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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論衡:談談治學的基本功

金沖及

2019年05月06日08:10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基本功,對人一輩子都起作用,雖然無形卻有巨大、長久的影響。治學也必須注重基本功。

■研究者一開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專業的基本知識,那是一輩子都要用的。知識面還要寬一點,如果知識面太窄、視野不寬,就隻能就事論事。

■有問題意識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關鍵。研究工作為了什麼?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正確的理論素養對提高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十分重要。

■有些人認為文字表達是雕虫小技,所以不在乎。事實上,文字表達非常重要。你寫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文字表達不好,意思雖好,別人往往也看不下去。

基本功,對人一輩子都起作用,雖然無形卻有巨大、長久的影響。治學也必須注重基本功。治學的基本功,一是知識面比較寬,比較扎實﹔二是對問題有思考分析的能力﹔三是文字表達比較好。這三個方面大概就是劉知幾在《史通》中所說的史學、史識、史才。做研究工作,總得先熟悉它,進而理解它,最后是表達它,缺一不可。對一個研究者來說,凡是具備這三條的,多年后肯定能有比較大的進步和成就。反過來說,這三條裡無論缺哪一條,后來的進步都會受到限制。這裡,結合歷史研究談一點體會。

扎實的基礎知識

關於知識面,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牢固掌握基本知識。

研究者一開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專業的基本知識,那是一輩子都要用的。寧可粗一點,但一定要准確。基本知識要力求系統化,不能只是零碎的。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理清它的脈絡線索,牢牢記住那些以后常會用到的事實。基本知識如果不能准確掌握,出了漏洞,內行人一下子就會看出來,這叫“硬傷”。出現不應有的“硬傷”,人家對你講的其他東西也就不那麼信任了。

第二,要掌握豐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作為研究工作的基本依據。

這是知識面中的重要問題。研究工作中大家都知道材料的重要性。乾嘉時期大家看重的目錄學,就是要告訴你這個時期、這個方面有哪些書,它們的長處和短處在哪裡。我們的前輩學者很多就是從認真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等入手的。今天的研究者也應該對有關知識有大體的了解,知道遇到問題該去找什麼書。

就歷史研究而言,掌握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常要閱讀檔案資料。這可以說是一種調查研究,盡管它也有不少局限。看檔案資料有一個怎麼看的問題,是“看活了”還是“看死了”。如果看完以后腦子裡仍然只是一張一張紙上寫的文字,那就是“死”的,說明你沒有看懂。如果看久了在腦子裡仿佛能再現這個事件的前后經過、中間有什麼爭論和困難,好像是活生生的有聲有色的事情,那就是讀懂了。就像看電影,一張張膠片都是靜止的、不動的,但是放在放映機上用電力帶動轉起來,投射到銀幕上就全活了。同樣的道理,檔案一張張紙,就像一張張靜止的膠片,如果隻看一張張膠片,看得再仔細還是“死”的。放電影的電力就好比我們看檔案資料時的理解力,把它貫穿起來放在當時的環境裡,在你眼前出現的是活的事實,那就是讀懂了。

第三,知識面要寬一點。

毛澤東同志認為,研究黨史的根本方法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他還提出“古今中外法”,“古今”體現歷史的發展﹔“中外”是既要了解中國這方面,也要了解外國這方面。總之,要有比較寬廣的眼界。知識面寬一點有幾點好處:

一是事物在時間和空間上往往是有聯系的,離開了周圍那些相聯系的要素,很多事情就不容易理解。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批評李瀚章主編的《曾文正公年譜》,說裡面隻有曾國藩的奏稿、批牘和活動,沒有太平天國方面的活動情況。梁啟超打了一個比方,說這好像從門縫裡看人打架,隻看見一個人,看他一會兒進一會兒退,最后看完了還是不知道為什麼他能贏、為什麼他會輸。這個比喻很形象,也很深刻。因此,研究歷史,即便是寫一個人的傳記,也不能隻看他一個人的史料,還要熟悉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以至他對手的狀況,這樣才能活起來。

二是知識面寬一點才會有比較。比如,我們研究辛亥革命史,就要對法國大革命史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點了解,對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也要有些了解,這樣就可以對它們進行比較。有些是相同的,可以看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規律性的東西無論在哪裡都是共同的。而從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各國的特點。如果你對別的都不了解,沒有比較,那就規律看不到,特點也看不到,隻能就事論事地說說事情本身。

也有人覺得知識面何必寬,需要時臨時查查就可以了。當然,一個人不可能什麼知識都具備,有些知識隻能邊干邊學,甚至臨時查。但在研究工作中聯想是很重要的,把這件事和那件事聯系起來想,常常可以產生新的認識。如果知識面太窄、視野不寬,就隻能就事論事,連臨時想查的念頭也起不來,或是不知到哪裡查。人們常稱贊一些大師知識淵博,這是很重要的。

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

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是治學的重要環節,這方面有幾點可以說說。

第一,要有問題意識。

有問題意識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關鍵。研究工作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胡適有一句有一定片面性、但也有些道理的話。他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我寫過一篇我們黨在遵義會議前三次“左”傾錯誤的文章。三次“左”傾錯誤是講了無數遍了,但我頭腦裡還是有幾個問題:比如,一般說來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為什麼反了一次“左”第二次出來還是“左”,而且更“左”?第三次還是“左”,又更“左”?這是什麼原因?再如,這三次“左”傾錯誤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腦子裡有了問題,看資料的時候就會努力去找尋答案。雖然回答不一定對,但總會有所收獲。這不僅是個研究方法,也可以說是研究的動力所在。

第二,有了問題怎麼解決?

