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時代發揮好信用的獨特價值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弘揚誠信文化，推進誠信建設”。客觀認識數字時代的信用價值，探索信用價值的發揮路徑，是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推進誠信建設的重要內容。信用是人類社會生產實踐活動的產物，其內涵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而逐步演變和豐富。原始社會，人們在“尋找食物、躲避風雨和預防敵人的過程中互相幫助”，建立了基於血緣的信任關系。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突破和改進，剩余產品的出現使物物交換的信用關系得以產生。商品經濟時代，廠商以賒銷形式提供的商業信用和銀行以貨幣形態提供的銀行信用逐步建立起來，信用逐漸成為整個經濟活動的基礎。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伴隨互聯網技術和金融技術的不斷進步，信用得以更好更准確地記錄和度量，“好的信用”意味著更大的資源動員能力，信用的價值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技術進步是信用價值得以提升的前提

個人和企業行為的數字化和可度量化，是信用價值得以不斷提升的基礎條件。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個人行為和企業行為在線化和數字化的存在方式。進入21世紀，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我們從現金支付時代迅速跨入移動支付時代。移動支付的普及，在為生產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積累了龐大的多維度的數據，基於這些大數據，通過雲計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核心技術進行大規模的數據收集、分析、處理，可以為人們提供全新的信用風險評價和風險預警方式，從而有效地提升了信用的價值。

高質量的大數據是信用價值提升的關鍵。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首次將數據納入生產要素范圍。國務院《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信用數據作為數據資源中的一種，既包括金融交易、賬戶信息等傳統信用數據，也包括公用事業、電信支付、出行記錄、生活繳費等非金融數據。這些數據是個人和企業在各種數字平台上進行商業活動的數字足跡，為進行信用行為分析和評價、推進信用產品創新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各類互聯網信用數據與政府、銀行等“官方”信用數據相融合，使得信用數據能夠以更為標准化的方式呈現，大量高質量的標准化數據是提升信用價值的關鍵。

此外，信用文化的進步對信用價值的提升也非常重要。信用文化是指在信用活動中形成的，反過來又對信用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准則。我國傳統的信用文化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上，遵循傳統道德倫理，通過血緣、婚姻、宗族等關系來維系。現代信用文化則與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緊密相連，體現的是市場經濟的運行特點。現代信用文化和信用思維的形成，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債券的等級、股票的定價都是對機構信用的衡量，是將企業信用轉化為資金的手段，直接融資市場存在的意義就在於此。而認識到“信用消費可以體現出資源動員能力”，借助各種實體和虛擬信用卡在各種線上線下消費場景的廣泛使用，則大大擴展了信用消費的規模。

數字時代信用價值的多重體現

在數字化技術發展和信用文化進步的基礎上，信用除了包括傳統的道德范疇的“信任”以及經濟范疇的“以還本付息為條件的借貸活動”之外，其價值還體現在以下多個方面。

信用體現了一種資源動員的能力。在“互聯網+”時代，大數據征信促進了信用服務行業的迅速發展，征信報告、信用評級和信用評分等服務已成為彌合交易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有效橋梁，並使信用水平可以成為獲取和配置資源的主要參考依據，個體信用的經濟社會價值得以更好地實現，信用即資源動員能力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比如，個人信用報告為城鄉居民獲得消費性貸款提供了重要依據。

基於信用可以產生出更為“精准”的商業模式。基於大量的、高質量的信用數據，再加上雲計算、區塊鏈等技術，可以開發出覆蓋面更大、精准度更高、相對風險更小的精准金融產品。關於病患的隨機在線數據可以幫助醫生制定精准醫療方案﹔基於信用數據分析的精准商業可以做到廣告的精准投放，服務的精准匹配。“精准”是未來商業活動的核心，大規模、高質量、多維度的信用數據是實現“精准”服務的基礎條件。

信用作為隱性抵押物能夠擴大交易范圍。對交易各方而言，“好的信用”實際上起到了隱性抵押物的作用，能夠提供穩定的預期，降低由於彼此間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擴大交易范圍。我們常用的信用融資、信用消費等業務，就是以無形的信用作為抵押所進行的金融資源的跨期配置。隨著個人和企業生活經營場景不斷被數字化，“好的信用”的經濟價值也將不斷凸顯。

法律制度和行業規范是信用價值實現的重要保障

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是信用行業健康發展和信用價值實現的重要保障。對市場主體之間基於信用產生的經濟行為，包括信用信息的獲取、披露和共享，個人隱私保護，信用產權的界定及失信懲戒機制的構建，都需要通過法律法規來加以強制規范。目前，涉及信用的法律法規散布在民法、經濟法、刑法等不同的部門法和各種行政法規中，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

信用服務行業的發展水平是衡量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合法、合規、獨立、公正的中介機構能夠為交易主體提供豐富多樣的產品和服務，這是更好發揮信用價值的必備條件。堅持“市場開放、數據共享”的政策取向，從市場准入、政策扶持、行業自律等各方面推動征信、信用評級、信用保險、信用擔保、信用管理咨詢及培訓等信用服務建設，是信用行業發展的重要內容。

數字化時代對信用價值的深度認知將會極大彰顯其應有的價值。在數字化技術和商業基礎設施日益完備的前提下，對信用內涵和價值的認知會不斷得以拓展，從企業視角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企業數據沉澱可以多渠道刻畫企業信用水平，更高效和低成本地減少信息不對稱，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從個人視角看，好的信用是在未來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通行証，是減少收入差距、加快資金流動的基礎條件。從監管視角看，信用建設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總之，信用即資源，無論對個人還是企業都是如此。數字化時代不斷加強對信用價值的深度認知，有助於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

（作者：郭利華，系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