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學中源”何以反了自身？

“西學中源”，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異常特殊的文化現象。明末清初，面對異質的西方文化特別是其科學——歷算等的強力沖擊，出現了一種扭曲的文化心理反抗。本是單純的中西之爭，又逢明清嬗代而切入的“華夷之辨”，使“西學中源”承載了太多的文化心理訴求。后經康熙的欽定、梅文鼎的“論証”，終成有清一代官學正統。

如果將“西學中源”說比作一枚硬幣的正面，那麼，關於這一面的檢視無疑是反復而深刻的。梁啟超認為其不脫自大之習，楊振寧更直斥其“自我蒙騙”以至阻礙了中國科技向西方的學習。然而，關於這枚硬幣的反面，即反“西學中源”說，卻未有人睹其真容。那麼，問題來了：歷史上真存在這個隻顯正面而沒有反面的“硬幣”嗎？如果不是“單面幣”，那麼，從反面映照出的“影像”一定是正面的反向互補甚至非此即彼嗎？或者說，有別於“西學中源”的自大和自欺，“西學中源”的反對者必然是自我清醒進而對西學有著客觀、公允的認知嗎？

幸運的是，我們找到了一個反向的理想Role Model（角色模型）。

一、 “西學中源”：成型與“証據”

作為清代盛行的主流思想和觀點，“西學中源說”的源頭可追溯至第一次西學東漸期間。明末熊明遇《格致草》自序：“上古之時，六符不失其官，重黎氏敘天地而別其分主。其后三苗復九黎之亂德，重黎子孫竄乎西域，故今天官之學，裔土有耑門。”這是最早版本的“西學中源說”。熊明遇認為西方天文學的源頭是中國的夏商兩代，其“結論”是從《國語•楚語》附會而來。不過據研究，明末的李贄和徐光啟也早就提出過類似的說法。

甲申之變，明清嬗代，中西對立之外，又多了“華夷之辨”，於是在方以智、王錫闡、黃宗羲、王夫之諸遺民眼中，“西學中源”是他們懷念故國、重振自信最好的文化心理寄托。有學者認為黃宗羲“珠失深淵，罔象得之”是最早的“西學中源”提法，但經筆者研究，黃宗羲是在其《敘陳言揚〈句股述〉》中提出此論的，已是1679年前后他在浙西海寧講學之時，較諸熊明遇、方以智、王錫闡等人要晚不少。

基於對西方歷算之學的理解，但更多是為了安撫、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滿清入主中原的二代少主康熙也提出“西學中源說”：“古人歷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作為對康熙的應和，“清代歷算第一人”梅文鼎對“西學中源說”進行了系統“論証”：

“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夸翟。蓋避亂逃咎，不憚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長征者矣。……然遠國之能言歷術者多在西域，則亦有故。……獨和仲宅西，曰昩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名。其地既無大海之阻，又自東而西，氣候略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當是時，唐虞之聲教四訖，和仲既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亦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

梅文鼎不愧是“清代歷算第一人”。經他定稿的“西學中源”說，不僅有西傳的時間和途徑，而且是西人得到中國先賢的“指授”，“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獨自發展起來的。除此之外，梅文鼎還給出了其他三大“証據”：其一，西法與《周髀》同。其寒溫五帶說與“七衡六間圖”吻合，其地圓之理也與《周髀》一致﹔其二，利瑪竇所傳《渾蓋通憲》即中國古之蓋天說﹔其三，西方的三角八線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這樣，“西學中源”說似乎有了某種可信度，加之后來他的孫子梅瑴成和戴震、阮元等人的發揮，一時甚囂塵上。

