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處分”莫陷教條主義

村民小組長按村支書要求辦事，在村支書因此事受處分后，上級原本計劃對小組長誡勉談話，然而考慮到處分指標沒完成，最終給了警告處分﹔一個審批事項從科員到科長，再到分管副局長和局長都有呈批簽字，雇員只是把事項錄入系統，不巧審批出了問題，追責時為了湊數，那就把雇員也算上……（11月21日 人民日報）

考核是“指揮棒”，頗有“指哪打哪”的精准性、有效性、務實性。而處分則是“校准儀”，代表著一種行為尺度，有過則改之、無過則加勉。可以說，不論是考核工作成效，還是處分問題干部，都為工作開展、事業推進提供了積極推力。但若將兩者合而為一，盲目地用考核加大處分力度則難免變了味，畢竟考核往往與績效挂鉤，一旦為了完成指標而加大處分力度，很容易與嚴管厚愛的初衷相背離。

處分、問責，就是要幫助黨員干部規范言行舉止、強化紀律作風，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工作更好地開展，讓同志們更規范、更合理、更有效、更積極地增進民生福祉、推動改革發展。但若以考核指標泛化處分、問責數量，則很容易小題大做、上綱上線，讓責任被無限放大、過失被持續發酵。看似處分指標完成了，卻在無形之中讓干部寒了心，陷入人人自危的怪圈，進而導致干事業縮手縮腳、說句話思前想后。的確，誰又希望處分、問責落到自己頭上呢！於是乎，在“做多錯多”面前，寧可不做﹔在“親”“清”關系面前，取“清”去“親”。

就考核“處分”而言，若是關注處分的精准度、處分的高質量，則很有前瞻性和借鑒意義，讓“有權就有責、失責必追究”成為常態，也能營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干事創業氛圍。倘若考核的焦點過多關注在數量指標上，就成了另類的“運動式”推進工作，隻看到問責處分的數量，卻視同志們的艱辛努力與付出而不聞不問。這也反映出少數領導干部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為了完成考核指標，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惜動起了認真工作同志的主意，活脫脫的“挑軟柿子捏”。其實，處分與問責終究只是手段，絕非目的，一旦為其套上考核“枷鎖”，難免會催生有失公允的現象，失去了公平、客觀、合理、科學等屬性的處分與問責，意義何在？

當然，症結在下面，病因卻在上頭。一個地方風氣好不好、績效優不優，絕不是看處分、問責了多少干部，更不能武斷地認為“零處分”“零問責”就是地方的失職，而是應當多聽聽群眾的中肯評價、多看看人民的生活質量、多比比地方的發展成效。考核指標的制定，同樣也是門“守正出新”的大學問，隻有結合實際、因地制宜，才能堅守考核的初衷，不斷為考核的導向校正、糾偏。“嚴是愛，鬆是害，盲目處分有危害！”各級黨組織在處分與問責當前，更需審慎對待、理性為之，既不能為了處分而處分，走上“盲目處分”的教條主義，也不能任性設定考核指標，把處分問責成效簡單“降維”成數量多寡﹔既要充分發揮處分的威懾力，更好服務發展大局，也要全面保護干部擔當作為的主觀能動性，讓實干者得實惠，失誤者能容錯，無過者絕不被處分、問責。

考核“處分”切莫陷入教條主義。隻有免除后顧之憂，營造創新爭先、擔當作為的良好氛圍，廣大干部才能真正放下思想包袱、消除心頭顧慮，心無旁騖謀發展、步履堅定謀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