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設：“新”從何來，通往何方

演講人：徐飛

演講地點：第三屆全國MBA培養院校創新創業教育發展論壇

演講時間：二○二○年十二月

“新文科”是最近教育領域大家非常關心的話題。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主辦的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在山東大學（威海）召開，會上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並對新文科建設作出全面部署。

“新文科”新在哪裡？又該如何建設？本演講就此展開談些相關思考。

新文科之“新”

新文科之“新”不僅是新舊、新老的“新”，更是創新的“新”。換言之，不僅是形容詞的“新”，更是動詞的“新”（創新）。唯如此理解，方能把握“新文科”的本質和核心要義。以下從論域拓展、價值重塑、話語主導、交叉融合、研究范式這五個維度，闡述新文科之“新”。

新在“論域拓展”

新文科的論域包含內涵和外延。我國的學科門類現已拓展為14個，除了大家熟知的文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以及教育學、藝術學、軍事學這13個學科門類外，近期又新設置了“交叉學科”門類。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分別屬於工學、醫學、農學中單一的一個學科門類，新文科則不然，包含8個學科門類：文、史、哲，經、管、法，教、藝，其中，文、史、哲是基礎文科，經、管、法和教、藝是應用文科。因此，新文科的外延和范圍大大拓展了。

一般而言，所有學科可以分成三大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者分別以“物”“事”“人”為研究對象，追求物理要“對”、事理要“明”、人理要“通”。由上陳述可知，新文科涵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可謂三分天下有其二，再次說明新文科范圍之博大。之所以強調“物”“事”“人”三類研究對象，就是要揭示新文科內涵的根本因素——人。人文科學直接研究“人”，社會科學雖然研究的是“事”，但事因人而起，天下無無關人之事，因此其本底還是“人”。

不過，現在除了“碳基”生命，“硅基”生命的代表之一智能機器人，正在對“人”的概念產生新的影響，人工智能亦大行其道。2011年，庫茲韋爾（Ray Kurzweil）在《奇點臨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一書中，就把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分成“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個階段，他甚至大膽預測，到2045年機器人智力將超過人類。2017年11月29日，名為“索菲婭”的機器人“公民”在沙特阿拉伯橫空出世。索菲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為一國公民的機器人，沙特還給“她”頒發了居民身份証。作為以研究“人”（及其相關的事）為對象的新文科，由於“人”的形態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涵也將隨之拓展並極大豐富。

新在“價值重塑”

文科與自然科學都注重知識性、學理性和學術性，但文科還必須關切並體現價值性和思想性，價值性、思想性和知識性、學理性相統一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命脈。一般而言，自然科學注重工具理性，文科則注重價值理性。眾所周知，工具理性具有客觀性、普適性和普遍性﹔價值理性則具有主觀性、民族性、歷時性、理念性和意識形態性。新文科的著力點需從探討人文社科所涉對象的規律性，轉向對社會價值觀的重塑﹔需注重揭示理性背后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弘揚知性美德和善意，為理工科乃至為國家和社會提供思想指引與價值選擇。

價值重塑，需要重塑人和自然的關系。長期以來，人類不自覺地奉行“人類中心主義”，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愛惜地球家園及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意識淡薄。殊不知傷害人類的，終究是人類自己。大自然對人類的饋贈再豐厚，也取之會竭、用之會盡，人類必須懂得尊重大自然，若索取無度，終將遭到大自然報復。因此，必須重塑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關系，以實現包容性發展、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價值重塑還需要實現人與技術的“和解”，找回人類的“意義世界”和“價值空間”。比如，當今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飛速發展，雖迎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曙光，但也讓一些人再次陷入（理性）自負。現實生活中理性退化為算法和計算，計算甚至蛻變成算計。個人的生活與行動也極可能被日益強大和精准的算法所主導甚或“綁架”。由此推論，當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在大力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附加帶來的環境、生態、倫理等風險，以及個人精神迷失、信仰空缺和意義危機等問題，這些都亟待通過新文科實現價值重塑。

新在“話語主導”

