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諸子學研究及其實踐品格

　　近年來，諸子學尤其是近代諸子學研究逐漸升溫，成為哲學、文學和史學等諸多學科共同關注的話題。近代思想家的諸子學研究與肇始於乾嘉學派的諸子學一脈相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從近代開始，梁啟超等人便將二者視為“清代學術”的不同階段，直至當下，學術界一直側重強調近代諸子學與乾嘉諸子學的傳承關系，而對二者之間的差異重視不夠。事實上，近代諸子學既與乾嘉學派具有不可分割的理論淵源，又與后者不可等量齊觀。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兩者立足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相去甚遠，秉持的立言宗旨和價值訴求迥然相異。正如近代哲學肩負著救亡圖存和思想啟蒙的雙重歷史使命，近代思想家對諸子思想的解讀和詮釋也直接服務於近代中國社會的政治斗爭和現實需要。也就是說，近代諸子學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和有別於其他時代的理論初衷與意蘊特質。深入剖析近代諸子學的時代特征，既有助於直觀感受近代諸子學與乾嘉諸子學的差異，又有助於為當下諸子學研究提供歷史資鑒。

　　聚焦先秦諸子

　　中國近代是重塑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時代。近代思想家一面介紹、宣傳西學，一面整理、解讀中學，由此推出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國學思潮。對於中國近代的國學思潮，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方面，近代思想家的國學思想大不相同，從稱謂、理念到研究內容都大相徑庭﹔另一方面，近代思想家在對中國學術思想的選擇、側重上不約而同地聚焦先秦，以諸子學為重心。這一點通過近代思想家的學術經歷和著述最直觀地呈現出來。

　　在戊戌維新之前的十多年間，康有為始終致力於諸子學研究，諸子百家的關系尤其是先秦諸子的身份歸屬和傳承譜系是他在這一時期的核心研題。諸子學研究被康有為定義為考辨中國本土文化的“學術源流”，在《康有為全集》中佔據了前三卷，足見其在康有為思想中的分量以及對康有為后來思想的影響。譚嗣同在《仁學》中發出“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的斷語，因而被視為全面排斥傳統文化的典型。但稍加留意即可發現，他的這個觀點是就三代之后的文化立論的，並不表示對全部傳統文化的態度。更為重要的是，譚嗣同抨擊的是以荀子為代表的后儒對孔學的偽篡，而旨在為中國文化正本清源，從而更好地傳承、恢復三代之前的文化。事實上，譚嗣同對三代之前的周公之法和孔子之學頂禮膜拜，將“復興古學”奉為拯救中國的必由之路。梁啟超的學術研究涉獵廣泛，曾經被譽為史上著述最豐的思想家。透過卷帙浩繁的《梁啟超全集》不難發現，諸子學研究在他的國學研究中舉足輕重，並且是其中的亮點。梁啟超的國學研究側重諸子學，對先秦學術的研究既有宏觀透視，如《先秦政治思想史》《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等﹔又有個案研究，如《孔子》《老子哲學》《墨子學案》《子墨子學說》等﹔此外還有學派代表的中觀研究，如《儒家哲學》等。不僅如此，作為近代國學巨擘，梁啟超不遺余力地整理、解讀四書五經和諸子典籍，有力推動了近代諸子學研究。至於嚴復，晚年提倡尊孔讀經，推挹諸子學自不待言，即使是早年翻譯、宣傳西學時也熱衷於將老子、庄子、孔子和孟子等人的思想與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和孟德斯鳩等西方思想家的觀點相互對照乃至相互詮釋。除了譯作之外，嚴復最有影響力的著作當推《〈老子〉評語》《〈庄子〉評語》，他對老子、庄子的膜拜由此可見一斑。章太炎是享有盛譽的國學大家，並且明言國學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三個部分。盡管如此，這並不妨礙他的國學研究以先秦諸子為重鎮，如《諸子略說》《國故論衡》等。

　　守護精神家園

　　近代思想家的國學研究和對中國學術思想的繼承、闡發注重諸子學，並非無意之舉，而是有心之為。作為理性選擇的結果，近代諸子學復興是必然的。如果說懼怕文字獄是乾嘉年間諸子學興起的直接原因之一，那麼，近代思想家的諸子學研究則是迫於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政治斗爭和現實需要，因而承載著前所未有的歷史使命和價值訴求。

