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法系，你真的了解嗎？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法制文明積澱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形成了獨特的法律精神，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其中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言之有理工作室約請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夏錦文，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志強，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顧培東，為我們展示中華法系的鮮明特色、文化底蘊、獨特魅力。 

言之有理：為什麼說中華法制文明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夏錦文：我國是世界上文明發展很早的國家之一，法制文明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便產生了習慣法，夏朝之后的殷商進一步發展了奴隸制法律制度，至西周臻於完善。夏商周三代法制的發展，尤其是西周的禮樂刑罰制度，為中國封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戰國時期李悝的《法經》創新封建法典體制。西漢時形成的漢律60篇，兩漢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為治國之重，一部《貞觀律》蔚為大觀。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唐律疏議》，成為中華法系代表之作。

法律制度作為文物典章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史上大放異彩。中華法系是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體現著中華傳統道德、政治、哲學、倫理等理念，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尋求自然與社會秩序的和諧。這顯示了中華民族在法制文明上的智慧，是獨具匠心的設計，因而能夠成為世界法律文化史上的典范。 

言之有理：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哪些治理智慧？

夏錦文：中華法系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比如，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

王志強：注重事理、情理、法理相結合，是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一個鮮明特點。處理重大刑案時，要求官員嚴格引據成文法，適用錯案嚴格歸責的處分規則。例如，《唐律疏議》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在清代，對故意或過失導致判罰偏差的官員，《吏部處分則例》規定了詳細的處罰措施。同時，歷代刑案和判牘文書的記載顯示，裁判者們不僅在民事訴訟中兼顧天理、國法、人情等各種因素，而且在命盜刑案中也充分考慮司法的道德教化效果和禮法平衡的實現。宋代判牘中指出：“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於二者之間，使上不違於法意，下不拂於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

顧培東：在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無訟”是一個重要理念。古代社會所倡導的“無訟”理念，並不是主張杜絕紛爭以及解決紛爭的訴訟，而是提倡努力減少紛爭，並盡可能用不通過官方正式訴訟的方式解決紛爭。社會對“無訟”目標的追求，使得禮讓謙和的道德觀念備受推崇，而錙銖必較、睚眦必報則受到貶責，“以和為貴”的價值取向更加深入人心。依據這種理念，統治者應“好生”“為善”，做到“制五刑而不用”，以“其身正”而致百姓“無訟”，進而達到“至治”的境界。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訟”體現了我國古代社會人們對秩序的理解和追求。 

言之有理：今天應當如何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夏錦文：我們要立足中國、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面向未來，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深入思考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賦予中華法制文明新的內涵，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比如，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使法律法規更多體現人文關懷，並通過法律的強制力來強化道德作用、維護道德底線，推動全社會道德素質提升。

王志強：我們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仍然需要面對糾紛化解、情理法關系等問題，中國傳統法律制度中的慎刑、平等、恤刑等思想觀念可以提供啟迪。要根據時代發展、群眾需要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填補相關領域的空白，促進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顧培東：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代表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強調構建源頭防控、排查梳理、糾紛化解、應急處置的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機制，與傳統的“無訟”理念有許多相通之處，是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生動體現。我們要推動人們對訴訟形成理性認識，正確對待和行使自己的權利，自覺抑制濫用訴訟權利、浪費司法資源的行為，讓“無訟”文化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言之有理工作室 步超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