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

【特別關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110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由此拉開了序幕。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探索。”110年時光猶如一把刻滿了時間刻度的標尺，客觀地度量著無數重大歷史事件，其中，辛亥革命無疑是值得后人永遠銘記的一場偉大革命。

一

何以會、何以能發生這樣一場革命？回到武昌首義的時間軸上，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革命者率先思索並用行動交出了一份時代答卷。為了鼓動革命，他們創辦了大量革命報刊，宣傳當時的中國為什麼要走革命道路。從《湖北學生界》到《浙江潮》，從《革命軍》到《猛回頭》《警世鐘》，革命的聲音從海外傳到國內，這些報刊和書籍從文字上無情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敗，說明了革命的合理性，極大地影響了一批愛國青年志士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此外，革命者還大量翻譯、編印了外國革命史、亡國史，既熱情地謳歌了法國革命和北美獨立戰爭，又無情揭示了落后挨打乃至亡國的慘痛教訓，說明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拯救中國的不二之法。

當時的頑固勢力將革命派稱為“亂黨”，為了阻止革命發生，他們採取各種嚴厲措施禁止革命報刊、書籍的傳播。但他們從未意識到革命發生的真正原因，沒有覺察自身統治出現的問題，反而希望以有限的改革消弭革命，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地位，結果隻能適得其反。

史學界在探尋辛亥革命起因時，主張放長歷史尺度，放寬歷史空間，提出“必須縱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三個一百年，即百年歷史背景，百年的歷史本身，都需要通盤研究，同時還要進行未來百年的展望”（章開沅：《走出中國近代史》，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頁）。革命只是歷史長河中翻起的一朵“浪花”，但是，沒有風力、水流的作用甚至波濤的搏擊，平靜的水面上是無法翻起這朵“浪花”的。因此，研究辛亥革命需要長時段、寬視野、多層次、全方位的剖析。

辛亥革命前的百余年間，也就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清朝統治者還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虛假繁榮下，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夜郎自大，閉關自守。鴉片戰爭發生后的兩年，身為清朝最高統治者的道光帝竟不知道英吉利位於何方。而此時的英國和西方世界已經掀起了一場以紡織技術和蒸汽動力為代表的工業革命。到1840年前后，英國已經率先完成了這場革命。此時的中國還處在傳統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英國卻已經成長為“世界工廠”，中、英兩國間的生產力水平出現了巨大反差。據研究，18世紀末，中國人均生鐵佔有量隻有0.05公斤左右，而英國人均生鐵佔有量高達近100公斤（趙德馨等著：《近代中西關系與中國社會》，第40~44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除了經濟、技術上的落后外，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思想觀念等方面，當時的中國全方位落后於西方。英國在1640年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保護資產階級利益，而中國仍然處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整個社會陷入“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局面。而對這由遠及近的危機，清政府上下渾然不覺，更談不上居安思危。

戰爭的勝負雖然有時帶有一定偶然性，但可以說，鴉片戰爭的失敗不是偶然。戰前中英雙方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巨大反差已經預示了結局。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清政府經歷了一系列戰爭失敗所帶來的割地、賠款，直至淪為“洋人的朝廷”，中華民族陷入了空前危機。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清政府進行了有限的改革，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他們不甘於被動挨打，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從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掀起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創辦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的洋務運動。但是，甲午一役使洋務派的“自強”“求富”夢破滅，洋務運動沒有找到為中國擺脫貧弱的出路。甲午戰敗后，資產階級維新派高舉“變法”旗幟，掀起“百日維新”，但這場溫和的改革終究也只是曇花一現，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在封建專制統治下根本行不通，時代將資產階級革命派推到了歷史的前台。

辛亥革命的發生，離不開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者的長期准備，但它更是百年來逐步積累起來的，錯綜復雜的政治危機、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的一次總爆發，也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改革與改良運動失敗后拯救民族危亡的一次新的探索。

二

辛亥革命標志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新開端。民族共同體是民族復興偉業的先決條件，它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高度認同、命運相連、利益一致的民族群體。不同的民族在其形成的道路上具有不同的特點，中華民族共同體體現為“多元一體”，一體是趨勢和結果，多元是一體化進程中的基礎和現狀。到了辛亥革命，包括維新派、革命派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率先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主張“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即使是激進的革命派也主張“民族主義之大目的，在統一全族以立國”（余一：《民族主義論》，《浙江潮》第3期）。因此，早在革命理論准備階段，革命派就已經開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與政治建構。

革命派的民族主義主張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無高低貴賤之分，“滿洲政府既倒之后，凡漢、滿、蒙、苗諸族，同受治於共和政治之下，同享有平等之權利，滿、蒙諸族其有抱負不凡者，起而為中華民國之總統可也”（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1冊，第25頁）。孫中山先生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確宣布，“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從此之后，中華民族以整體面貌存在於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共同體成為新型民族關系建設的重要原則，也是國家根本大法的重要內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奠定了“五族共和”的法律基礎。1936年，國民政府宣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1946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重申，“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中華民國憲法》，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