若用大時間尺度看世界歷史，以中國為首的東方文明一直遙遙領先，思想、科技、制度均在西方之上。但是從15世紀開始，西方文明迅速發展並日益取得強勢地位。

新文科應助力文科轉向中國話語體系主導之下。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也產生了與之相匹配的重大經濟理論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重量級學者群。新文科要講好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奇跡背后的原理、道理、學理、哲理、法理和事理，為世界知識界、思想界、學術界貢獻學術新知，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管理學界逐步完成國際接軌，大批中國學者已經快速學習並掌握了西方規范化的研究方法。當下，本土學者最應該做的就是扎根中國經濟管理實踐，充分利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日新月異的管理變革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通過問題導向捕捉管理變革中涌現的新問題和新機會，深刻反思本土情境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揭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理論邏輯和實踐規律，進而兼收並蓄，構建具有原創性的經濟管理新理論和新思想，創造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的新方法和新范式，這應是新文科的一個重大使命。

新在“交叉融合”

學科交叉和科際整合，已經成為推動學科建設的重要手段。新文科的交叉融合主要體現在：傳統文科自身交叉融合（文史哲不分家）﹔傳統文科與社會科學交叉融合，其代表是PPE，即哲學（P）、政治（P）、經濟（E）“三位一體”﹔文科與工科交叉融合，如能源與氣候經濟、設計藝術哲學、新媒體﹔文科與醫科交叉融合，如生命倫理學、醫學信息學、健康管理﹔文科與農科交叉融合，如可持續發展與鄉村建設、生態文明建設與管理、農業經濟學﹔文科與理科交叉融合，如計算法學、大數據管理與應用、金融科技、商業智能，等等。“新文科”要突破“小文科”思維，構建“大文科”視野。

僅以財經為例，現在財經研究除了利用數學、系統科學、運籌學、數理統計學、計算機科學和數據科學之外，越來越多地綜合利用經濟學、管理學、法學、哲學、倫理學，以及社會學、行為科學、腦科學、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學科。實際上，商業分析（BA）和商業智能（BI），就是集商業管理、統計學、計算機科學於一體的商科與理工科緊密交叉綜合的產物。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社會行為經濟（SBE）學部，在2010∼2020年學科發展戰略報告《Building the Mosaic》指出，未來10年學術研究特點是：數據密集（Data-intensive）、跨學科（Transformative）、強合作（Collaborative）、問題驅動（Problem-driven）。這四大特點都指向SBE的交叉融合：數據密集（泛在）自不待言，跨學科和強合作幾乎就是交叉融合的同義語，而問題驅動則是倒逼交叉融合，因為沒有哪一個問題是某個單一學科的問題，必須打破學科壁壘，綜合考量、協同施策，方能解決問題。

新文科的最大特點是文理交叉。在方法論上，傳統的人文社科方法，應轉向運用現代科技、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特別是要運用算法，將文科的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相統一，彰顯新文科的科學性。計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SS）就是用計算手段來研究社會科學的一門交叉學科，旨在打造“數智人文”。隨著信息文明時代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知識創造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計算機科學、數據科學、信息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融合的發展趨勢愈發鮮明，將井噴式地出現計算傳播學、計算新聞學、計算社會學、計算經濟學、計算金融學、計算管理學、計算政治學、計算行為學、計算心理學、計算語言學、數字情報學、數字人類學、人工智能法學等新興學科。

新在“研究范式”

新文科研究范式將不斷豐富。

以管理學為例，一是基於哲學、心理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學科，以概念抽象、學理思辨及邏輯演繹為主要特征的規范性研究﹔二是基於社會學、行為科學等學科，以實驗研究、預測研究、案例研究、經驗分析、田野調查、隨機實地實驗（Random field experiment）等為主要特征的實証研究﹔三是基於系統科學、運籌學、數理統計學、數據科學和大數據技術、聚類分析、人工智能（AI）等學科，以數學建模、模擬仿真、數據挖掘為主要特征的量化研究。實際上，根據圖靈獎得主Jim Gray的觀點，科學研究經歷了從“實驗歸納”，到“模型推演”，再到“仿真模擬”的三次范式革命，現在方興未艾的“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正是演進中的第四次范式革命。

得益於腦科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學等學科的飛速進步，我們現在已知“前額葉”成熟需要大量復雜的學習與綜合訓練，這些學習與訓練的程度、方式與強度對前額葉成熟程度有重大影響。而且，前額葉成熟指標（理性）涉及注意力集中程度、組織思想解決問題、思考與預期未來、戰略與計劃、平衡長短期目標為長期目標延遲短期享受、根據情景調整行為，以及管理情緒控制沖動、處理復雜信息同時執行多項任務、學習適當社會行為和抵制不適當社會行為等。這些認知對企業管理、戰略管理和人力資源開發大有裨益。一般地，綜合應用上述多學科知識，無疑可以為新文科打開一片新天地。

