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幸福中國，心理學如何作為？對話彭凱平教授

幸福是人類永恆的追求。但如果要追問，究竟什麼是幸福，很多人可能都答不上來。有人言，過去二百年，人類的物質財富快速增長，但人類的幸福感卻有所流失，這是為什麼？在新時代實現中國夢的路上，心理學應當起什麼作用？如何打造更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積極心理學？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心理學系主任彭凱平教授，讓我們一起聆聽他對心理學的洞見。

彭凱平教授，現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兼任清華大學-伯克利心理學高級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社科學院職業教育與精准扶貧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清華大學幸福科技實驗室（H+Lab）聯合主席。國際積極心理聯合會（IPPA）以及國際積極教育聯盟（lPEN）中國理事，並擔任中國國際積極心理學大會執行主席（2009年至今）。

一

思享者：對幸福二字，人們總是充滿期待。習近平同志的“幸福十談”包括人民的幸福、生活的幸福、團結的幸福、和平的幸福、藍天的幸福、平安的幸福等。在您看來，幸福到底是什麼？

彭凱平：

幸福是人類的永恆追求。積極心理學從科學的角度將幸福定義為“有意義的愉悅體驗”。這個定義給出了幸福三要素：體驗、愉悅、有意義。幸福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我們能切實感受和體會到的心理活動。並且，幸福是一種正面的愉悅心理體驗。它有積極的外在表現，也有神經生理的基礎，是人能夠辨識出正面價值的體驗。

二

 思享者：提升幸福感、讓幸福感爆棚，是所有國家、社會、個人的共同目標，但是也有人言，人類的幸福感在過去的二百年有所流失，您怎麼看？

 彭凱平：

 這裡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在以往的鄉村社會中，人們基於血緣和地緣生活在一起，相互關心、相互照顧，社會關系比較簡單融洽。而到了現代工業社會，農村在不斷城鎮化，人口的流動性增強，人們常常感到漂泊、孤獨、缺少溫暖。其次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上世紀佔據主流。“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被過度解讀，用來強調人際、國際間的博弈甚至斗爭意識。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了人類沉痛的教訓，也促使人們反思戰爭的成因和后果，反思積極人性的喪失，積極心理學由是興起。

三

思享者：如何才能提升積極情緒、增強幸福感？

彭凱平：

從個體層面來看，我們無法保証自己每時每刻都充滿“正能量”。暫時經歷失落、悲傷、憤怒等消極情緒的時候，我們要學會控制，也要學會自主引發積極情緒，提升幸福感。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因仗義執言得罪漢武帝，被判處宮刑，因為想到要完成父親的未竟之志，他在獄裡撰寫了千古名著《史記》。《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作者是歌德，他在失戀時創作了此書，為后世開創了一個壯麗的新境界。

積極情緒的提升方法有很多，需要我們自己去探索和發現。中國人講知行合一，所以知道積極心理學后還要去做。我經常講“五施”，即顏施、心施、眼施、身施和言施。“顏施”就是通過面容表達正向情感。一個簡單的微笑，既愉悅自我又感染他人。心理學研究表明，喜歡發自內心微笑的人在事業和人際關系上都有更好的表現。所謂“心施”，就是用心去感受。生活是一場修行，沿途有功名利祿，也有湖光山色。很多人可以一心為了欲念汲汲奔走，卻並非每個人都能有心賞雲嵐、聽鳥鳴、聞花香。用心，才能夠沉浸而忘我，才能練就善於發現善良、美好的“慧眼”。這就說到了“眼施”。你有多久沒有注意過上班路上的景和人了，有多少次沒有留意過愛人換上的新裝以及孩子臉上的興奮？別再老想著自己的工作任務，將生活中的變化和美拒之門外了。再就是“身施”。幸福來自於行動。跑半個小時的步，去戶外游玩，都能讓大腦分泌出積極的化學激素，讓你感到開心。行善也是一種行動，它會讓你體會到偉大的意義感。最后，幸福不僅是“做”出來的，也是“說”出來的，這就是我們說的“言施”。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能力，我們通過語言理解概念內容，體驗其中包含的情感態度，在溝通中傳遞信息和情緒。對於“幸福”來說，“言”與“行”是並重的。

從國家層面來說，要提升國民的幸福感，要重視美育，培養人們的感性、悟性、靈性和德性，積極發現和品味身邊的美好。此外，要將國民幸福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幸福經濟學主張在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后，過多的金錢不能帶來更多的幸福，除非這些錢能用於豐富我們的體驗或增進與他人的聯系。因此，國家可以大力發展旅游、文化、養老等幸福產業。最后就是發展科技，讓科技成為謀求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

四

思享者：事實上，以往的心理學派很多從負面立論，積極心理學具體內容有哪些？與其他心理學流派有什麼區別？

彭凱平：

以往的心理學派很多從負面立論是有歷史原因的，比如對心理學影響巨大的弗洛伊德本身是一個精神病學家，他的理論基於對病人的觀察。此后興起的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和機能主義心理學都將人像機器一樣對待，對人性的認識也是比較消極的。直到上世紀50年代，以馬斯洛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才倡導，心理學要更多地關注正常人、積極的人，而不是總盯著有著心理和行為問題的人。積極心理學在此背景下產生，它研究的是哪些心理因素會讓人們活得開心健康。

積極心理學和傳統心理學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假設不同。消極心理學假設人都容易得心理疾病，心理正常反而是意外﹔而積極心理學認為大多數人都沒有心理問題，情緒的波動是正常的，暫時的負面情緒是可以調整的。第二，研究的主題不同。消極心理學研究自殺、抑郁、焦慮等，而積極心理學研究幸福、道德、感恩等。第三個，也是最根本的不同是積極心理學強調積極天性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進化優勢。動物沒有人的復雜情感和道德，沒有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而消極心理學強調人和動物沒什麼區別。

五

思享者：中國積極心理學如何才能更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如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

彭凱平：

中國積極心理學發展要走自己的“四化”道路，就是世俗化、中國化、現代化、科技化。我們現在的積極心理學還是太抽象，對普通大眾來說很陌生、很深奧。要想真正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我們的學問還得世俗化，真正做到“接地氣”。具體來說，在理論表達上要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對接，使之易於被理解和接受，而不是故作高深地使用一些生僻的翻譯，生怕別人覺得自己沒有學問。另外，在將理論應用於實踐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借助一些現代化手段特別是科技手段，切實增加人民的幸福體驗。這就是“現代化”和“科技化”。

對於積極心理學的中國化，我們做了這樣的嘗試，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學和積極心理學結合起來。它們有很多類似和相通之處：心學強調“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積極心理學強調人性本善﹔心學強調人類的“良知”，積極心理學強調人類的進化優勢是我們的積極天性﹔心學強調“知行合一”，積極心理學理論認為，知識、概念和文化可以反映在身體行動上﹔心學強調“至善”，積極心理學提出人有“天然道德”。

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學和積極心理學有三種關系，即相互之間的借鑒、交融、共創。積極心理學可以從心學中獲得理論上的啟發，心學可以從積極心理學中找到生理和心理上的証明。 所以，我們要好好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智慧，籍以推動積極心理學的創新性發展。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思享者工作室肖偉光出品，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逯芝璇對此文有貢獻，謹致謝忱 ）

（2017年12月29日視頻採訪 文章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