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主反面：西方黨爭民主弊病剖析

【洞察】

在西方社會，以競爭性選舉為特征的黨爭民主被認為是民主的唯一標准。但在實踐中，黨爭民主不僅沒有實現民主價值，反倒日益暴露弊端，甚至走向民主反面——對內的寡頭統治和對外的霸權擴張。究其實質，西方黨爭民主被資本所裹挾，黨派之爭和否決體制為資本肆意擴張提供制度便利，日益加劇經濟不平等、政治衰敗和社會治理失能，對世界秩序造成威脅。

思維方式上二元對立，缺乏整體性

在西方黨爭民主中，政黨是代表部分群體利益的，其存在目標就是在二元對立的競爭性選舉中獲勝以贏得執政權。可見，黨爭民主從源頭上肢解了人民主權的整體性和完整性，政黨蛻變成選舉機器，對立競爭逐漸演變為極化政治的代名詞。

在競選時，政黨競爭是非此即彼、二者擇一的權力角逐，對立和對抗思維主導整個選舉過程。政黨初選由黨內大佬控制，候選人的產生實際上是由黨內激進的小圈子說了算。競選中的觀點越極端激進，越能強化身份和陣營標識，吸引本黨選民和政治獻金者的關注，理性溫和的聲音被淹沒。迎合民粹主義的短視和福利要求也是贏得選票的方法。候選人為了討好選民，空談許諾大行其道，放大了個人利益、團體利益和短期利益。媒體在黨爭民主中發揮推波助瀾作用，給本已對立的黨爭火上澆油，政治被無可救藥地娛樂化、表演化、低俗化，政客們無所不用其極地互相攻擊、詆毀、謾罵，整個社會充滿被撕裂的戾氣。

在執政后，執政黨要考慮中期選舉或者為下一次大選做准備，主要精力仍集中在競選上，很難真正回應民眾需求，更遑論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實現人民長遠利益。美國兩黨制使得執政黨和在野黨在國會中常以狹隘黨派利益和地方利益為重，相互攻擊扯皮，造成立法難產和政府停擺。美歐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和在野黨視對方為政敵，為了在下一次競選中獲勝，以出難題、挑錯誤、攻擊詰難為相處之道，難以妥協和包容。極端情況往往會揭露事物本質。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黨爭民主仍以競選為頭等大事，置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於不顧，災難性的死亡人數在一定程度上歸咎於政治分歧，赤裸裸地暴露出政黨利益高於人民利益。

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黨爭民主，在權力催化下造成惡性競爭、短視政治、民粹泛濫和社會撕裂。如果長期缺乏具有整合性和包容性的責任主體彌合與協調不同政治團體、階級階層的利益分歧，再疊加難以調和的種族、民族沖突，很可能導致國家整體性和統一性的崩潰。

主導力量上資本至上，缺乏人民性

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的背后是奴役，平等的背后是階級特權，人權的背后是資本的財產權。在西方黨爭民主中，一人一票看似自由平等，但實際上卻被資本力量所宰制，轉化為“一美元一票”，所謂人民民主實質上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裡茨所說，是“1%所有，1%統治，1%享用”。

組織競選和進行游說都需要大量金錢，為了在競選中獲勝，政黨與“金主”結成“權錢共同體”。政黨主要通過各種媒體和鋪天蓋地的廣告為自己造勢，政黨、利益集團和媒體結成鐵三角，競爭性選舉淪為“富人的游戲”。美國最高法院於2010年、2014年裁決取消了對政治獻金限制，認為“如何花錢是言論自由的延伸”。此門一開，權錢交易以完全合法的形式普遍存在，金錢以“言論自由”的名義肆無忌憚地摧毀選舉的人民性和公正性。上台后，政客們自然對“金主”投桃報李，或制定政策法律維護和保障“金主”利益，或直接將公共資源即政府崗位回饋給在競選中出錢出力的人。

