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與百年大黨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的格局出現了微妙變動。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將要走向何方，以及選擇什麼樣的方式走下去，表達了較之以往更為濃厚的興趣。盡管這種興趣裡面仍然裹挾著大量批判和質疑，但面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西方社會也不得不開始認真思考中國成功背后的答案。

與西方社會表現出的困惑不同，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根本制度，能夠確保我們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保障。讀懂中國，首先應該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蘊藏在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之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氣質。這不僅要立足於當下的偉大實踐，也要深入孕育中國共產黨成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領略其生生不息而且日新又新的古老智慧。

“始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証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既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中所蘊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氣質的最佳體現。深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可以更好理解百年大黨初心使命的歷史文化淵源，也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永葆初心，牢記使命提供歷史借鑒。

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經史子集浩如煙海，百家理論眾說紛紜，要從諸多經典中迅速領略其思想精華，實屬不易。幸有《群書治要》重現於世，可使讀者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一、《群書治要》的成書、內容及歷史影響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鑒於前隋滅亡之失，唐太宗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千方百計從歷史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於是令魏征、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繁擇精，從唐朝之前的典籍中，擷取了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編纂了五十萬字的《群書治要》。魏征在序文中稱之“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

唐太宗讀《群書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他認為此書廣博而切要，特令繕寫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

由於當時雕版印刷尚未發達，《群書治要》一書至宋朝初年就已失傳。所幸《群書治要》被“遣唐使”帶到日本，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更成為日本人學習中華文化的重要典籍。日人林信敬在《群書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指出：日本承和、貞觀年間(約公元834—876年)，社會呈現出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應該就是因為講學研讀這部書所成就。島田翰在《漢籍善本考》中稱嘆金澤本《群書治要》時說：“筆精墨妙，光耀日月，數百歲下，俾人凜然生敬也。顧亦繼今而后之君子，苟有拜秘府之藏也讀斯書也，則必有思所以斯書之存於今者，感極而泣若予者矣！而唐士之人讀斯書，則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

誠如其言，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發表新年賀詞時，在辦公室書架的顯著位置擺放的正是大部頭的《群書治要》。據統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來自《群書治要》的就有82條。而且因為《群書治要》摘錄的原著有些在五代之后便已失傳，唯有在《群書治要》保留了其精華內容，如《尸子》《申子》《桓子新論》《崔寔政論》《昌言》《典論》《劉廙政論》《蔣子萬機論》《政要論》《體論》《時務論》《典語》《傅子》《袁子正書》等，這更使得《群書治要》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不僅如此，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提法、新命題也都可以從《群書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淵源。

例如：《群書治要》中的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尚書》）“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賈子》）“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六韜》），對於黨員領導干部更好地承擔起對人民的責任、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群書治要》中的“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禮記》)、“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政要論》）、“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國家正，國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証明了“打鐵還需自身硬”是來自歷史經驗的重要論斷。

《群書治要》中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傅子》）、“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周書》），對於落實“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號召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群書治要》中的“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管子》）、“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漢書五》）“負且乘，致寇至”（《周易》），有助於領導干部深刻地理解“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的道理。

《群書治要》中的“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獲弗亡”（《尚書》）“修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政要論》）“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漢書》）“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晉書上》），有助於領導干部深刻認識“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重要性。

《群書治要》中的“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嫚賢者亡”（《孫卿子》）“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典語》）“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賜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昌言》）“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雲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尸子》）對於理解“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准、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群書治要》中的“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典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傅子》）、“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鹽鐵論》），有助於堅定反對腐敗、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堅持貫徹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由此可見，《群書治要》不僅是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理論基礎，也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源泉。這是因為，《群書治要》所記載的是古人關於“道”的整全認識，孔子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國古人無論是在處理人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抑或是處理人與天地自然之間的關系時，都效法於“道”，按照“道”的要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人形成了關於“治國之道”的龐大而又嚴謹的思想體系。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思想與此一脈相承，全面體現了古人治國之道的精髓。

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群書治要·尚書》記載，禹王的孫子、啟的兒子太康，身居帝位，卻不務朝政，放縱情欲而沒有節制，百姓對他非常怨恨，但他還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獵，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國民怨聲載道，有窮國的國王（即后羿）把太康攔在了黃河岸邊，不讓他回國。太康的五個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別作了一首詩來勸誡太康。其中，第一個弟弟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國家才能夠安寧。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婦，都能夠戰勝我。對於民怨，豈能隻在乎已經顯露的？應該在尚未顯露時就有所謀劃。我面臨億萬的民眾，危懼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駛六匹馬拉的馬車。作為民眾的君主，怎麼能夠不謹慎恭敬呢？

