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理論創新和重大變革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輝煌成就的取得，是全黨全國人民思想解放和共同奮斗的結果，也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變革的結果。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回顧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和具有決定意義的制度變革，以及戰略政策的調整，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取得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新成果，具有重大意義。

一、理論創新

真正的理論創新是從新的實踐和變化了的情況中總結出來的帶有規律性的認識，是前人沒有遇到或沒有解決的理論問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所有理論創新都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裡所說的“道路”，指的是同一發展階段、實現同一歷史任務的不同社會方式﹔而不同的社會方式是一定條件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為社會主義道路，是相對於作為一般發展道路的資本主義道路而言的﹔而作為新型社會主義道路，是相對於傳統社會主義道路而言的，是對傳統社會主義道路的揚棄。理論創新的實質是，把后發展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區別開來。傳統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問題並不單單在於實行計劃經濟，而在於力圖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上直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那樣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出，使我們既不必照搬他國做法，也不必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藍圖對號入座，而是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方向和道路問題具有決定意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上，通過改革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在改革發展進程中總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新成果。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涉及的是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定位問題。傳統社會主義道路的要害是對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定位不准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逐步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按照黨的十三大報告的論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這個階段的任務是，實現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隻有在完成這個“特定階段”的任務以后，才談得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不言而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基於不同前提條件、完成不同歷史任務，包含不同經濟關系的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所有制結構、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經濟形式），也決定了這個階段的政治形式和治國理政方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任何正確的理論思想都不是先驗的，而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現實經濟社會關系的抽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體現了改革開放各個階段的精神成果。現在，構成這一理論體系的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鄧小平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始人，也是第一個階段的主要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新思想從八個方面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理論上的概括，並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同時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理論思想是對以往各階段理論成果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將在這一理論思想指導下，推動和實現新時代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包括經濟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分為五個層次或方面。（1）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2）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根本大法是《憲法》。（4）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5）各項具體制度：建立在各項制度基礎上的具體制度，主要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在上述制度體系中，最重要的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另一方面是具有經濟基礎意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按照馬克思經濟理論，市場經濟是商品生產的普遍化，是一種不同於共同體經濟、自然經濟、簡單商品生產的經濟關系。如果說，一般商品生產有兩個前提條件，即社會分工和產品屬於不同的所有者，生產的直接目的是交換價值，那麼，市場經濟還有另外一個條件，就是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採取雇佣勞動（合同勞動）的形式，勞動者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流動，而生產的直接目的是資本增殖（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是市場經濟，但它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要表達的是，中國現階段是以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方式發展市場經濟﹔但是，社會生產還不是共產主義社會那樣的直接交換勞動的產品生產，而是普遍化的商品生產﹔不是社會統一組織和有計劃的調節，而是市場機制的調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肯定在中國的現階段，隻能是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二是肯定在競爭性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二、制度變革

制度變革是同發展道路、經濟政治體制的系統性轉變相聯系的。改革的本質內涵是變革同現實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經濟關系（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交換方式），以及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這兩個層次的改革都屬於制度變革。

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變革—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的改革是從經濟關系的表層開始的：一方面是對分配關系的調整﹔另一方面是對交換方式的調整。這兩個方面都是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變革的結果和表現。這體現了由易到難、由簡到繁、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過程。交換方式指的是社會勞動及其產品交換的方式。中國的改革是從勞動的直接交換和產品分配轉向商品交換。從資源配置方面看，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轉變是隨著思想的解放和客觀要求分步驟進行的。交換方式的變革還涉及價格制度和流通體制的變革以及市場體系的建設。交換方式變革的實質是承認個人的和集團的所有權。一般商品交換的實質是承認財產（生產資料和產品）所有權規律和價值規律﹔而市場經濟的實質則是，不僅要承認財產所有權規律和價值規律，而且要承認資本所有權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即資本增殖的權利。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變革遠不是“資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那麼簡單，它實際上是承認一切使用價值普遍的互相適應和交易關系。這種交易關系體現的是生產要素、產品、資本所有者的權益。這種交易關系絕不會停留在競爭性領域和純經濟領域。

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變革—由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轉向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有制不是單純的生產資料的法律所有權，而是全部生產關系的總和。生產方式是勞動和勞動的客觀條件相結合的社會方式。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變革就是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經濟關系的變革。這種變革是經濟形式轉變提出的要求。市場經濟必須通過對公有制經濟的改革創造出分散的、產權獨立的市場主體，即經濟所有者主體﹔必須通過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為合同勞動或雇佣勞動創造條件。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革是決定改革性質和方向的，變革的基本方面是糾正過去超階段的錯誤。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應當同兩個方面的要求相適應：一方面，應當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同完成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任務相適應﹔另一方面，應當同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相適應，根據已有的經驗，應當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也就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十五大報告對“公有制為主體”的含義作了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解釋，強調公有資產佔優勢（主要是質的優勢和布局合理），國有經濟發揮控制力作用，鼓勵公有制採取新的實現形式。以上這些還只是就資產的法律所有權來說的。實際上，經濟制度的變革還包含著另外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內部經濟關系的變革，包括企業生產目的、企業制度、用工制度、勞動方式、分配方式、就業制度等方面。變革的實質是，生產要素採取了資本的形式（國家資本、集團資本、私人資本），勞動採取了合同勞動（雇佣勞動）的方式，資本所有權和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分離，資本所有者和經營代理人分離，人格化的資本和勞動分離，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營利（資本增殖）。另一方面是國家和政府管理制度的變革。總的來說是管理范圍縮小，管理方式由直接到間接，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由管企業到管資本。

