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和理論來認識世界史與中國史的異同

　　在我國學術界，世界史與中國史之間的差異，在習慣表達中已顯露無遺。對差異的強調，首先源自研究對象，進而推及至史料、概念、方法等層面。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史為微觀研究，世界史為宏觀研究﹔中國史重史料和考據，世界史重問題與思辨﹔甚至將中國史簡化為實証研究，世界史簡化為理論研究。這種認識顯然存在著偏差，而出現這種有偏差的認識，肯綮在於對世界史與中國史在史料和理論的認識與把握上有偏見。

　　世界史學科自新中國成立以后才真正形成和建立。在興起之初，除了具體的對象研究之外，多探討人類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興衰等規律性的內容，因而素有重視理論的傳統，體現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范疇之中。

　　但重視理論並非就輕視史料。從學科建立之初，世界史的學人們就為史料建設做著艱辛的努力。在20世紀50-60年代，諸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沈陽師范學院、武漢大學、河南大學等高校，都有正式或者非正式出版印刷的世界史史料集，力圖為世界史學科打下扎實的史料基礎。然而，由於語言、歷史和文化的隔閡，對對象國史料的熟悉和掌握往往存在困難，以至於人們隻能以有限的、零碎的、非主導性的史料來展開研究，甚至造成了一種非史料性的理論支配的歷史敘事現象。這是時代的局限和特征，同時也是世界史學科興起過程中所必經的努力和嘗試階段。

　　晚近以來，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改善，世界史在史料建設上取得長足進步。在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領域，購買各國家和地區的檔案材料、出版文獻以及研究著作，已經成為學者個人和學術群體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標。依據原始史料展開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喜人。例如，在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紀史領域，對原始史料的使用已成為評價和衡量學術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准。系統或者非系統性地購進外國出版的原始史料，以及出版物和手抄本的電子化，既對學者們的語言能力，如亞述文、埃及文、赫梯文、希臘語、拉丁語、古英語、中古法語、中古英語、中古德語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一些學者由此脫穎而出，能夠利用出版的一手史料乃至手抄本進行史學研究。概而言之，國內的世界史研究，已經走向以原始史料為主導的新階段。

　　國內的中國史研究，所呈現的史料支配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許多具有創見和革命性的史學研究是在理論指導與運用下取得的，如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史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做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海外漢學家們，體現其成績的，也是運用相關的理論。諸如明清經濟內卷說、大分流說、沖擊-反應說等漢學理論成果，激發了學者們更多關於歷史理論的思考，出現了一批具有理論深度的成果。例如，以科層理論來解釋中國官僚制度，以信息理論來理解宋代國家治理，以長時段理論來解釋中國鄉村，以心態史理論來解釋清代民眾的心理和行為，以醫療社會史理論來解釋中國人的身體、社會和書寫等，這些都是理論在解釋中國歷史中的突出體現。

　　中國史對理論的重視，正如世界史強調史料的運用，預示著各自學科的變化和發展。正是在這裡，二者之間有了趨同的可能。更准確地說，有了相互學習和借鑒的可能。中國史學界可以對世界史研究中所涉及的體現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諸多理論方法做更多了解，以此推動中國史在理論上的提升。同樣地，諸如版本目錄學、文書學、碑銘學、檔案學、簡帛學、地方志等諸多體現史料功夫的學問，都值得世界史學人學習和借鑒。胡應麟、梁啟超等人的史料辨偽諸法，王國維的二重証據法，陳寅恪的詩文証史法，陳垣的校勘四法，錢穆的專精博通法，黃侃的考據法三要等，都有助於世界史學者提高史料功底和研究水平。事實上，已經有學者在利用中國史的史料乃至治史的概念和方法來研究世界史的對象，例如，以中國史書中的史料研究拜佔庭歷史問題和匈奴西遷問題，以中國的“先公”“先王”概念來考察中世紀早期墨洛溫王朝的政治史，以中國地方“修志”模式來解釋英國近代早期鄉紳修史之現象等。

　　在相互的學習和借鑒中，中國的世界史與中國史正越來越靠近。曾經造成障礙的史料和理論，如今成為融合彼此的要素。在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使用理論和史料的新方法、新路徑。世界史的理論關注演變為具有堅實史料支撐的理論關注﹔中國史的史料側重則成長為受理論影響的史料運用。

　　當世界史與中國史之間因對象而形成的差異，在史料和理論上都逐漸減弱，標志著歷史學內在特征的凸顯。缺少理論關注和缺少史料支撐的歷史研究，已經失去了各自的時代支配性。新的支配性的研究，是兼具史料基礎和理論關注的歷史存在。不過，對於融合中的理論，需要保持特別的警醒。海外漢學研究的興趣、問題和方法，甚至中國的世界史所依賴的西方諸多觀念、方法和理論，都源於對西方社會以及歷史本身的提煉和歸納。中國的世界史和中國史研究照搬那些模式，顯然缺少根基。直接或者間接使用西方相關概念和理論的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很有可能會被西方模式所左右，喪失了解釋自己歷史的能力。因此，我們自己必須有理解和認識歷史的模式，否則就會為西方中心論所支配。

　　要擺脫西方模式的支配，需從自身的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屬於自己的范式。隻有這樣，中國史和世界史才能夠擁有自身的根基。事實上，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歷程，以及學術生長的歷程充分証明，我們的學術研究早已經有了正確的方法論，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著名的歷史學“五朵金花”所關注和研究的問題，諸如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民族和國家等主題，不僅中國史學者參與其中，世界史學者同樣極其關注並作出積極貢獻。世界史和中國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以不同的歷史對象進行比較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學問題。因此，中國的世界史與中國史研究，在史料和理論上或許有不同的起始路徑，但最終都走向了史料與理論的結合。這一“殊途同歸”的歷程提醒我們，中國的歷史學研究不僅需要扎實牢靠的史料基礎，更需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來提煉出新主題、新觀念和新方法。

　　（作者：黃春高，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