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
2021年03月09日08:27 來源:光明日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這個重大問題。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科學回答了關於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於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從根本宗旨把握新發展理念,從問題導向把握新發展理念,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
從根本宗旨把握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隻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堅持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要統籌考慮需要和可能,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循序漸進,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研究新發展理念的指導思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所追求的發展目標。在《1857—1858年的政治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按照人的個體發展的程度,把人類社會分為依次遞進的三種社會形態,其中最初的社會形態是指人對人的依賴,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通行人身依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種社會形態的特點,表現為貨幣面前人人平等,相對於第一種社會形態,人們有了多方面選擇的自由。“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人的個體得到了全面、充分的發展,是馬克思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所處的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鄧小平同志當年講,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我們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前提下進行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分配失衡的現象,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資本和勞動共同分配國民收入時,資本的收益大於勞動的收益﹔二是在眾多的、不同層次的勞動者共同分配勞動收入時,企業高管與一線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過大。解決資本收入和勞動報酬的差距問題,需要堅持勞動價值論,明確靠勞動力紅利發展就是靠一線勞動者的勞動貢獻實現發展,為此必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當勞動力供給小於需求時,可以通過供求機制去解決,當勞動力供給大於需求時,則需要政府通過“看得見的手”來保証勞動者取得最低收入。也就是說,收入分配必須堅持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相結合,放任市場調節不利於在市場經濟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者。解決國有企業高管與一線工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同樣需遵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切實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的精神。此外,從理論上講,國企高管與非國企的高管不同,本質上是一級干部,在參考干部薪酬標准的基礎上發給其勞動報酬,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勞動者報酬除工資外還包括社會福利,即醫療衛生、基礎教育、社會安全等,這些都不能簡單地放任市場調節。如果把醫療衛生事業完全推向市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世紀性災難,貧困人口可能連疫苗都打不起﹔如果把教育事業完全推向市場,低收入勞動者的孩子就上不起好的學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也要發揮積極作用,尤其在收入分配問題上。
從問題導向把握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根據新發展階段的新要求,堅持問題導向,更加精准地貫徹新發展理念,舉措要更加精准務實,切實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們發展的目標,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遇到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這就是主要問題所在。所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就是發展了但是不到位,表現在多個方面。例如低端產能過剩,高端需求外溢﹔受疫情沖擊和某些國家推行單邊主義影響,暴露出產業鏈、供應鏈方面存在的短板﹔GDP規模做大了,但技術含量有待提高﹔總體經濟在發展,但城鄉、區域差距有所拉大﹔長期依賴於傳統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創新能力跟不上發展的需要﹔擴張性政策下的經濟增長潛藏著泡沫,等等。隻有很好解決這些問題,才能切實貫徹新發展理念。
人的需求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拓展、不斷提升的。波瀾壯闊的經濟發展史,就是通過不斷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推動經濟發展、社會前進的過程。每解決一個或一批問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在新的層次上再發現和解決新的問題,如此螺旋式上升,經濟體便會不斷步入新的發展層次。
發現和解決問題是一種能力。發現戰略性問題需要戰略性能力。戰略性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容易解決了。發現戰略性問題首先需要對所處的時代和大趨勢有一個准確的判斷。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乃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必須遵循的基本國情,“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一切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當時,這一判斷為我國發展商品貨幣關系、發展市場經濟並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了理論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的歷史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意味著我們要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在新的層次上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
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隨時准備應對更加復雜困難的局面。要堅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國家利益至上有機統一,既要敢於斗爭,也要善於斗爭,全面做強自己。”
增強憂患意識,就是在順利時有應對不順利的思想准備,在取得成績時能夠預防可能的失敗,在平常的日子裡能夠意識到“灰犀牛”“黑天鵝”等潛在威脅。憂患意識還表現在能辯証科學地看待自己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對勝利有清醒的認識,明白是什麼原因成就了勝利,是客觀因素還是主觀因素,是一定發展階段的特殊現象還是普遍規律。不盲目樂觀,而是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必須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引發的一個主要問題是:GDP做大了,但制造業和農業還不強。制造業涉及誰來裝備這個國家的問題,涉及一個國家如何強大的問題。現代化國家發展強大的基礎在於制造業,我國應當在做強制造業上下功夫。農業是很特殊的產業,在災難和戰爭期間拿黃金、白銀也買不到糧食,現代化強國必須能夠掌握本國糧食安全的主動權。正因如此,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經濟發展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糧為綱,綱舉目張。當前,農業的地位依然重要,中國人的飯碗一定要牢牢端在自己手裡。
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必須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尤其對金融風險有預判能力。2020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簡單地說,就是中央銀行提供的貨幣供應量應同預期的經濟增長保持在相匹配的合理水平。如果為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過多地加杠杆,使貨幣發行量超過了流通中所需的貨幣量,進而推高股市、樓市,最終得不償失,去杠杆是需要代價的。地方政府債務也隱藏著一定的風險,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提高地方政府投資質量,也是推進高質量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
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應當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和國際環境存在的諸多不穩定性有清醒的認識。我們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時刻,必須對各種不確定性有應對的思路和能力。具體到經濟領域,強調通過改革開放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積極主動地應對各種“灰犀牛”“黑天鵝”事件,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李義平,系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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