研究歷史,大家比較認可的叫做“論從史出”。研究歷史要發議論,但一切議論都隻能從看到的史料出發。看史料時,不能光看不想,需要邊看邊想,除了進一步弄清事實的經過,還要尋找所要解決的問題的答案。這樣一面看、一面想,先產生一些零碎的想法,然后再把這些零碎的想法系統化,形成一個意見。這時最忌諱的是把這些初步的想法馬上變為結論,毛病常出在這裡。如果忽然看到一個史料好像引起了與眾不同的想法,以為把這個問題弄明白了,當作自己的獨到見解,隨后隻關心似乎支持這種想法的史料,越想越系統,不注意與這種想法不同的史料,結果往往會有很大片面性。陳雲同志講人為什麼犯錯誤時說,“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看史料也是這樣。你看到了這一點再接著往下看,這個只是作為一個假設放在那裡,還需要繼續驗証,也可能往后越看越認為這個看法站得住﹔或者發現這個看法雖是對的但是還要補充,還有幾個條件是不能忽略的﹔也有看到最后發現不是這樣的,那就毫不可惜地把原來的看法拋棄掉。這是常有的事情。

看史料和思考、分析是同步的。最初看史料大抵都是感性認識。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史學文章的理論性不是靠搬用現成的概念,而是靠反復看許多史料后在腦子中出現的飛躍,有了新的概括、產生新的認識,這才有理論創新。

第三,要充分考慮問題的復雜性。

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見解時,要充分考慮問題的復雜性。事實上,越是重要的問題,越是獨到的見解,越要慎重。你提出一個觀點后,別人可能會提出些什麼問題?所以還是盡可能請別人看看,特別是請熟悉這個問題的人提提意見。別人不提,也可以自己與自己作對手來提反問、挑毛病,看是不是站得住。

第四,正確的理論素養對提高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十分重要。

我們研究歷史當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且要努力做到理論正確地聯系實際,這一點毋庸置疑。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對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成果採取完全排斥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它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對西方資產階級許多理論的基本思想體系我們不能同意,但對於他們一些符合實際的具體研究成果是可以吸收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這個態度。但是,在吸收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時,需要防止一種新的教條主義、新的“以論帶史”。有的研究者引一個西方學者甚至是二流、三流學者的一段話作根據,然后就對中國的問題作出這樣那樣的結論,實際上對中國的具體情況並沒有作認真細致的分析。

講究文字表達

有些人認為文字表達是雕虫小技,所以不在乎。事實上,文字表達非常重要。你寫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文字表達不好,意思雖好,別人往往也看不下去。對這個問題也講幾點。

第一,講究文字表達,最重要的是處處替讀者著想。

胡喬木同志曾經講過,寫文章要考慮幾點。第一“要引人看”。現在一些文章,開頭就是大段已說過無數遍的話,人們自然就不想往下看了,這樣怎麼能夠吸引住人?第二“要使人看得懂”。這話也很有道理。不少人寫文章,一個斷語接著一個斷語,缺少邏輯聯系,也不考慮別人是否看得懂。即便文字很流暢,還要想到別人可能會有哪些地方不明白,要交代清楚。第三“要能說服人、打動人”。說服人是指講道理,打動人是指感情上能打動人。

第二,寫文章要努力做到准確、鮮明、生動。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裡提出的。准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要做到並不容易。鮮明,這個意思大家都清楚,旗幟鮮明,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都清清楚楚。但還要考慮到,一本書裡面,你最中心的是想闡明什麼問題,最精彩的地方是什麼,最希望讀者留下印象的是什麼,這些地方要寫得特別鮮明,別的可以簡略一點。寫文章也是這樣,最重要的地方要鮮明突出、引人注意,使人留下印象,避免重要的內容淹沒在一大堆不重要的話中間而不被注意。對生動的一個重要要求是貼切,不是堆一大堆形容詞。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是非常生動的,他在一篇文章裡曾寫道:“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僅從文字上講,非常生動,我們看過就不會忘,而且很符合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第三,文章的結構。

中國有句老話,叫“鳳頭、豬肚、豹尾”。鳳凰的頭,豬的肚子,豹的尾巴。中國古代的文人常常講這個話,這是對文章通篇布局的設計。“鳳頭”就是一上來就能夠把讀者抓住,讓人想要看下去。“豬肚”是指中間部分要豐滿,但很重要的一條是要有層次,有內在的邏輯性,讓人一口氣看得下去,而不是平鋪直敘或雜亂無章的羅列。“豹尾”指結尾,是很有力的一下子戛然而止就收住。結尾就得干干淨淨,像古人說的“余音裊裊,繞梁三日”,有回味。

第四,文字最好口語化,要干淨。

最好自己先朗誦朗誦,如果結結巴巴,沒法朗誦下去,趕快改。朗誦要有抑揚頓挫,而且要干淨有力,不拖泥帶水。比如,《毛澤東選集》第一篇,一打開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你看了一下子就記住了。文字干淨,讀起來也有一種快感。雖然不是寫詩,最好也能夠朗誦,特別是開頭和結尾。

第五,文章能不能帶感情?

文章帶感情是講一件事時自己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毛澤東同志有一次寫道:“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這話講得多動人!中國古代司馬遷的《史記》,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都是寫得很有感情的。我們寫歷史文章應該有這樣的手法。至於帶感情的話決不能歪曲和改變歷史事實,也不是堆砌一大堆華而不實的形容詞,這道理就不必多說了。

(作者為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9年05月06日 13 版)

(責編:任一林、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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