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蘊含的工業化規律

內容提要：新中國70年工業化歷程，蘊含著發展中大國推進工業化的規律：注重發揮比較優勢，不斷優化經濟結構﹔正確處理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以勞動生產率提高引導產業結構演進，防止制造業比重過早過快下降，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

新中國成立前，雖然我國已經存在一定比重的工業經濟，但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是從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開始的。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人數的比重僅為8.0%，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僅為17.6%。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我國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業佔比過高的工業經濟結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按照生產力發展要求調整所有制結構，按照比較優勢原則調整產業結構，工業化快速推進，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總結新中國70年工業化規律，有利於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砥礪奮進、走好新型工業化道路，也可以為豐富發展經濟學貢獻中國智慧。

從重工業優先發展到發揮比較優勢

在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經濟建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加快工業化進程，改變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始終把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擺在重要位置，在推進什麼樣的工業化、如何推進工業化方面進行了較長時間探索，經歷了從優先發展重工業到發揮比較優勢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實施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實施這一戰略有其特定歷史背景。當時西方國家的封鎖形成諸多發展瓶頸，必須靠優先發展重工業來打破。石油工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作為當時不可或缺卻被“卡脖子”的戰略性產業，自力更生實現石油自給自足，既是不得已而為之，更是不可不為之事。與此類似的還有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核工業和航天工業。這些領域正是由於被賦予優先地位，才實現了突破性發展。可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輕重工業比例失調。1952—1978年，我國輕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4%，重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2.1%，重工業所佔比重從35.5%大幅度提高到56.9%。這種經濟結構帶來資源配置扭曲、工業企業效率低下等問題，也造成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開放逐漸深入，市場配置資源范圍快速擴大，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扭曲得到矯正，經濟主體實現多元化，我國工業化發展路徑轉向注重發揮比較優勢。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獲得更快發展，吸納了大量農業富余勞動力，既推進了城鎮化進程，又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特別是在發展制造業的過程中，我國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化為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積極融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我國產業結構大大優化，20世紀80年代，輕工業增長快於重工業，畸輕畸重的產業結構得到調整﹔20世紀90年代，輕工業和重工業開始均衡發展﹔2000年以后，隨著比較優勢變化和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加強，重工業產值增長速度再次快於輕工業，產業結構更加穩健、均衡。我國工業化與對外開放相輔相成。從20世紀80年代設立經濟特區、實施沿海開放戰略，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努力，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我國全方位擁抱經濟全球化，充分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8%上升到目前的約16%，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從優先發展重工業到發揮比較優勢，是我國工業化歷程中最重要的實踐，也是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積累了在一個后發國家推進工業化的寶貴經驗。

正確處理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

我國70年工業化歷程的另一條經驗是，要把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正確處理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帶來工業化與城鎮化發展不協調的問題。重工業具有資本密集度高、產業配套效應不明顯的特征。重工業優先發展並不能創造大量非農產業就業崗位，也難以充分發揮區域輻射功能，這就導致城鎮化滯后於工業化，工業化的后續動力不足。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沿海地區發揮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遵循產業集聚產生規模經濟的經濟規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蓬勃發展，促進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進入21世紀，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推動下，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得到改善，開始承接沿海地區制造業轉移，城鎮化速度也呈現后來居上的勢頭。1978—2017年，我國城鎮人口迅速增加，城鎮化率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提高，城鎮的數量也大幅度增加，工業化與城鎮化逐漸趨於同步。

在農業比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逐步下降這一規律的作用下，我國農業富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進入城鎮非農產業就業，提高了整體勞動生產率。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伴隨著工業化進程，以農業機械化為標志的農業現代化加快發展。1978—2017年，農業機械總動力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長。2003—2017年，農用大中型拖拉機及其配套農具的數量年均增長率均超過14%。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對工業化規律的認識，強調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既是深刻吸取國內外發展經驗的理論升華，又體現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特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將讓工業化插上科技創新的翅膀，是主動順應和引領新一輪信息革命浪潮的有效舉措。黨的十九大報告還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項國家發展戰略，與“四化同步”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出現過農業萎縮、農村凋敝和農民生活改善滯后於經濟發展的問題，付出了沉重代價。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同時實施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總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四化同步”發展的一項重大部署，體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旨在探索一條近14億人的共同富裕之路。

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有所變化，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勞動力工資上漲速度加快，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趨於減弱。這一新形勢新特點，更加凸顯了“四化同步”發展的重要意義。一方面，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轉移潛力仍然較大，可以形成一個國內版的制造業雁陣模式，促進制造業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擴散，延續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借助新一輪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化的成果，可以加快掌握核心技術、獲得核心競爭力，通過新型工業化提升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

以勞動生產率提高引導產業結構演進

從各國經驗看，一個國家的工業化並不是遵循直線軌跡推進，而是按照倒U形曲線變化。制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通常會先經歷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達到峰值后便轉而緩慢下降。制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下降，既可能是在較高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自然演進的結果，也可能是在條件尚未成熟時過早“去工業化”的結果。我們可以從制造業比重開始下降時的條件成熟度（以世界銀行定義的人均收入組別作為發展階段特征）、農業比重（以此作為產業結構特征）以及制造業比重下降后的結果三方面來觀察這一現象。

第一類國家的制造業比重下降可謂水到渠成。在由升到降的轉折點上，這些國家的人均GDP已達高收入國家標准，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降到很低水平﹔農業比重下降之后，其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加快提升，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保持發達的制造業大國地位。第二類國家的制造業比重下降具有不成熟的性質。在下降的時點上，人均GDP仍然處於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水平，農業比重偏高﹔在農業比重下降之后，制造業轉型升級並不成功，國際競爭力下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以人均GDP標准判斷，這類國家迄今大多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拉美一些國家是這方面的典型。

由此可以歸納出三點規律性認識：第一，工業化推進到一定階段后，高速工業化必然要轉向以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為內涵的工業化新階段，此時制造業比重下降具有必然性。第二，當農業比重降至較低水平、不存在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壓力且第三產業處於較高發展水平時，制造業比重下降不會導致勞動生產率的降低。第三，制造業比重下降，絕不意味著該產業的重要性降低，相反，新的工業化階段是制造業攀升價值鏈階梯的關鍵時期。

比照國際經驗，我國應當防止過早去工業化。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要貫徹落實這些重大部署，防止制造業比重過早過快下降，給制造業向技術密集型高端升級、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服務業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留出足夠時間，促進核心技術創新，提升核心競爭力，從而獲得新的全球價值鏈位置。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 人民日報 》（ 2019年08月28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