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代，出版業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是任何事物發展的總趨向和總需求，也是事物發展內在的邏輯規律。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實現轉型升級，在更高一級的層面實現新的發展。出版業的發展自然如此。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版業經歷了復蘇探索階段、穩步發展階段和繁榮發展階段，發展形態主要表現為粗放型、數量型。面對新形勢、新技術、新需求，出版發展將呈現新的常態，這種新的常態的核心表達就是高質量發展。

出版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觀照

新時代的出版使命反映了出版高質量發展的必然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1]這不僅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我國出版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既體現在對物質產品的滿足，更體現在對精神文化產品的追求。大眾的消費概念已由“有沒有”轉向“好不好”。

“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出版人要深刻把握出版物的思想內涵，著眼價值追求，充分發揮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2]這既是出版的歷史使命，也是出版人的責任擔當。“一帶一路”建設，文化強國戰略實施，中華文化走出去，出版是基礎力量和先導力量。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出版實現了高速增長，出版規模領先世界。通過實施“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等新聞出版“走出去”重點工程，打開了 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物市場，版權輸出和引進品種比例從2012年的1：1.8提高到2017年的1：1.3，中國出版實力顯著增強。但是，在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上，我國出版傳媒機構與世界知名出版傳媒企業還有較大差距，這與我“出版大國”、文化資源大國形象和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不相稱。因此，出版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就成為應然和必然。[3]

出版供給側體系問題反映了高質量發展的緊迫性。目前，出版供給側問題比較突出：（1）出版產能過剩。“中國圖書出版業一度庫存和銷售比高達98%，動輒數百億碼洋圖書化為紙漿”。單品種平均印數從 1994 年的 6 萬冊下降到 2017 年的 1.8 萬冊，降幅70%，這說明單品種的邊際效益是顯著下滑的。

（2）“質”、“量”主次關系模糊。多年來，出版業的發展主要是“量”的增長和擴張，在一定程度上輕視了產品的“質”的鍛造。2019 年，國家新聞出版署組織開展了圖書“質量管理 2019”專項工作，重點對文藝、少兒、教材、教輔、科普類圖書進行了編校質量檢查，共抽查 100 家圖書出版單位的 300 種圖書，有29 家圖書出版單位的 35 種圖書編校質量不合格，總體不合格率為 11.7%。

（3）供給結構不合理。低品質出版比較嚴重，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跟風出版、同質化出版等，依然是很普遍的現象。本土原創作品市場乏力，面向特殊讀者對象、特定區域的產品供給和出版服務不平衡、不充分。[4]

（4）信息化程度不高。出版與科技的融合度低，出版資源信息化、流程操作信息化、產品制作信息化、讀者溝通信息化、物流轉換信息化、風行控制信息化、對外合作信息化、內部管理信息化等，都跟不上科技發展的步伐。

（5）生產要素配置失衡。出版業長期習慣於以擴張品種和印數增大碼洋，以增加人力成本縮短產品投放周期，以項目運作形式擴大生產規模，雖然產值全面增長，但各項生產要素投入比列失衡，產品材料、設備、勞動力、資金等一般性生產因素投入比重偏高，人才、知識、信息、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投入比重偏低。

因此，現代出版迫切需要加快從要素驅動發展為主轉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依靠知識、技術、信息、智力等高層次生產要素的投入，構建新型供給側動力體系。

新技術融入反映了出版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性。當今，5G、人工智能、物聯網、AR、VR、MR、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的涌現，為出版業發展帶來了發展新機遇。新技術用於出版，催生新的出版業態、出版形態及出版生態，推動出版的轉型發展。出版在內容生產、內容呈現、產品形態、用戶建設等方面都將因新技術的融入出現顛覆性變化。出版內容已經延伸到知識運營和服務提供，需要對知識服務平台新業態下的結構化知識單元及其生成的數據進行有效加工、組合、利用,形成新的知識產品，並進行全產業鏈的綜合開發和利用,精准發掘受眾需求,提供相應知識服務，這無疑需要具備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資源整合技術能力。

在傳統出版看來，這些可能只是理論上的設想。但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信息傳播技術等的興起，這些都變成可能。5G 背景下信息傳輸的高速率， VR、AR、MR 技術融入出版，讀者可以體驗到5G+VR 虛擬沉浸式閱讀、5G+AR增強現實閱讀、5G+MR 混合現實閱讀、5G 高速率閱讀、5G 全息交互分享。[5]

未來出版，網絡化、雲端化、數據化、移動化、智能化的特征會更加明顯，“一大” (大數據) 、“二雲” (雲計算、雲服務) 、“三網” (移動互聯網、物聯網、智聯網)、“四術”（信息技術、區塊鏈技術、虛擬仿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是出版最重要最有活力的新動能生產要素之一，成為出版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新技術融入出版並不斷釋放出寬廣的動能效應，反映了出版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性。