資本不僅可以左右政黨，還可以操控民意。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指出：在我們的體制中產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能阻攔我們進行實質的必要的改革，甚至連公眾都被調唆起來扼殺符合自己利益的變革。為什麼“連公眾都被調唆起來扼殺符合自己利益的變革”？因為在“錢袋民主”中，人民常常被政客、媒體、利益集團蒙騙、誤導，資本收買的專家、律師、智囊團也會以“客觀、專業、中立的立場”對民眾進行聽起來“合情合理”的欺騙。正如有西方學者所指出的，政治領域的情形一如商品市場，我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但是作為公民的我們卻幾乎無法進入這一領域。

黨爭民主產生的政府是為資本服務的。引發金融危機的資本家們不僅不被問責和追究，政府還要用納稅人的錢幫其渡過難關﹔而受金融危機沖擊丟掉工作的民眾卻得不到多少幫助。斯蒂格裡茨提供的數據表明：從1974年至2014年的40年中，扣除物價因素，佔全美人口90%的人民大眾的平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而佔人口1%富豪的平均收入卻在飆升。槍支管控、全民醫保、提高最低工資、提供教育就業機會等最基本最迫切的民生訴求無法得到滿足，貧富分化愈演愈烈並呈代際積累之勢。

政治體制上否決點過多，缺乏責任性

黨爭民主中以政黨競爭、兩院制、三權分立等為要素的政治體制，表面上看是為了制約權力、防止腐敗，但也給輪流坐庄推卸責任、利益集團操控公權力和分權制約的不作為提供制度溫床。

輪流坐庄不僅造成持續治理熔斷，還為逃避責任和回避矛盾提供了制度渠道。對於國家治理而言，重大公共事務如教育、醫療、環境、安全、財政改革等需要持之以恆推進。西式黨爭民主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一屆對著一屆干”，以否定前任的方式樹立自我權威，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政治體制中的責任機制也在黨爭輪替中被虛化。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美國談論責任追究時，經常會出現一種怪象：在你責怪民主黨的時候，執政的是共和黨，在你責怪共和黨的時候，執政的是民主黨。競爭性選舉被認為是西式民主糾正政府錯誤的主要途徑，但實際上責任自動豁免或者隔代轉移的制度違背了治理常識，反而會造成矛盾問題深層次積累。

政治體制對利益集團具有開放性，公權力成為資本的附庸。利益集團與黨爭民主相伴而生，為黨爭民主提供生存養料。在少數“巨無霸”型利益集團統攝下，“多元化的利益集團能夠促成公共利益的達成”隻能是合理化想象。大利益集團能夠影響政策制度、財政預算和司法程序，甚至可以利用程序阻止不利於自身利益的政策法律出台或者在某項法條中塞入“私貨”。於是，“程序民主”異化為大利益集團和政客之間尋租交易的制度渠道，政商精英滿口“平等自由”，實際上卻在利用公共資源享受特權。牛津大學教授斯泰恩·林根的分析直擊要害：“美國的‘社會不平等’與‘政府不作為’是那樣的密不可分。”“社會不平等”與“政府不作為”是美國政治頑疾的一體兩面，無論黨爭民主如何包裝，本質上都是“反民主”的，根源在於大利益集團以組織化的形式榨取和篡奪國家權力。

過度分權導致結構性失衡，無法進行負責任的集體行動。政治制度重要功能之一是能夠形成決策共識、推動集體行動。美國的三權分立自詡為民主典范，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因否決點過多破壞了集體行動的基礎，形成否決政治。在美國政體結構中，兩大政黨、立法和司法機構都可以制約政府，常出現由立法、司法部門解決行政事務而政府運作缺乏連貫性和效率低下的局面。立法機構分成勢均力敵的參眾兩院，很多時候每一院由不同的政黨所掌控，兩黨議員和總統紛爭不止。政治司法化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相互加強，法院時常成為擴大政府職能的替代性工具。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指出，美國政府的癱瘓是政黨的兩極化和權力的極度分散導致的結果。這種旨在防止當政者權力過於集中的制度，變成了一種誰都沒有足夠的權威，無法集中權力做出決策並承擔責任的制度。

（作者：齊惠，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政治學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