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黨制度是一個偉大政治創造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3月4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對於我國基本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最新論述深化了我們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和理解，增強了我們的“四個自信”。

一、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關於政黨及其活動規范的總稱，其內涵包括一個國家的各個政黨在政治生活中所處的法律地位，政黨同國家權力的關系，政黨對政治生活的影響，政黨自身的運轉方式和模式，政黨在行使國家政權、參與國家政權或干預政治的活動方式、方法、規則和程序，還包括各個政黨在掌握國家政治權力時逐漸形成的一 種權力、地位劃分的類型和模式。政黨制度是以政治制度為基礎的，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環境或條件下產生的，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狹義上講，政治制度就是關於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和管理形式及有關國家政治活動體制、機制的一整套規范體系。它主要包括國體、政體、國家結構形式、政黨與政黨制度、選舉制度和決策過程等政治行為規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等。因為政黨是國家政治行為的主體，在國家政治活動和政治運作中處於中心地位，因此政黨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中的關鍵成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構成的一個完整的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 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 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還有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等具體制度。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制度體系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政黨制度，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過：“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過去和現在一直生長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未來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扎根於中國的社會土壤。”（《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286—287 頁）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重要組成部 分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中國獨特的國情條件下、 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植根於中國歷史文化，產生於近代以后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斗爭，發展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光輝實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 習近平總書記用了“三個新”來描述這一新 型政黨制度的特點，“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庄、惡性競爭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於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 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這“三個新”實際上也充分彰顯了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二、建立新型政黨制度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在歷史上是先有政黨然后才有政黨制度。政黨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近代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是在歐洲和北美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產生的。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前后產生了“輝格黨”和“托利黨”兩黨，到1830年代以后逐漸演變成為自由黨和保守黨，1920年代自由黨內部分裂，后來英國工黨取代了自由黨的地位。1770年代美國獨立后在美國議會中出現了聯邦黨和反聯邦黨兩大政治派別，到1860年代演變成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資產階級政黨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取得國家統治權和建立資本主義議會制度的條件下產生的。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個時代，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振興，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尋找著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模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905年領導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同盟會，1912年同盟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辛亥革命后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中國出現了兩三百個政黨，中國嘗試過君主立憲制、帝制復辟、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形式，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紛紛登場，各種名目的改良主義、舊式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種方案，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同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和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終於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億萬中國人民從此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解放戰爭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軍取得節節勝利，中國革命已達到一個歷史的轉折點，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4月27日，毛澤東給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去信，讓他明確告訴北平的民主人士，我黨准備邀請他們來解放區召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會議，討論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討論關於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會議的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4月30日，毛澤東在河北平山縣城南庄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毛澤東在審閱這二十三條口號時，將第五條改寫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83—284頁）“五一”口號的提出，揭開了籌建新中國的序幕。

為了促進召開新政協主張的實現，毛澤東於5月1日又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負責人沈鈞儒，征求他們的意見。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0頁）今年是“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要弘揚優良傳統，紀念這一重要的歷史節點。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代表全國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標志著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標志著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完全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政黨制度的設計和發展，和國家的政治制度一樣，都必須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應該不忘多黨合作建立之初心，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把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

三、新型政黨制度的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新型政黨制度的本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講話強調：“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多黨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就是這種民主最基本的體現。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中國人民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中共同創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証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實行人民民主，保証人民當家作主，要求我們在治國理政時在人民內部各方面進行廣泛商量。“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第292—293頁）堅持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人民隻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隻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所以說，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豐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多黨合作舞台極為廣闊，要用好政黨協商這個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通過協商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完善政黨協商制度決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誠協商、務實協商，道實情、建良言，參政參到要點上，議政議到關鍵處，努力在會協商、善議政上取得實效。”（《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要求，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牢牢把握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

四、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

新型政黨制度的作用和功能不僅僅體現在國內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運作中，也體現在國際上政黨合作和國際交往中。新型政黨關系是新型政黨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12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說，“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當前，世界格局在變，發展格局在變，各個政黨都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把握人類進步大勢、順應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發展同國家、民族、人類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日第2版）

我們要探索在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搭建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國際政黨交流合作網絡，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倡議，世界各國政黨同我們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世界各國政黨同我們一道，為世界創造更多合作機會，努力推動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繁榮﹔將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機制化，使之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政治對話平台﹔面向未來，中國共產黨願同世界各國政黨加強往來，分享治黨治國經驗，開展文明交流對話，增進彼此戰略信任，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樹立世界眼光，積極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並結合中國實際加以運用。建立新型政黨制度時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根本。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我們應該秉持兼容並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隻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286頁）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我們的制度有欠缺，要把外國的制度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我們的制度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在這次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習總書記提出的不“輸入”也不“輸出”模式的理論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各國政黨交往提供了新的指導方針，為世界政黨關系理論作出了新貢獻，為政黨政治學理論作出了新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型政黨制度的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論述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政黨制度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理論體系和文化的認識深化和實踐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成果。我們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這一理論，在國內政黨活動和處理世界政黨關系的實踐中貫徹落實這一理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政黨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現代化。【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會委員（副部長級）、教授。】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