二、 安清翹對“西學中源說”的質疑

針對梅文鼎力証“西學中源”的四大“証據”，戴震之后、阮元之前的山西學者安清翹（1751∼1829）出而質疑道：首先，以《堯典》“宅西”作為中法流傳西土之征是很牽強的﹔其次，以原理相同就說西法出於《周髀》，這是不能服人的﹔再次，利瑪竇《渾蓋通憲》是以平測渾。其之所以用渾（天）蓋（天）之名，只是便於中國人理解，並非西方古有此名﹔最后，中國古代的句股術是用圓內弦矢之法，而西方的三角八線則又在圓外加割切二線，且立表以便用。如此，一定要說三角八線為中國古之所有，也是很難服眾的。梅文鼎對“西學中源”的“論証”本就牽強，這就使得安清翹的辯駁顯得很有分量。

這還沒完！接著，安清翹火力全開，乘勢掩殺：退一步說，即便“西學中源”，由中國上古傳入西土的歷算之學也是粗疏的，之后中西各自經歷了數千年的獨立發展，如此再說“西學中源”還有意義嗎？再者，即便“西學中源”，那何以最重要的正朔、置閏沒有傳入西方，相反不那麼重要的內容卻傳入了呢？“豈其細者流傳而大者反不流傳耶？”殺傷力很大！特別是，西法本同回回。回回法傳入中國已久，未見有言“回法中源”。何以西法傳入，方有“西學中源”之說，豈非因“西法之密”而害上的“紅眼病”嘛！

在當時的語境下，特別是針對康熙的欽定說法，安清翹對“西學中源”說的責難非但是深刻、有力的，更是大膽、駭俗的。

三、正反兩方文化心理、影響的比較

關於“西學中源”的文化心理，作為反面批判者的安清翹看得分明：“蓋其故，因西法之密，中土無以加，由是求其原於上古。以為西法之密者，皆吾中土上古之所有也！”可謂一語中的。“西學中源”深層的文化心理，正是在於預設了西學優於中學的前提。甚至對“西學中源”不感冒者，如黃宗羲之子黃百家也對西學的優點贊嘆不已：“郭氏之弧矢割圓，創術奇矣。顧欲得一算，展轉推求，歷久始得，甚繁難也。平心論之，實不如西術之三角八線，又簡捷又精密。”“西人制器，無器不精。水使鋸紡，鐘能自鳴。重學一縷，可引千鈞。種種制作，不勝具論。”

那麼，作為“西學中源”說反面的深層文化心理又是怎樣的呢？在題為“象數以中法為主”一文中，顧名思義，可看出安清翹強烈的傾向性：

“明季當數學廢弛之際，西洋乘其虛而入。爾時守古法者拘於成見，不能變通以兼收西法之長﹔而講西法者又為西人所惑，每執新說以詆諆古人。水火交爭，聚訟不休，良可嘆也！其時知數者首屬徐文定，然文定亦幾為西人所惑矣。所謂‘镕西方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者，亦徒有其說耳。”

原來，安清翹不能容忍的是對中學的詆毀！他認為，徐光啟“會通超勝”理想未能實現的根本，在於“幾為西人所惑”從而貶損甚至拋棄了古法。所以，要真正地“會通超勝”，非但不能忽視中學，甚至還要以中學為主：“若當時以古法為主，而兼取其捷算，斯亦‘镕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矣！”

安清翹對“西學中源”的批判，實為不滿其自卑情結所激。於是，致力於弘揚中學傳統，不僅是安清翹反對“西學中源”的使命和動力，也化為他“中法為主，參以西法”歷算研究的方法論准則。

安清翹列舉了諸如正朔、歲差、兩天樞星、北極四游等中西相反的實例，說明中西雖各有所長，但西法不如中法之處也很明顯，特別是黃道有極、黃道子午、最卑行度、地半徑差、五星緯度五大方面。由此，安清翹得出“結論”：“西法異於中法者既不若中法之善，而西法之善者又不出中法之外。”“凡西法總不出古法之外也。”既然西法並不比中法強，更不出中法之外，這樣再提“西學中源”還有意義嗎？

