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與發展

近代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

20世紀20年代末，以唯物史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日本史學界產生並迅速發展，成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史學流派之一。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得以產生，與明治末期以來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介及研究積累有關，同時更是借由一戰后社會意識分化大背景下社會主義運動的直接推動。

近代日本引介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以德國為主的歐美國家，如留學德國的三木清回國后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等﹔二是俄國，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勝利，推動了馬克思、列寧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不過，盡管馬克思主義思想早在19世紀末就已傳入日本，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也使學界及民眾對其有一定的關注，但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日本仍主要被應用於經濟分析領域，很少用於歷史及社會形態分析，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還未從其社會科學理論中獨立出來。

1922年7月，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日本共產黨建立。日共的建立及共產國際的相關指導，成為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的直接契機。1922—1926年，日共經歷了建黨、被迫解散到重建的過程，在此期間其內部就日本社會性質、未來斗爭目標及方式有重大意見分歧，部分人開始意識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日本歷史及現狀的必要性。而日本在20年代經歷了一戰后的經濟蕭條、1923年關東大地震、1927年金融危機等，工農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凸顯，面對復雜的社會局面及深刻的社會危機，各界紛紛尋求解讀社會現狀的理論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活躍的思想探討引發社會意識的分化。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為一種認識社會的理論和方法，是應消除日共黨內紛爭及解讀日本社會的雙重需求產生的。

1927年共產國際制定並發布《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二七年綱領》）前后，馬克思、列寧等人的歷史分析理論和方法在日本開始被應用於史學研究。《二七年綱領》指出，日本仍是“半封建國家”，共產黨當下的任務是領導無產者和農民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廢除君主制。受此判斷及目標引領，野呂榮太郎、羽仁五郎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經濟學家，開始探究日本資本主義是在怎樣的歷史前提和條件下，在保留天皇制和寄生地主制的同時發展起來的。正是在這些探討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得以從其社會科學理論中獨立出來。

近代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歷程及主要成果

1927—1928年，野呂榮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服部之總的《明治維新史》在政治批判社編的《馬克思主義講座》上連載。野呂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提出，為掌握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需探討明治維新變革、日本的產業革命及其政治、社會表象等，以闡明日本走向近代時的特殊性質。羽仁五郎於1929年出版了《轉型期的歷史學》一書，書中批判了當時史學研究逃避現實問題的傾向﹔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唯物史觀和發展階段理論﹔提出應該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理論來書寫世界史。可以看出，野呂、羽仁等已開始應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解析日本歷史及現狀。

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唯物論研究會”等研究組織相繼成立，研究者們開始策劃出版刊物及叢書，諸多領域亦展開了活躍的學術討論。

1930年秋，日共宣傳部長岩田義道和野呂榮太郎、羽仁五郎、渡部義通等策劃寫作《日本通史》，后因岩田受檢舉被捕，計劃未能實施。盡管如此，野呂和渡部還是召集研究者分別就日本資本主義史和古代奴隸制開展了共同研究。前者的成果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1932—1933年），后者的成果是《日本歷史教程》（1936—1937年）。這兩部書是戰前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性成果。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由日本當時馬克思主義史學、經濟學主要研究力量撰稿，陸續出版7卷，社會反響很大，也引發了“講座派”和“勞農派”圍繞日本資本主義性質的論戰。實際上，1927年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就明治維新的性質、日本資本主義性質、天皇制權力的階級屬性、地主土地所有制等展開過各類論戰，史稱“日本資本主義論爭”。通過這些論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自我認識不斷深化，社會影響也逐漸擴大。

1933年左右，日本政府對社會主義運動的鎮壓加劇。1934年，“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等被迫停止活動。同年，野呂榮太郎病死獄中。在鎮壓社會主義運動、取締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時，日本政府逐漸強化以“國體論”為支柱的近代天皇制意識形態，在史學領域“皇國史觀”呈現碾壓其他史學思想之勢。

在嚴酷的環境下，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再如先前那般活躍，部分馬克思主義史家開始以學術研究對抗“皇國史觀”。羽仁五郎及其門下和渡部義通的《日本歷史教程》共同研究小組成為引領者。

《日本歷史教程》第一冊和第二冊於1936—1937年出版。該教程依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等論斷，探究了日本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發展的歷程及早期國家性質，對“國體論”中的神國說、“萬世一系”說進行解構。與此同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宗教史、思想史領域也展開了對抗唯心主義史觀的研究。秋澤修二、永田廣志合著的《現代宗教批判講話》（1935年）、佐木秋夫的《唯物論全書 宗教學說》（1937年），都是遵循唯物史觀的宗教研究著作。在思想史領域，馬克思主義史家注重探究思想及文化之中隱藏的政治意圖，並對其進行意識形態分類，這在之后的思想史研究中成為一種范式。

20世紀30年代后期，在政府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高壓管控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研究活動進一步受限，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三種傾向：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特別是古代史研究領域，開始出現理論和實証相結合的傾向﹔在學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方法獲得了知識分子群體的更多關注﹔受羽仁五郎等影響，一大批年輕學者如石母田正、遠山茂樹、藤間生大、和島誠一等逐漸成長，並成為日本戰后歷史學的核心力量。

近代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特征

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自產生起，便十分重視理論的吸收、創新及本土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布哈林等關於歷史的諸多論述被引介到日本，其中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尤為受到重視。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出現“資本主義論爭”“古史論爭”“亞洲生產方式論爭”等多種學術論戰，以及不懈地討論普遍性和特殊性問題等，與理論本土化過程之中理論解釋的分歧密切相關。注重理論的同時，近代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還展現了較強的政治實踐性，如對抗天皇制意識形態、為社會主義革命實踐尋找理論依據等。正因如此，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存在初期受政治影響大、實証性偏弱、機械套用理論等不足。特別是受共產國際及日本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較大，兩者內部的斗爭和分歧深刻影響了史學研究。

盡管如此，這並不能抹殺馬克思主義史學給日本史學研究帶來的變革。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以前，日本學院派史學研究較缺乏理論性，且基本不探討明治維新之后的歷史。近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活躍的理論探討，致力於探究社會問題、尋找解決方法的強烈現實關懷，對各種唯心主義史觀的批判，切實為日本史學研究注入了活力、拓展了研究領域。另外，其注重從整體社會結構分析入手，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必然性的研究模式，為廣區域、長時段、通史式的歷史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並深刻影響了日本戰后歷史學的發展。

（作者：張艷茹，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