前曾說:“我革命這麼多年,選定了一條,就是要跟著毛主席走。”

石贊、蘆白欣編著《毛澤東詩詞書法賞析》(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提供了一則珍聞:1963年12月,羅榮桓逝世后不久,毛澤東同《紅旗》編輯部的一位工作人員談到羅榮桓時,念了一首三言韻語稱贊羅榮桓同志:“無私利,不專斷,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開,放得下。”毛澤東對羅榮桓的品格、作風、才干、襟懷、能力等多個方面都給予高度評價,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如果把它同《七律·吊羅榮桓同志》結合起來閱讀,更能看出毛澤東對羅榮桓的感情之深、評價之高。

(摘自《黨史文苑》,2021年第11期,有刪節)

(責編:代曉靈、秦華)
相關專題
· 汪建新專欄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黨史學習教育”官微

微信“掃一掃”添加“黨史學習教育”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