在具體的歷算實踐中，安清翹回歸傳統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當屬獨立於牛頓之外得出了歲差的成因。對於歲差這一中西天文學都至關重要的概念，明清的天文學家如梅文鼎、黃百家甚至王貞儀等都接受了西方傳入的“恆星東移”說，從而拋棄了中國傳統“天自為天，歲自為歲”之說。安清翹對此深感不滿，另辟蹊徑，通過對梅文鼎所謂“恆星東移”三大“論據”的逐一批駁，否定了西方天文學黃極（黃道）不動之說，拋棄了梅文鼎關於西方傳入的歲差“恆星東移”說，將范式擰回中國傳統，並受到生活中船夫劃船時槳除了沿圓錐面劃水的“公轉”之外槳本身也在“自轉”（因槳的“自轉”被劃水的“公轉”帶動，故“自轉”較之“公轉”稍慢）的啟發，得出歲差是黃極繞北極的緩慢東移。安清翹以中學范式取代西學，對當時中國的天文學而言是一場顛覆性的革命。安清翹力圖以此為示范：既然像歲差這樣關鍵的歷算概念裡都可以無所謂西學的要素，完全能在中學范式下自我圓融，那還有必要再提“西學中源”嗎？

四、歷史啟示：革命者何以走向保守

歷史奇特而微渺，往往驚人的相似。恩格斯在評述近代科學革命的歷程時指出，這一時期以哥白尼向教會神學下挑戰書為開端，又以牛頓神的“第一推動”將自然科學送回到神學的懷抱終結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同樣，“西學中源”的反對者安清翹也沒有逃過歷史的宿命。

關於“西學中源說”，楊振寧的評論最為尖銳：“以后整個清朝有些大學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繼續發揮‘西學中源’說。由於他們的影響，使中國的學者在清朝三百年間沒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我認為，清朝的‘西學中源’說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甚至，“‘西學中源說’就是蒙騙自己，而這一蒙騙就是兩百多年！”相較於楊振寧的激烈觀點，我們認為，梁啟超的評價要允當客觀一些：“其言雖不脫自大之習，然喚起國人之自覺心亦不少。王（錫闡）、梅（文鼎）所企之‘會通以求超勝’，其動機半亦由此。”而且，“禮失求諸野”的“西學中源說”，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中西文化間的對立，一方面有益於中國文化的傳承，另一方面促進了西學的中國化。

那麼，“西學中源”的解構者安清翹的文化影響又如何呢？

因對傳統的堅守而不滿“西學中源”對中學的自輕，成為安清翹批判“西學中源”說的前提和動力。而這也反過來決定了作為“西學中源”反對者的安清翹的思想進路、方法取向和學術旨歸。相較“西學中源”說，安清翹對“西學中源”的批判，非但不是自我清醒進而對西學客觀、公允的認知，相反卻更趨保守、頑固，更加自大以至自我蒙騙，因為他連西學的優越性也否定了。這相形更是一種倒退！甚至為了“証明”中學的優越和原創，安清翹還自我墜入“西學中源”的泥潭竟不自知！安清翹認為，西方地圓甚至地動說與我國古代“地有四游”說暗合、西方四季成因解釋即《漢書》“日去極遠近”之舊說、《考靈曜》即有太陽不動之說甚至“蓋亦《周髀》之遺”、“七政高卑之說自古有之”以及沈括《夢溪筆談》略言盈縮、遲疾、順逆之因與西法高卑同理等等。

何以“西學中源”的反對者，較之倡導者更加保守、自大和激進，甚至最后又以某種形式回歸“西學中源”？換言之，“西學中源”這枚硬幣的兩面何以能從對立走向歸一？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第一，正反兩方的出發點本質上並無二致。盡管立論不同，但目標都是力圖証明中學傳統的原創和優越，並以此激勵國人“會通超勝”的自信。第二，在當時中學實質上整體劣於西學的史境下，無論是哪一方都難逃文化心理上“蒙騙自己”的宿命。第三，作為隻在故紙堆裡打轉轉、打嘴仗的乾嘉學者，無論是戴震、阮元，還是安清翹，閉門造車，自我陶醉，對中西學的優劣不能知己知彼，“會通超勝”最終隻能淪為漂亮而空洞的口號！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

注：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安清翹科學思想脈絡與源流研究》（項目編號：14BZX031)的資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