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重視智能媒介素養的提升

　　 當前，人工智能在傳媒業的應用呈燎原之勢：新聞雷達、智能寫作、個體畫像、智能推薦等智能媒介技術廣泛植入傳播全鏈條。信息傳播效能迅速提高的同時，問題也凸顯出來：用戶需要讓渡部分隱私權以換取便利﹔沉溺於碎片視頻可能導致深度思考能力退化﹔高度仿真的“深度偽裝”（Deepfake）影像、變音軟件使網絡騙局頻頻出現……這給個人信息安全、網絡輿論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近年來，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出台，明確了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經營者責任，從框架上規范數據處理活動，對於保障數據安全、維護國家主權具有重要意義。但也要看到，智能媒介與網絡安全、輿論安全、網民行為之間關系錯綜復雜，規避風險不能完全依賴外部治理，廣大網民在智能媒介應用上的自律意識——主要是智能媒介素養的教育和提升，顯得尤為重要。

　　提升智能媒介素養的意義

　　 數字時代，人們不僅要在信息洪流中生存，還要增強對智能信息的解讀、應用和批判能力，使媒介更好為社會和個人服務——這就是智能媒介素養的主要意涵。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人工智能逐漸成為媒介產業底層邏輯的今天，當智能傳播已經成為社會的基礎架構之時，智能媒介素養亦將成為“社會人”發展所依賴的基本素養。

　　 提升智能媒介素養，增強鑒別與批判能力。早在20世紀20年代，大眾媒體所制造的“擬態環境”就引起了學術界關注。“擬態環境”並非事實的再現，而是大眾媒體通過有選擇地加工造成的外界印象，並在不知不覺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智能媒介對現實的加工更甚以往，它所營造的“擬態環境”看起來更為真實。例如，通過大數據畫像，可以提煉網民的性格特點、生活習慣，實現信息“精准投喂”﹔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新型仿真技術的應用，使普通網民難分真偽。提升智能媒介素養，有助於增強人們從網絡信息中還原現實的能力。例如，針對網絡平台根據人們的消費特點推薦商品，別有用心者通過算法實現影像仿真，如果人們具有一定的智能媒介素養，了解網絡信息的生產和發布過程，就能做到有效甄別。

　　 提升智能媒介素養，增強應用能力，縮短“知溝”。新媒體勃興之初，學界普遍認為智能媒介素養主要包括圖像處理、圖文配合、信息的組織和聯通等能力﹔隨著人工智能的普遍應用，在這些能力之外又增加了對統計知識、數據處理知識、可視化工具的學習與把握等。對於年齡偏大、學習能力較弱的網絡使用者，掌握這些專業知識難度很大。但隨著近年來大量簡單易用的智能信息分析、自動加工類App廣泛出現，善於學習的普通用戶技能迅速提升﹔在老年大學課堂中，不少退休人士也初步掌握了使用智能軟件編輯發布信息的能力。大量事例表明，如果針對性地進行智能媒介素養培訓，可以有效縮短智能媒介應用的“知溝”。

　　 提升智能媒介素養，增強對生產者創作行為的監督。信息生產者的目的並不總是向善。例如，在算法“公正”外衣遮蔽下，非理性的、帶有偏見的、煽動性的信息被自動轉發，不時造成謠言泛濫﹔“深度偽裝”技術可用來整蠱競爭對手，制造混亂並混淆視聽。隨著網絡使用者自身鑒別能力的提高以及智能識假軟件的推廣，人們越來越了解智能媒介構造現實的能力，從而能夠發現智能媒介應用背后的“修辭手法”。例如，平台發布者常將虛假新聞、不良信息的責任推給算法。這種論調初始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對於了解算法邏輯、權屬、責任的用戶而言，這種說法不攻自破。近年來，多個算法平台因不良推送被網民舉報，在查實后被依法處理，証明網民對於算法“公正”警覺性有了提升。

　　提升智能媒介素養的可能路徑

　　 英國技術哲學家大衛·科林格裡奇發現，一項技術的社會后果往往不能在技術生命的早期被預料到。然而，當不希望的后果被發現時，技術往往已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以至於對它的控制十分困難。這就是“科林格裡奇困境”。在我國智能媒介突飛猛進但公眾智能媒介素養整體不足的情況下，要重視社會制度安排，培養個體開放性視野和多元思維，在構建新知識的同時增長鑒識能力，防止落入“科林格裡奇困境”。

　　 完善頂層設計，多層次推動智能媒介素養提升行動落地。2016年，我國政府全面啟動爭做中國好網民工程，其中媒介素養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是重要內容。其后，中央網信辦和教育部也不斷出台政策，支持對網民或學生進行媒介素養教育。智能媒介工作原理、生產機制、運行方式技術含量很高，並非一般網民所能自行學習的。為此，應根據不同層次網絡群體，採取針對性教育方式。例如，對網絡內容生產商，重在要求履行生產者責任，標注智能內容的技術手段與地點、時間、人物等信息要素﹔對文化程度高的網民，重在提供智能技術原理和生產背景的解讀，鼓勵他們以更廣闊、更辯証的思維看待問題﹔對不熟悉智能技術或辨別能力較差的網民，主要提供信息鑒別及防騙方面的教育。

　　 把握現實趨勢，增強用戶自主提升智能媒介素養的積極性。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媒介素養”自提出后，經歷了保護、鑒別、批判、參與四種范式的闡釋。前三種范式都認為，受眾是媒介素養的被動方，需要接受政府、媒體等主導方的教育。而今，信息的生產與發布不再由專業媒體壟斷，網絡“去中心化”態勢明顯。智能工具的廣泛運用，進一步提高了普通網民參與積極性，媒介素養教育的主導權開始向廣大網民轉移，他們的媒介素養水平直接體現在用戶生產內容（UGC）作品之中。特別是近幾年，隨著簡便易用的智能媒介技術的日漸流行，普通網民也可借助這些智能工具的強大能力，發布優質信息內容。這提示我們，應推動媒介素養教育從被動灌輸向主動提升轉變，減少說教成分，善於在網絡內容的生產與消費中引導用戶提升表達、分析、思辨能力，在潛移默化中提升其智能媒介素養水平。

　　 推動多元互動，提升社會整體智能媒介素養水平。在數字時代，智能媒介的主體包括專業平台、新聞機構、普通網民等，他們在智能媒介素養教育方面各具優勢。如果加強引導，形成良性循環，可以大幅降低行政成本，使他們在有效互動中助推社會整體智能媒介素養水平的提升。專業平台通常是智能媒介各種功能的開發者和率先使用者，其與普通網民之間能夠就不同場景使用智能媒介的尺度進行互動並達成共識﹔新聞機構作為專業智能媒介的使用者，可在實踐中將智能媒介素養教育蘊含在專業內容之中，從而實現各主體的知識提升﹔普通網民在學習和實踐中了解智能媒介原理，增長智能媒介技能，並通過多方互動監督專業平台、新聞機構的算法運用，有助於在提升自身媒介素養的同時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

　　 （作者：黃曉勇，系新華社高級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視聽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