孟子進一步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關於人民是社稷之本，《群書治要·孫卿子》中也有論述：身為執政者，擁有國家而不能愛民、利民，卻期求人民親服自己、愛戴自己，這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親附、不愛戴，而期求人民為己所用、為己效死，這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為己所用、為己效死，而期求兵力強勁、城池堅固，也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強勁，城池不堅固，而期求敵人不來侵犯，也是不可能的﹔敵兵來了而希求沒有危險，不被削弱、不被滅亡，同樣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要想國家富強、穩固、安樂，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於人民的態度。如果想使下屬親附、人民團結，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辦得如何。由此，荀子強調了一國之君“愛民而安”的道理。這也正如《群書治要·春秋左氏傳》中所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群書治要·魏志下》記載：夏商周歷經數十世才衰敗，而秦朝兩世就衰亡了，原因在於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夠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獨裁專制，壓迫百姓，所以一旦傾覆、遇到危難，也沒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見：“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可見，在位者、執政者對待人民、百姓的態度與其基業的興衰成敗具有密切關系。《六韜》中說：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對待百姓就像父母慈愛自己的兒女、兄長友愛自己的弟弟一樣，“見之飢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

在位者對待人民的態度與人民對在位者的態度如響之應聲、影之隨行一樣自然而然。《群書治要·管子》中講到：“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反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因此，如果國君不能使民安樂，則人民就不會為其分憂。如果國君不讓人民安居樂業，則人民也不會為他效死。這說明，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深得百姓的擁護，領在位必須要能安其民、愛其民。

三、“勸之使諫，宣之使言”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

中國古聖先賢很早就認識到，要實現社會大治、國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須保証聽到人民的呼聲，使下情上達。《群書治要·潛夫論》中講：“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為此，古聖先王設立了各種制度，以便聽取人民的諫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書治要·漢書五》記載：“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后君得聞其過失也。”古代聖王採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記載君主的過失，樂工誦讀規勸的諫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評時事，商旅之人在市場上可以隨意議論朝政，這樣國君方能聽到他的過失，見義則從，加以修正。這些勸諫制度的制定，都是為了使民情上達，民心安定。《群書治要·后漢書三》中亦記載楊震所言：“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楊震之語道出了古代聖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於不僅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讓人們隨時可以進諫，甚至聽到百姓的怨罵，都會洗耳恭聽，真誠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廣泛聽取普通百姓的意見、全面細致地體察民情。這樣廣開言路，才能洞察隱憂，做到兼聽則明，不被蒙蔽。

《群書治要·史記上》記載，周厲王即位后，貪圖財利，親近佞臣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耐心向他勸諫，然而周厲王卻拒不接受，仍任榮公為卿士，主管國事。由於厲王“暴虐侈傲”，人民怨聲載道。當時召公勸諫說：人民已經不堪忍受他的政令了。厲王不但沒有反省自己，反而找來衛國巫師，讓他監察人民，凡巫師上告有誰指責他的過失，就將那人處死。於是，“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厲王為自己的威勢得意，告訴召公：“我能止息人民的指責，他們都不敢說話了。”召公告訴他，這並不是人民不敢說話，而是把人民的口堵住了而已，並警告說：“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但是周厲王仍然聽不進勸阻。三年后，厲王終於遭到了國人的共同討伐。這一典故告誡為政者要善於通過各種渠道傾聽民眾的呼聲，了解民眾的正當訴求。

歷史上但凡賢明的君主，無不主動求取諫言、集思廣益。《群書治要·新序》記載，齊桓公去拜訪小臣稷，一天當中拜訪三次，都沒有見到。隨從人員就說：“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則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縱然這位先生輕視官爵俸祿，我怎敢輕視成就霸業之道呢？直到第五次拜訪時，桓公才見到小臣稷。人們聽到后，都說：桓公對布衣之士尚且如此尊敬，何況對於諸侯國君呢？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基於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的充分理解和繼承,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提出協商民主作為選舉民主的有益補充。改革開放后，協商民主貫穿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覆蓋政黨、人大、政府、社會等各領域，政黨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大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等全面鋪開。正如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做樣子的，應該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個方面的，應該是全國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級的。”這就使得各級、各黨、各社會群體、各方面民眾的意願都能通過適當渠道得以充分表達，更好地從制度上保証了人民當家做主，維護了人民合法權益。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上深具信心,要創造出對人類有更大貢獻的民主的好形式。這種自信歸根結底來自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世界觀。在這種“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觀念之下，父與子、夫與婦、乃至兄弟、朋友、君民、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在這種“一體”的思維方式下，在位者對人民應盡到“君親師”的責任，做到“率先垂范”“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民胞物與”，而人民對在位者的回報則是“不令而行”、感恩戴德。君（領導者）與民（被領導者）的關系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沖突，而是相互愛護、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盡其責。可以說，也正是這種”一體之仁”的深厚傳統文化基因，孕育出獨具特色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總之，從對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及實現初心和使命的制度建設中，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成長起來的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深入學習代表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群書治要》，古鏡今鑒，古為今用，有助於人們讀懂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助於中國共產黨永葆初心、牢記使命。

來源：《博覽群書》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