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手筆：聽法家如是說

我國歷史上究竟有沒有法治思想，有沒有法治傳統？今天我們回望歷史，研究中國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會想到這個問題。如果按照我們現代人對法治的理解，我國古代立法、司法實踐算不算法治文明，與我們當代的法治實踐有何關系，能否為全面依法治國提供有益借鑒？對此，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認為，法治是舶來的概念，我國歷史上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治。雖然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法家思想家，他們的學說理論對社會發展、國家統一產生過巨大推動作用，但不少人還是認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隻有刑法之治。

這樣的看法有其道理，不過也有過於簡單之嫌。我們可以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認真聽聽法家的話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等等，這些都是法家對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達。在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佔據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法家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著稱，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論與方法，為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提供了理論根據。法家的“法治”思想產生於我國古代發生社會巨變的歷史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響下，各諸侯國相繼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變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試圖改變之前以血緣和宗法關系為根基的社會結構，並著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國家之間盡可能建立起某種權利義務關系，並以此為聯結、以地緣范圍為依據建立起國家。國家不再是諸侯貴族的血緣聯合，法律使得國家的統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礎。

法家的法是國家制定的成文法。這有別於以往古老社會的習慣或者不公開、不外傳、隻在統治者內部代代相承的治國典則。這種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寫成的，寫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規則的形式明確告訴大家哪些行為是違法犯罪，這些行為會產生什麼樣的法律結果。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眾對自己的行為有所預期，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也約束官吏，使其不能輕易違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則統治者就會喪失威信。在法家看來，法律如果沒有信譽就無法得到執行。“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才能更好發揮法作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種治國理論，強調國家治亂興衰的關鍵不在於君主是否仁德，而在於法律制度。可以說，將法律視為一種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工具，將“法治”視為一種治國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論的實質內涵。

法家的這些主張在后來的實踐中可能效果不一。后代學者常常把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歸咎於法家。其實，法家的思想主張和國家政策的制定實施不能簡單畫等號。一個泱泱大國的興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地說，秦之興也，非獨法家之功﹔秦之亡也，亦非獨法家之過。不可否認的是，在我國傳統社會中，指導龐大國家官僚機器運轉的不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導下，古代中國自始至終堅持了成文法法律體系。這種法律體系歷經秦律、漢律、唐律及至明清律例，成為中華法系的基石，幫助國家維護長治久安。在古代那樣一個生產水平和技術條件下，中國能夠有效治理非常廣袤的地域，成為人口眾多的超大型國家，國家的權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夠觸及社會基層，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統功不可沒。比較法家產生同時期的其他人類文明，他們的國家形態許多還是城邦、城邦聯盟、貴族聯合等，不能不說法家的“法治”思想在那個年代展現出獨有的智慧。

不過，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們今天來看，仍然屬於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過來為我們所用。今天我們借鑒傳統法律文化，必須加以改造，使其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同時也要看到，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系統工程，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閉門造車，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學借鑒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從而更好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作者為山東大學人文社科一級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8年08月27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