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金融合作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從全新角度構建了多邊合作機制，為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復蘇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金融合作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貿易與投資合作的重要支柱。倡議發起至今，我國與沿線國家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金融合作，對拓展中資金融機構海外業務、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務實合作起到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初，已有11家中資銀行在2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近80家一級機構，中資保險機構走出去的步伐日益擴大，中資金融機構布局全面展開並不斷完善。同時，我國與2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與8個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機制，並與35個沿線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合作文件，金融服務沿線國家企業能力持續提升。人民幣國際支付、投資、交易、儲備功能穩步提高，2019年中國與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超過2.73萬億元，同比增長32%，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超過3000億元。

　　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中國進一步同世界經濟建立緊密聯系。2020年11月，我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共15方成員制定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該協定不僅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也是一個更全面、現代、高質量和互惠的協定。協定的簽署彰顯了中國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決心，將為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也將為推動我國與利益相關方進一步深化金融合作創造更多機遇。

　　當前，隨著疫情防控和超常規刺激政策逐漸生效，世界經濟呈現溫和復蘇態勢，但各國經濟恢復不平衡、不充分，世界經濟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也將對“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造成新的沖擊，相關金融合作風險不斷上升。

　　一是金融合作安全風險不斷累積。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正發生深刻調整，大國博弈風險不斷顯現並具有外溢性，國際貿易投資風險向金融合作領域傳導的可能性加大。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不斷出台限制性經濟金融法規，這增加了中資金融機構海外業務拓展的成本和合規壓力。

　　二是金融合作市場風險逐步顯現。受疫情和西方國家經濟刺激措施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波動加劇，歐美主要國家開啟“負利率+量化寬鬆”政策操作，全球流動性過剩導致“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貨幣貶值，引發外資流入減緩、資金供應不足等風險。

　　三是金融合作債務風險持續加大。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前景尚不明朗，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外債激增導致違約概率增加，我國境外債權潛在風險有所提升。特別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脆弱性暴露，流動性風險上升，償債能力可能受到削弱，國別債務違約風險有所上升。

　　四是金融合作評價標准尚不完善。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經濟規模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存在差別，相關金融合作標准存在碎片化現象，尚缺乏統一規則標准，在規則對接方面存在短板，將影響金融合作的廣度和質量。

　　五是金融合作投融資風險評估預警體系亟待完善。面對沿線國家復雜多樣的風險類型，現有風險評估理念、評估架構、評估工具存在一定滯后性，投融資資金結構和長期債務管理水平亦有待優化。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宏觀經濟前瞻性預判，並構建長期、穩定、可持續的債務管理框架，進一步提高投融資決策的科學性。

　　六是金融合作相關領域人才缺乏。隨著我國與沿線國家資金融通和貨幣結算規模不斷擴大，跨境交易支付清算規則日益復雜，金融合作領域人才隊伍建設亟待進一步加強。

　　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把握發展規律，發揚斗爭精神，善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當前“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挑戰與機遇並存，通過平衡金融創新與監管、拓展金融服務合作邊界、聚焦本源性金融業務主線和為沿線國家提供強力金融支持與服務，已成為助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當前，加快“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高質量發展，強化金融對“一帶一路”建設支撐，增進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創新跨境投融資模式，加強金融產品創新與服務對接等措施，既是補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金融短板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行穩致遠的核心要素。積極探索並推動金融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資源配置作用，可以考慮從以下五方面著手，推進“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高質量發展。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深化推進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當前，數字經濟日益發展並成為大國博弈新賽場，疫情全球蔓延進一步凸顯了數字經濟“非接觸交易”的重要性。結合“一帶一路”發展實踐，我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通過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升金融信息的獲得性與有效性，特別是在跨境支付方面，數字人民幣應有序穩步向沿線國家推廣，彌合數字鴻溝，提高數字服務貿易的可及性和普惠性，並注重數據安全保護。

　　構建“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標准化體系，加強規則對接和標准聯通。推動建立以多邊機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新規則，有效吸收借鑒國際通行規則，細化形成“一帶一路”金融合作評價標准，提高金融服務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加強會計准則合作，推動建立投融資信息共享平台，建立相應評價體系﹔規范跨境信用信息披露維度和內容，助力跨境合作方減少信息不對稱，增強金融風險防控能力。

　　加大保險領域服務模式與產品創新力度。通過加大財產險、責任險為主的沿線國家保險合作，可為“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提供安全港，有利於分散和緩釋匯兌限制、支付轉移等風險。此外，為有效抗擊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和滿足市場需求，應加大創新健康保險產品和服務模式，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健康保險支持。

　　遵循債務可持續原則，實現融資來源多元化，防范化解債務風險。按照債務可持續原則，依據《“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融資政策框架》，高標准開展項目融資，提高投融資決策科學性和債務管理水平。發揮開發性金融作用，推廣股權投資、PPP項目融資等方式，統籌海外債權管理，構造多元、包容、可持續的融資體系。

　　加強“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相關人才培養，孕育高端智庫儲備。深入研究與“一帶一路”倡議密切相關的基礎性、應用性和綜合性課題，建立“一帶一路”研究基礎資料數據庫，促進智庫成果轉化。加強對“一帶一路”金融復合型人才的培養，重點是提高金融專業能力和參與國際事務等方面的能力﹔積極培養金融創新型、金融科技型人才，加強人才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作者：丁建臣 周芮帆，分別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