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初心》圖書連載

紀念大釗烈士文二則 之一：信仰的肇始

【編者按】

近日，《英烈初心》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革命戰爭年代，無數仁人志士、英雄兒女為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獻出寶貴的生命。他們用行動和鮮血踐行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生命之歌。

本書通過尋訪李大釗之孫李建生、何叔衡之孫何霞飛、陳望道之子陳振新、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羅炳輝之子羅新安、楊得志之子楊建華、韓偉之子韓京京、徐海東之女徐文慧、焦裕祿之女焦守雲等，還原老一輩革命家、革命烈士的初心和使命。正如本書的序中所說，“這本書是在為初心畫像”。

【初心小記】

“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在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筆下是“偉大的力量”，他短暫的一生一直與青年打交道，是青年的導師，為創辦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黨而獻出了生命。2016年7月1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之際，筆者在北京重新瞻仰了李大釗故居，並約訪了李大釗的孫子李建生，聽他講述爺爺李大釗創辦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初心。

紀念大釗烈士文二則 之一：信仰的肇始

北大圖書館裡珍藏著一份“北大日刊”，這份九十多年前的日刊上刊登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啟事。該研究會由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組織發起，成員有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等19人，其中14人成為建黨初期的共產黨員。

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在北大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專門撥了房間作為研究會的活動室，成員們親切地稱之為“亢慕義齋”，“亢慕義”取義於“共產主義”一詞的德文音譯。要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首先必須做一個馬克思的讀者，在“亢慕義齋”裡，李大釗組織有志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他們時而伏案研讀，時而走進群眾中進行宣講。

青年毛澤東對於馬克思學說的接觸，就與這一研究會有極大關系。他曾回憶道：“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手下，很快地發展，走到馬克思主義的路上。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

如今，在北大圖書館依然能看到蓋著“亢慕義齋”印章的共產主義文獻。“亢慕義齋”的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與中國文明典雅、簡潔地結合在一起。2016年7月，筆者曾慕名專程尋訪“亢慕義齋”舊址。根據羅章龍等人的回憶，“亢慕義齋”位於北京景山東街2號，齋室內牆壁正中挂有馬克思像，像兩側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筆者按圖索驥，前去尋訪舊址。

但如今的景山東街，兩側是成蔭的綠樹和整齊的民居，並不見“亢慕義齋”任何痕跡，彼時進步青年的身影，早已消逝在老百姓鍋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中。沒找到“亢慕義齋”，筆者索性走進石駙馬后宅胡同的李大釗故居。大釗烈士居住在這裡的那段崢嶸歲月，見証了“亢慕義齋”的成立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

李大釗故居的陳設極為朴素，僅有幾件簡單的家具。遙想過去，1916年，留學歸國的李大釗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中，成為這場運動的一名主將。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幫助他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認為隻有這一真理才能救中國，由此開始發表大量宣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19年，李大釗公開闡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次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別著手籌建中國共產黨，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陳獨秀寫信詢問黨的名稱是否用“社會黨”，李大釗回信一錘定音，就叫“共產黨”。

當時，李大釗在北大任圖書館主任並兼任經濟系和歷史系教授，每月有200—240銀圓的收入。按當時物價，2銀圓即可買25公斤面粉，他本來完全可以過上富裕的生活。但據李大釗的學生張爾岩回憶：“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車，中午不回家吃飯時，自帶干糧，有時是一張大餅，有時是兩個饅頭或窩頭就點小菜和白開水下肚。他不吸煙，很少喝酒。”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居然難以應付買米買菜度日的最低開支，直到校長蔡元培知道此事，親自叮囑學校會計，每月都要直接給李夫人送去一部分李大釗的月薪，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

原來，據考証，李大釗把一多半薪金交了黨費，用於維持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日常活動，以及購買共產主義文獻。截至1922年4月，該研究會已有英文圖書數百冊，報刊上百種，設有英、德、法三個翻譯組，出版了中文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等。李大釗的一部分收入還用來資助學生，並經常到工人中宣講共產主義，給工人買糖果茶葉。這樣一來，留下的薪水確實微乎其微。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為保護李大釗曾通知李大釗等人去武漢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釗卻回答道：“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做？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進入北京后，對共產黨員進行抓捕，李大釗也被捕了，隨后社會各界人士曾設法予以營救。

李大釗寫就《獄中自述》：“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在獄中，敵人對他施以各種酷刑，企圖獲取更多黨組織的信息，但李大釗忍痛作答：“大丈夫生於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氣節。”

就義前的李大釗

最后，李大釗從容就義，他在絞刑架前挺直身軀發表了最后一次演說：“你們不能因為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犧牲時不滿38周歲。在隨后的日子，我們的黨正如大釗同志所展望的那樣，從建黨初期的50多名黨員發展到今天8900多萬黨員規模的世界第一大政黨，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成就。

縱觀李大釗一生，他生活清貧，幾乎沒有任何物質享受，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受盡折磨，但我們能說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嗎？！

幸福產生於人們對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而信仰表征著對美好事物和崇高價值的追求。馬克思曾說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而他也將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最壯麗的事業——為了人類解放而斗爭！當我們覺得信仰可有可無，甚至為了物質而丟棄信仰時，這也正是我們背離幸福的時候。因此，做一個幸福的人，就要從做一個有信仰的人開始。

【作者簡介】

呂其慶，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曾任職中宣部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所採寫編輯的稿件獲北京市好新聞獎一等獎等多項獎勵。著有《英烈門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