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年考古學看中華文明獨特文化基因

　　 【特別關注·紀念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為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現代考古學已經走過了整整百年曲折而輝煌的歷程，百年考古就“中華文明獨特文化基因”這一重大問題建構與實証了什麼？回顧以往，從豐富的考古資料和豐碩的研究成果出發，可以形成一些初步認識。

　　持續發展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

　　 文明是人類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一個包含起源、形成及早期發展的長期進程。就中原地區而言，綜合百年的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體在距今6000年左右廟底溝文化的相關聚落中開始出現社會分化與不平等，是該區域文明起源的開始，是各種文明要素起源並不斷聚積的階段。之后社會不斷發展，歷經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文化等階段，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晚期出現了明顯的“國家形態”，進入了文明社會。如都邑性質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具有城址、等級墓地、銅器、禮器、宮殿及禮制建筑等齊備的文明要素。經過距今4000年以后新砦文化時期的國家形態的早期發展，至夏代中晚期的二裡頭文化時期，文明中心地位形成。后經商周時期的鞏固與進一步的迅速發展，華夏文明逐步走向輝煌。

　　 長江下游地區至少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澤文化早期社會已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層現象，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的新發現就反映了這一點，該地區自此開始邁入文明化的進程。崧澤文化之后該區域在經濟、文化、政治結構方面不斷發展，社會等級分化不斷加劇，歷經距今5300年開始的良渚文化早期，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中期始，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都實証此時良渚社會已進入文明時期。良渚文化晚期，文化日漸衰弱，社會結構和權力趨於分散，該地域的良渚社會逐漸走向衰亡，良渚文化之后的馬橋文化社會復雜程度不高，長江下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在這一時期進入了低谷。馬橋文化之后，這一區域隨著周人的南下而逐漸被納入中原地區文明和國家一體發展的歷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黃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區也是在大體距今60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末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開始出現分層分化的現象，是該地區文明化進程的肇始時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后，進入了一個劇烈變革的時期﹔其晚期時，聚落群至少形成了大、中、小三層的金字塔式布局結構﹔距今45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時期，城址的大量出現、聚落群的復雜分化、山東泗水尹家城和臨朐西朱封遺址超大型墓的發現等，表明社會等級分化嚴重，社會組織和結構復雜，王者雛形出現，禮制初步形成，社會進入了國家形態，海岱地區古代文明社會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整個海岱地區內的社會發展並不平衡，也未出現像良渚社會一樣絕對的文化與社會的中心區域。龍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時期文化急劇衰退，商周時期海岱地區逐漸為商周文明所輻射控制。

　　 紅山文化在距今6700年左右出現於西遼河流域，延續發展到約距今5300年的晚期才開始出現社會分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其文化末期社會分層加劇，進入文明時期。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文明化進程是從距今6000多年的大溪文化中晚期開始的，而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該地區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關鍵時期，尤其在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以石家河古城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遺址群和整個文化區的中心，然而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峰值期將要邁入文明社會門檻時卻逐漸衰落了下來。之后中原文化逐漸南下，該區域進入夏商文明直接影響的發展階段。近些年，在晉陝高原地區發現了距今4200~3800年的陝西神木縣石峁城址。石峁城址所代表的文化與社會也應該進入了文明階段，但其前身文化發展還有待探索，而之后石峁城址廢棄，這一文明在其演進過程中中斷，一些文明遺產在與周邊地區其他文化互動交流中被吸收利用。

　　 中華文明是一個經歷了起源、形成以及連續發展的獨特文明，有著較為明顯的“文明化”的過程，雖然存在復雜多樣、非單線的進化，甚至某些文明進程的“斷裂”，但整體上仍是“螺旋式”持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個別斷裂的區域文明並非徹底消失，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區域文明吸收、融合、改造，作為文明基因傳承下來。

　　海納百川與務實創新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綿不斷、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中華文明延綿不斷的深層原因是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在今天中國的地域范圍內，史前時期每一個地理單元或地區如燕遼地區、海岱地區、長江中游、長江下游、中原地區等都有著各自區域內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區域文化各有特色，有著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而且這些不同區域在各自文化或連續、或間隔、或中斷的演進變化的同時，文化之間存在互動交流。對於某一考古學文化而言，文化互動的結果直接表現為周邊諸考古學文化先進因素不斷匯聚，“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良渚文明以玉器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禮制系統，顯然與早於良渚同樣玉器發達、宗教色彩濃厚的江淮地區的凌家灘文化有著密切關系，且相鄰地區的二者之間明顯存在著一興一廢。此外，良渚文化發現有數千裡之外的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特征的玉器也是學界的共識。中原地區這種兼收並蓄的特點更為明顯，尤其到了距今4500年以后的龍山時代，文化間的融合與交流在中心或都邑性遺址中的表現達到一次高峰，甚至形成一波浪潮。晉南陶寺文化中更是同時存在西北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東北遼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或黃河下游海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的重要因素。龍山時代的晉陝高原石峁文化與陶寺文化之間在陶器、玉器、銅器、樂器、建筑技術等各方面存在互動交流已是不爭的事實。石峁遺址核心區皇城台最新發現的石雕圖像對東北地區石雕傳統的吸收十分明顯，而一些石雕的獸面與人面飾卻又與遠在江漢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者。至夏代中晚期的二裡頭文化時期，匯聚融合四方先進文明因素再次達到一個頂峰，並且二裡頭禮制文明傳播輻射到了周邊以及更廣闊區域，這一點已成常識，不再贅述。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與多元，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動、交流與傳播中逐漸形成了較為開放、融合的文明特質。