出版高質量發展的基點坐標

把握出版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方針。出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文化選擇、文化積澱、文化建構、文化傳承、文化引領的過程，必須始終堅持黨管出版的原則，牢牢掌握黨對出版工作的領導權，這是文化企業的獨特優勢，更是出版健康發展的“根”和“魂”。

作為黨的意識形態的堅強陣地、文化給養的重要供給側，出版必須強化政治意識，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的責任擔當，堅持“二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針，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充分反映“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表達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體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風貌和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

堅守正確的效益觀，正確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不做市場的奴隸，切實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強化社會效益的剛性約束，將出版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格局、大發展態勢中考量。

堅守出版初心，聚焦文化的建構與傳承，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 ，傳播正能量，抵制一切低俗、庸俗、媚俗以及平庸的作品。反對一切形式主義、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認真研究新形勢、新問題，科學制定高質量發展規劃，保持整個出版企業的動力、 活力、 創造力、 生產力、公信力和影響力。

立足本土，面向世界，關注社會進步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主動履行出版的社會責任，為全人類貢獻中國出版智慧和中國出版力量。隻有這樣，才能保持正確的出版定力，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質量發展。

明確出版高質量發展的主攻方向。制約出版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對市場新需求把握不准，對營銷新渠道掌控不力，對傳播新方式運用不精，對使用新技術接受不快，對運作新模式轉換不清，對出版新趨勢判斷不明，對新生產要素投入不夠，對人才新需求研究不深，是出版對市場發生的一系列新變化反應滯后，實質上是供給側體系失衡。這種失衡，既反映在出版的產品結構上，也反映在整個產業的投資結構、資產結構、業務結構、營收結構、人才結構等方面，更反映在資源的配置上。

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出版要聚焦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堅持問題導向、發展導向，適應新動能加速成長的需要，促進人才、技術、數據等創新要素合理流動和共享，充分發揮新動能要素放大社會生產力的乘數效應，以更大的力度促進知識和智力資源更好地轉化為經濟價值。

出版供給側體系要實現三個轉變：一是要從“數量拓展”轉向“質量追趕”，彌補“質量缺失”，擴大有效供給，創造新型供給，增強發展的質量優勢。二是要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提升出版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加快生產要素在行業內、企業間的自由轉換，實現要素的優化配置。三是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不依賴於生產要素的紅利，從根本上發揮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的效應，提高全要素生產率。[6] 同時，運用管理科學、信息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加強信息的收集、存儲、處理、運用，在出版的選題策劃、編輯制作、營銷傳播等環節上下功夫，打造清晰的產品線，形成系列化的產品矩陣，構建起相對穩定的作者群、專家群、客戶群、監測群，將傳統出版的“我們生產什麼、讀者就閱讀什麼”的“產品導向”（出版者意志）供應方式，轉變為“讀者需要什麼,我們就策劃什麼”的“需求導向”（消費者願望）供應方式，增強產品的原創性、規范性、市場性、開放性，實現出版供給與閱讀需求的精准對接。[7][8]

樹立“人才是關鍵要素”的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人才。出版業是文化創意產業，是智力密集型產業，是“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行業，人才是極端重要的第一資源，是出版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決定因素。出版內容的發現、挖掘、創新、再造，高度依賴智力資源，依托於強有力、高精尖的出版人才隊伍。

新技術興起與廣泛運用，對於出版人才的素質要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版必須牢固樹立“人才是關鍵要素”的發展理念，採取積極的應對策略，打造高素質的出版人才隊伍。首先，提高編輯隊伍的專業化能力。包括精准化選題策劃能力，高品質內容挖掘能力，精細化編校能力，高水准新技術運用能力，高層次宣傳推介能力等，保障出版產品的內容質量、編校質量、印裝質量和傳播質量。其次，建立復合型人才體系。形成包含戰略、管理、內容、技術、營銷、資本等全要素、綜合型、協同化的人力資源體系。此外，應培育國際化人才。以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切入點，著力培養能夠駕馭國際內容生產組織、國際營銷傳播的人才隊伍體系，不斷強化我國出版業的國際話語權、國際傳播能力。[9]新時代的出版人才，是“工匠”、“創意策劃者”、“文化建設者”、“文化傳播者”，是有情懷、有格局、有思想、有擔當、有技能、有追求的專業化出版者。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高校出版社發展質量評價體系研究”[14YJA8600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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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譚躍.出版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之思.中華讀書報[N],2019-3-27(006)

[5]曹世生，范軍.融合創新:以新技術賦能出版高質量發展[J].科技與出版，2020（5）：29-34

[6]王一鳴.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十大對策[J].現代國企研究,2018(09):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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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宗喜.出版專業化：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N].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0 -6 -24 (004 )

[9]方 卿，張新新.推進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幾個面向 [J].科技與出版,2020(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