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論衡：“空間”在歷史書寫中的重要意義

自從人類意識產生后，自然空間被對象化。在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中，空間又被資本化、政治化。馬克思很早就曾論述過近代以來空間的構成方式和重要意義。他指出：交換的網絡、原材料和能源的流動，構成了空間，並由空間決定。歷史進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演進，歷史記憶依托某個物理性或哲學性空間而存在，把聯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空間引入歷史書寫之中，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必然要求。

中國傳統的歷史書寫中有極具特色的空間觀念，“天下觀”就是其中之一。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邏輯之下，京師被設定為天下之中，由城牆拱衛，京城之中復有宮城，以居住皇室。京城周邊或曰京兆或曰順天府，再外圍則為“直隸”，南京為首都有南直隸，北京為首都有北直隸。直隸之外為行省。行省之外為藩屬，通過朝貢制度維持聯系。藩屬之外則為蠻荒之地。這種同心圓結構的“空間”，既是地理、物理和有形的，也是哲學、文化、歷史和無形的。但是，中國傳統的這種空間觀念所代表和承載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生產關系，在近代資本主義列強的全球擴張中遭遇了巨大挑戰。在書寫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過程中，把中國這個空間作為世界的一部分，從而把中國歷史視為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已經成為前輩學人的遵循。可以說，正是空間觀念的改變形成了新的歷史書寫。

歷史研究實踐表明，自覺在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中突出“空間”要素，有助於我們深化對歷史的理解。比如，一部世界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強行復制其生產關系的歷史，也就是資本主義在空間維度上排拒其他形式生產關系、進而改寫其他空間政治建構和文化的歷史。所謂“地理大發現”，其本質是歐洲列強在完全陌生的空間中強行復制其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乃至國家結構的過程，其結果不僅僅是當地土著和維京人早已“發現”美洲的歷史被改寫，整個人類近代史的敘述結構和價值取向都被改變。再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多冠以兩三省甚至四省之名，如“陝甘寧”“湘鄂贛”“晉冀魯豫”等。過去我們多從兩不管、三不管，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等角度加以分析，卻未能深究這些特殊空間裡特殊的歷史、經濟、社會和文化，不僅造成學術分析的簡單化，而且不能透視在這些空間中生產關系和政治權力結構的特性。再進一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參戰國基本依賴工業區和工業生產能力，而中國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落后的大后方支撐全面抗戰。落后的大后方經歷了怎樣的改造，生產了什麼樣的產品，以至於能支撐如此長久的全面抗戰？從“空間”要素入手，顯然可以深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

對“空間”的關注也有利於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而使古老的史學煥發新的生機。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把“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作為一個“世界”，其實正是將其作為彰顯長時段綜合性史學理念的特殊“空間”。這個“世界”裡紛繁復雜的各種經濟社會現象，無不與特定空間結合。又如，日本軍國主義曾經侵佔了整個東亞和西太平洋的遼闊地域。近年來，有學者從通信的角度討論日本當時的管制結構，從而發現了一個由電纜、無線電、電報、電話等構建起來的巨大技術“空間”，揭示了這一技術“空間”的影響。

當前，在歷史書寫中，空間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從物理意義上說，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必定發生在特定空間之中﹔從哲學意義上說，歷史又必定是政治性或意識形態性的。對歷史書寫而言，空間是主客觀的統一和結合。空間制約歷史書寫的范圍、內容和主題，但書寫者絕不只是被動的，空間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想象、界定、形塑。洞悉空間在歷史書寫中的角色和作用，在歷史書寫中體現空間這個要素的深刻含義，是深化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8年09月03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