如何建設新文科

新文科建設需要構建理論體系、學科體系、教學體系、評價體系這四大體系，並在強化價值引領、打造數智人文、彰顯文科“質性”三個維度持續發力。

建構四大體系

我認為，新文科需要明確新定位、新理念、新理論、新學科、新方向、新專業、新課程、新模式、新標准，構建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科教育理論體系、學科體系、教學體系和評價體系。

建構新文科理論體系，應不忘本來，吸收外來﹔把握已來，面向未來。既要扎根中國大地，厚植華夏文明，堅定文化自信，著力闡釋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提升中國學術話語權﹔又要借鑒汲取世界各民族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優秀理論成果和最佳實踐，堅持守正創新，貢獻學術新知和學理創見，不斷擴展人類的知識疆域和理論邊界。既要觀照現實生活，回應社會關切，反映時代巨變，描繪時代精神圖譜，從當代創造中發現創作主題，捕捉創新靈感，深刻解讀歷史性變革中蘊藏的內在邏輯，更好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解決當下問題﹔又要未雨綢繆，高瞻遠矚，為新時代理論創作和學術研究開辟道路，為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和理論支撐。

建構新文科學科體系，一方面應遵循不同學科發展規律，堅持分類推進。文科門類眾多特色各異，要根據各自學科專業特點，結合行業領域特定問題，促進文史哲經管法教藝“八大”學科門類特色發展﹔另一方面要打破學科壁壘，積極審慎地推進文科內部以及文科與理工科等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搭建學科集群平台，打造學科群協同共育生態位。在此基礎上培植新興學科，傳承和發展傳統學科的知識體系。學科的本質是人類學習知識的一種制度安排，新學科要有明確的研究對象、獨特的概念體系、清晰的知識規訓，並遵從嚴格的研究方法和嚴謹的研究范式開展知識生產和學術創建活動。

建構新文科教學體系，其重點工作，一是持續做好現有專業、方向、課程的更新、優化、改造、提升和賦能，同時加快新專業或新方向、新課程的探索與增設。鼓勵跨學院聯合建設新專業，激勵教師開發新課程，新舊課程應形成相互銜接的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覆蓋並體現該專業（學科）既有和前沿的發展實踐。二是推動培養模式創新。有效開展本碩博長學制貫通式培養，積極推進雙學位、主輔修、微專業等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構建跨院校、跨專業、跨行業、跨國界的協同育人機制。三是常態化制度化地開展經典“悅讀”活動，使學生能從經典中邂逅高貴靈魂，感受非凡智慧，洞見深邃思想，進而品味科學之真、人文之善、藝術之美，以充分發揮文科經典獨特的浸潤、熏陶、感染、共情、喚醒、激發教育作用。

建構新文科評價體系，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學校需切實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改善制度供給，破除唯項目、唯經費、唯獎項等頑瘴痼疾，健全綜合評價、分類評價、多元評價和同行評價，突出評價成果質量、原創價值，以及建言資政和人才培養貢獻度，探索將學術會議、論壇報告、調研訪談、趨勢研判、決策咨詢、教學教研、課程思政、創作作品等方面的高品質成果，像高水平著作、論文一樣作為新文科代表性成果。對通過交叉融合產生的“交叉（新）學科”，要突破傳統的學科評價框架，全過程按照獨立的交叉學科為單位進行管理，避免同行專家仍然用傳統學科思維左右評價結果。

強化價值引領

士以弘道，文以載道。如前所述，學術性、知識性與價值性、思想性相統一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命脈，強化價值引領是新文科建設的內在要求。

首先，從社會思潮看，新文科需要切實肩負“精神補鈣”和匡正人心的重要職責，做社會的弘道者，承擔用明德引領社會風尚的歷史使命。從國際秩序看，現在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經濟、軍事、科技的競爭，更是文化和制度的競爭。國家力量和有關各方的角逐，將越來越圍繞真理道義和是非曲直標准的不同理解而展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任重道遠。而新文科在推動建設更加公平、正義、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多贏、共榮的國際秩序上大有可為。