在國難當頭的抗戰時期，民族意識進一步高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政界、知識界向學校教育滲透，植根於青少年心中，中華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增強。李方晨的《中華民族統一運動史》、李廣平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張旭光的《中華民族發展史綱》、李震同的《中華民族的來源》等，大多描述了漢族和各少數民族是如何融合成中華民族的。中小學歷史課本以生動的語言、通俗的文字講述著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故事，培植學生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家國情懷：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中華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家，我們的祖宗生在這兒，死在這兒，我們自己現在也是生長在這兒。我們愛護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家，也愛護我們的民族。可是，我們的民族是怎樣形成的呢？假使我們知道我們的祖宗是怎樣地從相打而相識，從相識而團結成為整個的中華民族，那末，我們將加倍熱忱愛護我們的民族（陳鶴琴、陳選善主編，馬精武編輯：《中華民族的成形》導言，世界書局1943年版）。

文化認同既是民族內聚力的強大紐帶，又是民族共同體存在與發展的強勁精神源泉。從根本上說，民族共同體由自在到自覺的過程就是文化認同的過程，辛亥革命的發生促成了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新開端，“中華民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共同體與民族國家建設的新開端，抗日戰爭時期共同的命運強化了中華民族的高度認同與命運共同體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基本形成”（彭南生：《辛亥遺產：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新開端》，《史學月刊》2011年第4期）。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力地促進了少數民族聚居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

辛亥革命邁開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同盟會十六字綱領提出“建立民國”，孫中山先生將它闡釋為民權主義，后來又明確宣布，“國家之本，在於人民”。《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還確立了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請願、訴訟、選舉與被選舉等權利，這是對民權主義的深化與發展。孫中山先生還對民權的實施路徑進行了設計，從建立國民政府逐步過渡到人民主政，最后實行五權憲法。

民權主義理想是美好的，但革命黨人對實現民權主義的艱巨性認識不足。袁世凱竊奪辛亥革命的果實之后，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痛定思痛，認為民權主義的挫折在於封建專制主義舊勢力過於強大，必須與之進行徹底的斗爭。經過革命洗禮的一批先進分子繼續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在新的形勢下，民權主義發展到新的階段。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將三民主義重新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他總結了辛亥革命以來為民權主義而奮斗的經驗教訓，認為“以后應當把調和妥協的手段一概打消，……來做徹底成功的革命”。難能可貴的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認識到民權主義不能套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准，不足為我們的導師。”“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仿效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至此，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進一步深化了在中國實現民權主義的認識。可惜，他未能看到民權主義真正實現的那一天，就帶著遺憾與世長辭。

經過幾十年探索與實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政治文明發展道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多黨合作和協商民主，真正實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推向一個新階段，民主政治的中國實踐顯示出強大優越性。

四

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的新起點。民族復興偉業需要強大的物質基礎，同盟會十六字綱領提出“平均地權”，表明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已經意識到土地問題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重要性，孫中山先生進一步將它概括為民生主義，希望以此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貧弱問題。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認識到，僅僅依靠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還不夠，還需要“發達國家資本”，振興實業，包括交通運輸、工礦企業等。南京臨時政府將其民生主義付諸實踐，專門確立了商業注冊章程、商業銀行暫行條例等，鼓勵創辦各種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業、煤礦、鐵路、航運、機械制造及各類工廠。然而，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存續時間很短等原因，上述發展經濟的舉措未能產生實際效果。

在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后，孫中山先生將主要精力放在民生建設上，精心撰寫了《實業計劃》，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描繪了一幅美好藍圖，他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十至二十年內，修建十萬英裡鐵路和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修建全國公路網，整修運河和內河航道，全面開採煤、鐵、石油、有色金屬等礦藏，加快鋼鐵、石油、水泥等行業的發展。農業實現機械化，廣泛採用現代農業技術，大力發展糧、棉、油、紡織、日用品、印刷、蠶絲、茶等加工制造業。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龐大的實業計劃未能成為現實，但他希望通過加強實業建設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崇高理想，激勵著后人為之不懈奮斗。他提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民生主義的核心理念超越了時代條件，對社會建設具有重大啟迪。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驅們為中華民族所描繪的美好藍圖，已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為現實，並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經濟現代化沖刺。我國建成的高鐵裡程、高速公路裡程均居世界第一，基礎設施網絡四通八達，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國佔據7個。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神舟升空、北斗定位、嫦娥奔月、蛟龍入海等偉大工程接連完成，中華民族正在不可逆轉地走向偉大復興。

雖然由於種種限制，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時代所賦予的歷史重任，但它吹響了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號角。110年來，中國人民接續奮斗，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奮斗和壯烈犧牲的志士們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裡程碑！”新的征程上，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應當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發揚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精神，攜手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繼續奮勇前進。

（作者：彭南生，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