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偉光：書院制度適於傳承中華文化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書院自有其特有之精神，一旦喪失自由講學之精神而淪落為功名利祿之學，則書院名存實亡，反而會戕賊人才。對此，南宋大儒朱子早就有過明示：

先生至岳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

書院教育是超越於科舉應試的，但正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才來執行、來光大。這一點，1949年由國史大家錢穆先生在香港創立的新亞書院的《學規》中有鮮明展示：

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我們的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傳授各門課程的。

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

宋代書院的設立，正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沒有連續性是其缺點，而以人物為中心、有大賢之人則有高品質書院，不會因為被體制化而僵硬，民間社會的活力成為推動社會革新與進步的主動力，這是其優點。現代大學隻看得到課程而看不到課程背后的師長，學生頭腦也被死的學分糾纏得支離破碎，師長的品格成了不受重視的私德，人被學術異化，這是大學的流弊。

與朱子並成為“東南三賢”的大儒張栻在《岳麓書院記》中指出，“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這正是書院真精神所在。“唐宋以來一千年的高等教育制度是書院，其主要功用是研究學問和造就人才”，這是前賢往哲篳路藍縷探索出來的、與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相適應的教育體制。有著千余年歷史的中國書院，在開創儒家學派、挺立民族脊梁、凝聚民族精神、涵養民族元氣以及傳承中華文明等方面，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

時至今日，振興書院精神、借鑒書院制度更是刻不容緩，對此，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陳衛平教授研究指出：

實踐証明，借鑒書院制度對於傳授傳統文化、培養傳統文化的研究人才有著特別明顯的效果。何以會如此呢？簡單地說，是由於書院的體制有著與傳授傳統文化、培養傳統文化研究人才相適應的三個“打成一片”：把現代學校中分科的知識打成一片﹔把為學與為人打成一片﹔把教師與學生打成一片。（《“國學熱”與當代學校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

三個“打成一片”的論斷頗為中肯。“把教師與學生打成一片”就是師生親密的“從游”關系，“把為學與為人打成一片”則正是儒家仁智合一、知行合一的偉大傳統。對此，樓宇烈先生有精准的概括：

中國傳統書院的根本精神，我以為就是教之以“為人之道，為學之方”，這是教育的根本理念和宗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教育是非常重視的。《禮記•學記》中明確指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育為立國之本，“立國之本”的根本之處並不是簡單地教授知識，而是教之以“為人之道”和“為學之方”。

方者，術也，“道”為本，“術”為用，《中庸》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如何讓書院精神“活起來”？樓宇烈先生作為七寶閣書院名譽院長，給書院題過四句話，將“為人之道”和“為學之方”做了精煉的概括：

教之以愛，育之以禮，啟之以智，導之以行。

在接受時任《小學語文•國學》編輯部主任張素聞女史的採訪時，樓宇烈先生對這16個字做了闡釋：

培養孩子關愛自己、關愛他人的能力，有些孩子不知道自愛。作為家長，首先要給孩子愛，又要讓孩子懂得愛人，開發他的情商，而不僅是開發他的智商。隻有懂得愛人的孩子，才會為了他人而努力學習，學習的動力來源於他對世人的熱愛，對家人的熱愛，要把關愛他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養成良好的行為規范。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就講到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這些都是行為規范，養成良好的行為規范，懂得什麼樣的場合該如何言行舉止。

開拓孩子們廣泛的興趣，包括求知欲，這個興趣即便隻有五分鐘熱度，也沒關系，重要的是培養一種廣闊的興趣，廣闊的探索精神。

鍛煉孩子的動手實踐能力，多讓孩子們動手，包括疊紙、雕刻、女孩子學學插花，都很好。

“為人”與“為學”並行不悖，且以“為人”為統領，這16個字不僅對蒙學有指導意義，對大學教育一樣有指導意義。《新亞學規》也指出：“你須先求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先成人，再成家，這正是“把為學與為人打成一片”的體現。

集天地正氣，砥礪涵養尊德性

讀古今文章，切磋琢磨道問學

這是樓宇烈先生為敬德書院至聖堂題寫的楹聯，“為人之道”與“為學之方”二者皆涵容於其中。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為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記者。清華大學學生教育扶貧公益協會校友導師，貴州師范大學知行國學社學術導師。）

（此文刊載於《博覽群書》2015年第8期封面，文章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