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與《群書治要》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在貞觀初年下令編纂的一部典籍，匯集了唐朝以前經、史、子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精髓，是創建“貞觀之治”的思想理論基礎。

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的精華

《群書治要》是魏征等社稷之臣從唐前浩如煙海的典籍之中精選的六十六部典籍中擷取最精粹的治國理政智慧，匯集而成，其內容涵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和《晉書》，以及諸子百家，如墨、道、法、農、兵家等。所以，稱它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毫不夸張。尤為可貴的是，《群書治要》摘錄的少數原著在五代之后便已失傳，唯有《群書治要》保留了其精華內容，如《尸子》《昌言》等，這使《群書治要》具有更加重要的價值。

唐太宗為何要編纂《群書治要》

唐太宗從十幾歲就開始帶兵打仗，當上皇帝時也才二十幾歲，對於治理國家，積累顯然不夠。因此他迫切希望學習古聖先賢治國理政的智慧。

《貞觀政要·論政體》記載，貞觀初年，唐太宗對蕭瑀說：“朕從年輕時就喜歡張弓射箭，自以為懂得識別弓箭的好壞。近來得到十幾把良弓，於是拿給弓箭師傅看，結果他卻說，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詢問原因，弓箭師傅說，木頭的中心不正，就使木頭的紋理歪斜，這樣的弓雖強勁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良弓。從中，我領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一生所用弓箭已經夠多了，但尚且不懂識別弓箭的要領。而我得到天下的時間很短，對於治國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對弓箭的知識掌握得多。我對弓箭的了解尚有偏失，更何談掌握治國的要領呢？”

從此，唐太宗定期召見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書省的官員，向其請教古聖先賢治國的智慧，並仔細詢問宮廷外面之事，以對百姓疾苦和政教得失有詳細了解。

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國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何原因？”王珪說：“古代帝王治國，大都崇尚清靜無為，以百姓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卻以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飽學經史的儒雅之士。漢代的宰相，沒有誰不精通一種經書的，朝廷如有解決不了的疑問，都會引經據典，參照經書進行決斷，於是人人懂得禮教，國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卻重視武功，輕視儒術，或用刑律治國，從而導致儒術受到破壞，古代純朴的民風也就蕩然無存。”唐太宗聽了，深有同感。從此，官員中凡是精通儒學，懂得治國之道者，都得以提拔並委以重任。

唐太宗善於聽取諫言，特別重視用儒家倫理教化方式來治理國家。這點非常難得。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般領導者都會因看到嚴刑峻法迅速的成效，而忽視道德教育。唐太宗卻深信聖人的教誨，這也是他能夠創建“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希望不僅與群臣探討治國經驗，而且能隨時翻閱古聖先賢治國的教訓。於是他命令諫官魏征及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整理從五帝到晉朝幾千年間治國理政的史料，將其中修齊治平的精要，匯編成書。

貞觀五年，《群書治要》編纂完成。魏征在序文中稱贊其歷史價值：“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可見，《群書治要》是一部鑒往知來的治世寶典。唐太宗認為這部書廣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釋卷地閱讀。他希望運用古聖先賢的智慧把大唐治理安定，而且為天下做出一個“善治”的示范。

唐太宗的治國成效

受《群書治要》的影響，唐太宗以能用賢納諫、尊儒重道、勤政愛民而著稱。他以文治天下，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很快便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

《貞觀政要·論政體》記載，貞觀七年，唐太宗和魏征漫談自古以來治理國家的得失時說：“如今大亂之后恐怕不能迅速實現大治。”魏征說：“並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難困苦時就憂懼死亡，憂懼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教化。因此，大亂之后更易教化，正像飢餓的人對飲食更易滿足。”

唐太宗說：“賢明之人治理好國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滅殘虐，廢除殺戮。大亂之后要想大治，怎麼可能在短期內做到呢？”《論語》中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所以，唐太宗認為，要恢復太平，即使是賢明的人來治理，也需上百年。魏征卻說：“這話是對一般人來說的，並不能用在賢明之人身上。如果賢明之人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會像響之應聲那樣迅速。事情不求迅速，也會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能見成效。”

唐太宗認為魏征說得有理。但封德彝等卻說：“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漸浮薄奸詐。所以，秦朝專用嚴刑峻法來治國，漢朝以仁義雜用刑法治國，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卻沒有成功。怎麼說是可以教化，卻不去教化呢？如果相信了魏征的話，恐怕要敗亂國家。”

魏征說：“五帝三王治理國家，並沒有把百姓換掉，但他們仍能夠把百姓教化好，可見施行帝道就成其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為王。關鍵在於，當時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而已。讀古書記載可知，黃帝與蚩尤作戰七十多次，天下大亂，而勝利以后，天下很快太平﹔九黎作亂，顓頊出兵征討，平定以后，仍不失其為治世﹔夏桀昏亂淫虐，商湯將他趕走，但在湯統治之時，就實現了太平﹔商紂荒淫無道，周武王便起兵討伐，但到了武王的兒子成王時，也實現了天下太平。如果說百姓日漸浮薄奸詐，再也不會淳朴，那麼到現在這百姓都應該變得和鬼魅無異，還能實行教化嗎？”

封德彝等人無法辯駁，但堅持認為魏征的建議不可推行。魏征引經據典，終於說服了唐太宗。唐太宗堅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結果幾年之間，天下康復安定，突厥也被打敗而臣服。

唐太宗對群臣說：“貞觀初年人們頗有異議，認為當今不能搞王道，施行道德教育、聖賢教誨，隻有魏征勸朕推行。朕聽了他的話，不過幾年就達到中原安定、邊遠外族臣服的結果。突厥從來就是中原的強敵，如今突厥首領卻佩刀值宿來做禁衛，部落也跟著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這樣的成就，都是魏征的功勞。”

可以說，貞觀盛世的創建，與唐太宗運用《群書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則，重視道德教化，並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體制密不可分。不僅如此，《群書治要》被日本人從唐朝帶到日本后，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習中華文化的重要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