　　近代思想家深切地意識到，對中華文化的堅守和賡續與中國的前途命運休戚相關。嚴復指出，文化具有“國性”，是國家存立的根基。他斷言：“大凡一國存立，必以其國性為之基。”從這個意義上說，傳承中華文化就是延續中國人的精神命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強調，文化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也是凝聚民族信仰的不二法寶。若要同仇敵愾，就要以中國文化激發中國人的文化認同，以此增強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民族認同。沿著這個思路，以史學為國學根基的梁啟超借助中國學術思想激發中國人的愛國心，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發掘終身不輟。以語言文字為國學基礎的章太炎大聲疾呼保留、弘揚中國的漢字和方言。據章太炎所言，無論哪國人都覺得自己國家的語言優美動人，中國的漢語漢字最能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熱腸”，正如鄉音方言令同一地域的人倍感親切一樣。

　　近代思想家之所以在對中國學術思想的傳承中熱衷於先秦諸子，原因在於，先秦諸子的思想是國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除此之外，諸子學還具有其他時期的國學所沒有的特殊價值和重大意義。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先秦哲學是中國文化的活水源頭。因此，近代思想家對先秦諸子興趣盎然，帶有追溯中國文化的學術源頭、凝聚民族信仰之義。近代思想家熱衷於探究孔子、老子與墨子的關系，對中國紀年問題聚訟紛紜等做法都是明証﹔第二，在近代思想家看來，先秦學術代表了中華文化的高峰之一，有利於提振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章太炎認為，先秦諸子是中國最有學問的人，中國學術在諸子之后每況愈下。嚴復、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異口同聲地提到了軸心時代的世界學術，並對諸子學的超邁全球贊嘆不已。至此可見，有別於乾嘉諸子學研究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近代思想家的諸子學研究是有意識、有目的地守護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的產物。

　　彰顯實踐品格

　　近代思想家積極投身火熱的救亡斗爭實踐，帶著時代之問解讀諸子思想。這為他們的諸子學研究打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並且擁有了鮮活的實踐品格。

　　提振文化自信。近代思想家認為，對於中國文化的自信不僅關乎中國人的文化認同，而且關乎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民族認同。綜觀近代思想家對諸子思想的解讀和詮釋不難發現，他們的諸子學研究服務於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旨在凝聚民族精神，激發中國人同仇敵愾、抵御外侮的自信心。出於這一動機，他們對諸子思想的解讀和對先秦學術的梳理始終圍繞著增進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展開。甚至可以說，近代思想家之所以在國學中偏愛先秦時期的諸子學，就是為了給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瀕臨亡國滅種處境的中國人打氣加油。正如嚴復所言，越是在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越要堅挺中國文化。一旦對中國文化喪失信心，中國將真的陷入亡國滅種的深淵而萬劫不復了。嚴復的這些觀點發自肺腑，是經過研判西學之后作出的反思和覺醒。

　　銳意理論創新。近代諸子學與乾嘉學派的最大不同在於注重思想闡發而不是文字訓詁，無論康有為的今文經學還是章太炎的古文經學都側重對諸子思想的微言大義的發揮。這是近代思想家諸子學研究的共性，將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注入先秦諸子的思想之中是他們的共識。中國近代經歷幾千年未有之變局，無論服務於刻不容緩的救亡圖存還是應對西學的大量東漸都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情形下，近代思想家一面吸納西學，一面盤點、清理和重新解讀中國固有的學術資源，借鑒西學的思想元素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轉化和現代化。在吸收西學的過程中，他們根據中國近代的社會現實和自己的哲學理念、政治訴求對西學進行大膽改造，以此推動對諸子思想以及先秦學術的創新性解讀和詮釋。

　　挺立中國文化。近代思想家認識到文化傳承與中國的強弱興衰密不可分，與中國的前途命運休戚相關。他們在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救亡圖存和政治斗爭的同時，關注、解讀諸子思想。與此同時，通過厘辨中西文化的關系、比較中西文化的異同優劣，近代思想家借助諸子學堅守中國文化立場。秉持兼容並包的心態，借鑒外來文化豐富、創新中國文化，是近代諸子學留給后世的最大啟示。正如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申明師夷是為了制夷一樣，近代思想家借鑒、學習西學是為了更好地增強中學的力量而與西學分庭抗禮，從而更有效地抵制西方列強的侵略。對於近代思想家來說，西學充其量隻不過是手段而已，中學才是目的。這用嚴復的話說是利用西學“回照故林”，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迎娶西方美人生出中國的寧馨兒。梁啟超早年就認識到中國哲學與文化重建舍西學無用，“舍中學無本”，他曾經將中國近代的諸子學復興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由於始終不忘初心，近代思想家並沒有因為對西學的借鑒而迷失在歐風美雨之中，反而更清醒、更堅定了對中國學術思想的堅守。

　　（作者：魏義霞，系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