　　 距今約5000年明確進入文明形態的良渚社會宗教色彩極其濃厚，墓葬中滿目祭祀禮神的玉璧、玉琮及繁縟復雜的神性紋飾充分反映了這一點。紅山文化晚期遼寧凌源市牛河梁遺址廟、壇、塚結合的宗教特征及其聚落結構，包括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類動物形玉器以及非實用陶器，雖然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當為溝通人與神的宗教法器或巫儀神器。將文化統一到對神的認同上，信仰與神性是統一的，這種社會可以迅速積累財富與集中資源，實際上是投入了大量非生產性勞動，把過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浪費在虛無縹緲的神靈之上，長期來看十分不利於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而在距今4300多年，經歷之前神性“務虛”的陣痛與沖擊后，世俗的“務實”品質成為文化與社會的主流。這一點或許在更早些的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經表現出來，最能反映文化與社會務實特質的是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尤其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陶寺文化中少見宗教性大型建筑，卻舍得耗費力量修建城池，“筑城造郭”，用於防御外敵入侵。在陶寺遺址中期小城內考古發現了具有系統“觀象授時”功用的大型夯土建筑，該建筑經過多年實測與研究，推測當時可以觀測20個節氣。所謂“觀象授時”，授的是與物候密切相關的“農時”，主要用於指導當時的農耕種植，發展農業經濟。而農業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經濟形式，是中國古代社會生產與生活的支撐。顯然，陶寺文化時期，重視農業生產就是最大的“務實”。陶寺社會集團的統治者們似乎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與經營相對較少，而將主要力量放在生產性勞動領域，作風務實，並致力於禮制的建立，這就在客觀上有利於其實力的積蓄和可持續發展。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史前區域文化對外來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簡單的復制性效仿，而是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造，多有創新。良渚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神人獸面紋之外的鳥紋及變體鳥紋應是源於大汶口文化，進入良渚社會后與神人獸面紋組合相融成一個整體。之后，進入龍山時代的陶寺文化與社會揚棄式吸收外來先進文明因素，例如創造性使用范鑄銅容器，成為輝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銅鑄造技術之始。日常用具也有經改造的情形，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更少見與原產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現象，而是創新出多璜聯璧、組合頭飾、組合腕飾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

　　 中華文明在其發展歷程中逐漸形成了海納百川與務實創新的特質，這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獨樹一幟的深層原因。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的獨特模式

　　 中華文明在其文明發展歷程中復雜多樣，不同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古老文明，難以用任何一個已有文明模式來概括與比附，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恩格斯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是文明社會形成的最突出標志。他在論述國家興起時指出了雅典形式、羅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主要形式。就百年中國考古實際而言，這三種形式的任何一種都難以適合中華文明的內涵。目前已知進入了文明時期的陶寺社會既有“氏族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也有“平民和貴族斗爭”。而依據屬於夏代中晚期的二裡頭文化考古材料，二裡頭社會顯然既有內部階級對立，又有平民與貴族的斗爭，還有明顯的對外擴張，至少是此三種因素相結合的結果。

　　 從中國考古材料出發，蘇秉琦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把中華文明起源歸結為裂變、撞擊和熔合三種基本形式，這就是對中華文明形成模式的一種探索，而且似乎與恩格斯所言三種形式有異曲同工之妙。近些年，李伯謙撰寫系列文章明確提出中華文明演進的“三個階段兩種模式”，以紅山、良渚為代表的神權國家模式和夏商周軍權—王權國家模式。目前比較清晰的神權模式為良渚古國，王權模式有陶寺、二裡頭乃至商周王朝。

　　 文明呈現的模式與文明最終形成的內在原因密切相關。關於文明的形成內因，國外學術界曾有過沖突論、融合論、宗教管理論、貿易論等各種各樣的理論，還涉及人口增加、農業強化、交換貿易、戰爭、環境、資源、技術等眾多因素。中華文明的形成顯然復雜得多，眾多因素幾乎是兼而有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嚴文明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提出了“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模式，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即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時又是一體的。

　　 理論與思考源於實際材料。隨著各個區域考古材料的不斷豐富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看到中國各區域文明形成過程中社會形態表現出不同的特質，進而呈現出不同的“模式”，有“紅山模式”和“良渚模式”，也有“陶寺模式”“石峁模式”等。從中華文明長期發展軌跡和最終結果來看，這些“多元文明”最終走向了“一體”。需要強調的是，“多元”與“一體”是一個多元演進並逐漸走向一體的過程。就中原地區而言，廟底溝文化時期是中國早期文化歷史上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時期。龍山時代是第二次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時期。龍山文化末期，周圍地區的文化與社會相繼衰落或中斷，其文明化的進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區的文明脫穎而出，至二裡頭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中心的地位開始確立，二裡頭文明開始向周圍地區廣泛輻射，周圍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方向，從原來以自己獨立發展為主的軌道，改變為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共同發展，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開始初步形成，再經商周各地逐漸融入了以中原為主體的華夏文明之中。所以，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是從“無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體”，這或許正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演進的最大特色。

　　 總之，百年中國考古實踐，尤其史前考古事實告訴我們，中華文明在宏觀上是持續發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在其起源、形成與發展演進過程中逐漸展現海納百川、務實創新、多元一體等特質與風格，這些都是堅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淵源和寶貴財富。對於延綿5000年的中華文明而言，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澱、創新、發展是高度文化自信的“基因”。無論是炎黃傳說，還是堯、舜、禹、夏、商、周之早期中國，文化基因從未中斷，祖先認同綿延至今，就此而言，“古”是今人的“史”，“祖”是今人的“先”。

　　 （作者：高江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