分配方式和分配關系的變革—由“大體平均、略有差別”的按勞分配轉向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由平均主義“大鍋飯”轉向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允許“一部分先富”，適度拉開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差距。分配方式和分配關系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表現，在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變革中，分配方式和分配關系的變革已經寓於其中了。“大鍋飯”主要不是由貫徹按勞分配打破的，而是由農村家庭經營、產權獨立和商品生產、承認和保護資本所有權、市場競爭打破的。“一部分先富”不僅僅在於勞動能力和經營水平的差別，而且在於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在於具有很大偶然性的市場機遇。隨著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變革，市場競爭中出現優勝劣汰和經濟上的分化不可避免﹔但是貧富差距過大現象絕不單純是由這種合乎規律的變革帶來的，而是同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偏差和失誤造成的漏洞有關，其中，土地和金融資源的非經濟壟斷、房地產和股市中的亂象等，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的調整—由城鄉隔離和固定分工到城鄉開通、農村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由不允許農民進城務工到允許和鼓勵農民工進城，由國民收入分配過度向城市建設、國有經濟、資本積累、政府收入傾斜到城鄉均衡發展。這是一項很大的變革。這裡涉及的不僅僅是“三農”本身的問題，而且涉及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和市場經濟的整體發展。城鄉對立的關系古已有之，在古代和中世紀是根本不能解決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不可能根本解決，但城鄉關系有了實質性的改變。不過，這種改變是由資本原始積累、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對勞動力和原料的需求、資本追求平均利潤的動機推動的。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城鄉關系、工農關系的變革和調整，不應當完全由資本增殖的動力來推動。隨著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實施，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肯定能夠有根本性的改觀。

三、戰略和政策調整

戰略和政策的調整體現的是發展和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的變化。戰略和政策的調整涉及三種情況：一是對過時的戰略和政策進行更新﹔二是對有缺陷的戰略和政策進行修改和完善﹔三是對有明顯缺陷和失誤的戰略和政策進行糾正。

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由“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轉變標志著傳統社會主義時代的結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這個轉變實際上是和發展道路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相適應的。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一心一意聚精會神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戰略的逐步完善—從“三步走”戰略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來了，而真正形成發展戰略則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鄧小平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這就是：80年代達到溫飽水平﹔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本世紀末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十九大提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2022年），是“兩個一百年”（建黨100周年和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因此，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后，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發展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式的轉變—由以速度為中心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由非科學發展轉向科學發展和遵循新發展理念發展。對發展本身內涵的理論認識和可持續發展早已經是一個世界議題。從黨的十二大開始，我國進入加快發展的歷史階段。鄧小平提出20世紀末翻兩番和本世紀中葉以前再翻兩番的目標。當時雖然並非有意忽視經濟效益，但全黨和整個社會的主要著眼點是增長速度和總量目標。多年以來，我國一直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在集約和粗放、效益和速度兩者之間徘徊。十二大以前，黨中央就開始探索經濟發展的“新路子”﹔十三大提出要“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后來又相繼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十六大到十九大，黨中央又陸續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科學發展觀和新發展理念。但傳統的發展觀念有很強大的慣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對發展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式的最新發展。依據這一新的發展理念，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降一去一補”的指導方針，使發展立足於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並開始糾正以往發展和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例如：唯GDP論英雄﹔國民收入分配過度傾斜﹔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把居民住房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和手段﹔在“市場化改革”的名義下推動教育、醫療等公益事業和公共產品的產業化、市場化和資本化﹔忽視和縱容証券市場功能的扭曲，等等。經過努力，情況正在向好的方面轉化。但是，發展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式的轉變仍在進行時，轉變一定會困難重重、反反復復，我們貫徹落實中央的指導方針必須堅定不移。

所有制關系、資源配置方式和國家經濟管理方式的逐步調整—在理論創新的正確導向和制度變革的統一部署下，把所有制關系、經濟形式、國有經濟、政府管理等多方面的改革一步一步向前推進，使改革的質的變化建立在不斷的量的積累的基礎上。主要是：所有制關系由公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為補充到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兩個毫不動搖”，從不允許存在私營經濟到內資、外資充分發展，從不准雇工剝削到資本和雇佣勞動關系普遍化，從公私經濟隔離到公私資本混合發展﹔對外關系從辦特區打開窗口到全方位和更高程度開放，進而進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濟形式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國內封閉的綜合平衡到參與國際市場平衡﹔國有經濟從獨霸天下到抓大放小和發揮控制力﹔國家經濟管理方式由過度集中統一和全面控制到適度放權分權和根本轉變政府職能，從管人管事管資產到重點抓黨建和管資本。

40年的改革崎嶇坎坷，40年的發展震驚世界。我們應當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充分肯定成就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把今后的改革發展之路走得更好，“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一定能夠圓滿實現。

（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