從科技倫理看，科學道德和科技倫理問題一直與近現代科技進步形影相隨。在科技史上，炸藥、原子能、化工技術、造紙技術、紡織技術、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在給人類創造財富和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帶來戰爭工具、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甚或生命尊嚴喪失和生活意義消解。歷次工業革命的進程表明，每次科技革命和技術變革都帶來生產力革命，生產力革命必然引發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進而引發整個社會大變革，並帶來法律、文化、觀念、理念、秩序等精神和價值層面一系列深刻變化，這些也亟待新文科做出及時回應，以弘揚科技正面效益，扼制其負面影響，從而更好地造福人類，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

打造數智人文

當前，新文科建設中風頭最強勁、發展最迅猛、成就最顯著，也最被看好的當屬數智人文“Digital-Intelligent Humanities （DIH）”。數智人文從“數字”到“數智”，從簡單的數據倉儲建設和編輯，到開展統計處理（計算機語言學）、運用鏈接（超文本）、建模（包含結構構建與視覺呈現）、創造結構化數據（可擴展標記語言），再到新的整合性實踐，一路走來風生水起，為新文科提供了跨學科交流平台和新的研究工具，激發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力，推動學術機制的重組（構）和再造。

數智人文作為一種新的學術導向，其產生和推進都源於“數智”和“人文”的雙向需求和動力。一方面，激勵當代數智人文發展的核心信念，是堅定地相信數字化智能化工具具有轉變人文學探索內容、邊界、研究方法和受眾的巨大潛能。歷史上筆、紙及印刷術的出現，都曾為知識和學術思想的生成和傳播創造了新條件。如今信息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出現，也促成了新的記載、閱讀和研究方式，及時開啟印刷時代向數據時代的轉向正當其時。比如，針對當前國際關系研究中存在的依賴定性分析、數據重視程度不足等問題，利用談判文本或政策文本進行聚類分析、知識圖譜、情感分析等定量深層挖掘，可以顯著提升研究水平。

另一方面，進入20世紀以后，文科學術界一直面臨著學術創新的壓力，作為特別需要積累和傳承的人文學科，亟待拓寬學術空間，激活學術潛力，數智人文就成為重要的嘗試路徑。以歷史研究為例，通過文本圖像分析研究平台和結構化智慧數據（Smart Data），可以實現數智和人文的聯系，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的交融，這不僅延展了觀察歷史的平台，深化了學術內涵，還能用“可視的”方式呈現歷史時空和時空裡活動的相互關聯的人與事，使學術境界有可能獲得根本性提升，進而激發出一些新的研究題目，形成新的研究契機。

未來數智人文可在以下方面展開深入研究。諸如：數智人文的基礎理論，信息科技與數智人文學科不同的知識結構和認識方式融合帶來的認識論挑戰﹔語義技術（包括但不限於鏈接數據）以及數智人文領域的相關技術應用﹔數智人文的研究方法和方法創新，數智工具和平台是如何塑造（有潛力影響）人文學者工作、進行研究和傳播他們的作品及其相關含義，人文學術、傳統和實踐如何塑造或有潛力塑造數智工具、平台及其創新﹔數智人文教育模式、課程、方向、職業和能力的研究，以及多元化合作的方法等。

彰顯文科“質性”

眾所周知，質性研究是相對於量化研究的一種方法，主要是通過對研究現象發展過程及其特征的穿透式分析和整體性探究，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對象的本質和演變規律。此處我借用“質性”這一術語，不僅是再次強調文科內在的、內涵的思想性和價值性，更意在提示和警醒新文科建設中不要追求“新”而忽視“文科”本身。

畢竟，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文科”是“道”“體”和“質”，“新”則是“術”“用”和“文”（紋）。彰顯文科“質性”，就是要在新文科建設中突出文科自身的中心地位。近期我國新設置“交叉學科”門類，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和國家安全學是其下設的兩個一級學科。在我看來，如果說“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是地道的理工科，“國家安全學”則是新文科。國家安全固然要靠高科技和“撒手锏”等硬實力和銳實力，但也要具有集全球視野、全局觀念、戰略思維、政治意識、對策博弈、運籌帷幄於一體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軟實力和巧實力。

如前指出的那樣，新文科最大特點是文理交叉。然而，多年來重理輕文、重定量輕定性（質性）的情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觀，在這樣的背景下，若不注重文科質性，新文科中的文理交叉或將“喧賓奪主”導致文科愈發式微。因此，文科自身更要積極作為、主動作為、奮發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