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探尋中國史和世界史的融通

　　近30年來，中國古代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的比較研究日益受到學界關注，甚至成為熱點。雖然也有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者參與其中，但主要的推動力量似乎來自以古希臘羅馬文明研究為本業的西方古典學者。英國劍橋大學的杰弗裡·勞埃德爵士在投身中西古典文明比較研究之前，已是國際著名的古希臘科學史專家。1987年，他在北京大學訪問研究時期，開始對中國古代的科學思想產生興趣，之后轉向古代希臘和中國科學思想的比較研究，成為這一領域卓有建樹的開拓者。從1996年起，他接連出版四部關於古代希臘和中國科學、醫學以及思想文化比較研究的著作，在國際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杰弗裡·勞埃德只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在其之后越來越多的西方古典學者對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較研究產生興趣。

　　西方古典學界的這一新動向值得關注，也需要解釋。自啟蒙運動以來，古代希臘羅馬文明就一直被看成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和“奠基神話”。因此，在18世紀，當現代西方古典學作為一個學科興起之時，它就承載了一個特別的使命，那就是闡述現代西方文明的這一“奠基神話”，從解釋西方古典文明亦即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獨特性來彰顯現代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也因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將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置於高於其他古代文明的優越地位（西文“古典”一詞的拉丁文詞根即有“第一等”之意）。此外，傳統上西方古典學者僅將古希臘羅馬文明納入歷史考察的范圍。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沖擊、后殖民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尖銳批評以及經濟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因素，促使西方古典學界反思其出發點和立場。一方面，西方古典學家們不再把古希臘羅馬文明全然看成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話，更加注意到兩者之間的差別。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屬於“歷史”范疇的唯一古代文明，其他古代文明也被納入到歷史的視野中來。這意味著，古希臘羅馬文明不再擁有“唯我獨尊”的地位，其他古代文明獲得了和它同等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比較的。

　　當然，西方古典學界對中西古典文明比較研究的興趣，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因素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對外開放程度的深入，使得西方古典學者有機會與中國學界交流，也對了解中國文化的根源產生興趣。另一個因素是，西方古典文明和中國古代文明留下豐富的文獻記錄和物質遺存，同時其文明傳統以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續和影響到今天的世界。這些記錄不僅包括史書記載，還包括大量的文學、哲學、醫學、地理學、禮儀、律法等不同方面的資料。如此，學者們不僅可以比較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這兩個古代文明，也使得兩者的比較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按理說，中國學者也應對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較研究感興趣，而且應該在這一比較研究領域扮演重要甚至引領的角色。這是因為，中國學者擁有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天然便利。同時一般而言，中國學者對西方文明傳統的了解也多於西方學者對中國文明傳統的了解。正因如此，2016年，兩位西方古典學研究者——時任北京大學光華人文講席教授的德國古典學家穆啟樂和斯坦福大學迪卡森人文講席教授瓦爾特·謝德爾聯袂撰文《比較之裨益：推動古代文明比較研究的倡議》，號召中國學者開展古代中國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較研究。他們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們謹以此文論証，在對古代文獻和歷史的研究中，跨文化的比較視角異常重要。但目前，它還沒有得到其應得的重視。而在比較研究中，中國學者處於得天獨厚的地位，他們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和發展這一視角並從中受益。”

　　中國學者並未比較多地參與到中西文明比較研究的這個熱潮中來，或者至少沒有能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注意，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形成截然分開、溝通較少的兩個學科，從一個方面說，這是學術發展的結果。相比以往，今天的研究總體上更為具體、深入和精細。但在另一方面，研究者視野變得日益狹窄，更多地傾向於對自己領域內的細小問題精耕細作，不願研究視域更開闊、更具挑戰性的問題。

　　開展文明的比較研究，有助於我們克服過度專門化的問題，打破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學科壁壘，促進中國史和世界史的融通，從而推動學術研究的創新。誠如穆啟樂和謝德爾所說，中國學者依托中國古代文明的知識，能夠就世界文明中的許多問題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觀點，作出獨特的學術貢獻。實際上，我國學者業已進行過一些有益的探索，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我國世界古代史學科的開創者之一林志純先生和代表性學者劉家和先生均提倡並躬行中西古典文明比較研究，前者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年），后者著《古代中國與世界》（1995年），成為國內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開拓之作。隻不過當時囿於語言和交流條件的限制，這些前輩學者未能和西方學者就比較研究展開交流。晚近以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逐步密切，我國學者的比較研究也開始在國際學術界出版和發表，如蒲慕州著《文明的敵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中國的外族觀》（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2005年）、周軼群著《古代中國和希臘的節日、宴會與性別關系》（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吳曉群著《希臘古風和古典時代與中國先秦的哀悼儀式》（帕爾格雷夫出版社，2018年）等。這說明，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學者的比較研究成果很感興趣。然而像上述這樣的嘗試還很少，且研究者主要來自世界古代史領域。在我國，如果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學者積極投身到中外文明的比較研究中來，將為我們的歷史研究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比較研究還有助於我們從新的視角探視不同古代文明，從而更清晰地了解各自的特征。比如在《道與言：早期中國和希臘的科學與醫學》中，勞埃德和漢學家席文通過比較分析得出結論，古代希臘科學和醫學研究的主導方式是尋求根基，弄清証明過程，推導出無可置疑的命題，其優點在於對邏輯明晰和推理嚴密性的追求，其弱點則是妨礙共識，對所有先入之見都持懷疑態度。而古代中國人的主要方法則是尋找和探索一致性、呼應性，相互關聯性。這有助於將不同的探究領域聯系起來，形成整體概念，其弱點則是難以產生與主導性立場針鋒相對的不同觀點。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隻有通過比較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理論性和框架性創新。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概念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0世紀初，德國一些眼光開闊的學者——包括韋伯在內——注意到了不同世界古代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取得的思想突破。在此基礎上，雅斯貝斯在1949年提煉出了“軸心時代”的概念，用以總結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類歷史的顯著特征。時隔近一個世紀之后，這一概念仍然受到學界重視，成為我們把握世界古代文明特征的一個重要的概念框架。如若缺乏比較視野，這樣的創新是不可想象的。

　　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說，文明的比較研究是充分汲取人類文明的精華，進一步繁榮發展和復興中華文明的重要途徑。雖然人們傾向於把不同古代文明和特定的現代國家聯系起來，但實際上，人類的古代文明並非少數國家所獨佔，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和資源。也因為如此，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是一個國際化程度高的學術研究領域。總之，開展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從源頭上對中國文明和文化傳統有更清楚的認識，而且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其他古代文明的精華，並從中汲取有益養分。

　　（作者：黃洋，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