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源起、困境及出路

習主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構成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庄嚴宣示“中國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鄭重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有機構成，習主席有關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思想，對國際社會推動網絡空間全球治理提供了嶄新中國視角，必將對網絡空間全球治理格局與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一、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源起

構建“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政府迄今為解決高度復雜的全球或區域性安全發展問題，提出的最有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中國方案”，既反映了中國對外部世界發展變化的深刻把握，也體現了中國對自身建設發展的深刻認識，是客觀世界實踐探索和主觀世界思想解放融合創新的全球治理公共產品。

（一）理論淵源——網絡空間是拓寬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范疇

近年來，習主席以深遠歷史眼光、宏闊全球視野和馬克思主義國際觀，多次在重大場合闡述了“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命運共同體”“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等重要“共同體”思想。從本質上看，不同的“共同體”概念及其核心內涵，都根源於“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中心命題。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生發諸多“共同體”概念的理論之樹，追根溯源是對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與時俱進的創新與發展，是馬克思關於“自由人的聯合體”理論范疇在網絡空間的現實表達，與馬克思所追求的人類社會的“真正的共同體”具有高度理論契合。這些重大理論觀點在網絡空間的創新實踐和生動展開，清晰勾畫了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淵源和演繹路徑。實際上，在網絡信息高度發達的后全球化時代，人類早已是一個高度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安全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不僅身處其中的國家行為體，需要在國際政治領域就解決雙方或多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問題，積極構建形成不同規模、性質和類型的國家間“共同體”﹔即使是每個個體，也需要在社會學層面，圍繞共同的生存生產生活環境和條件，不斷形成人與人之間紛繁多樣的“共同體”。而網絡空間正是最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特征的新型空間，是最能體現“大到國家、小到個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核心意涵的現實空間，也是最具新型“共同體”發展潛力和廣闊前景的戰略空間。

（二）現實吁求——網絡空間是優先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新疆域

網絡安全問題已突破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國家與地域的邊界，成為全球性問題。網絡空間全球治理是世界各國面臨的時代大考，而治理體系變革則是各國政府關注的優先問題。由於國際社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狀態，各種對話溝通和協調機制相對健全完善，加之網絡空間安全發展問題新近浮現，彼此對話平台多、溝通機制活、歷史積怨淺，特別是絕大多數國家有關網絡空間治理的戰略、政策、法規正在制定修訂當中，這些都為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擺脫傳統全球治理問題政策法規束縛提供了可能。對此，2015年12月，習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明確提出“網絡空間是人類共同的活動空間，網絡空間前途命運應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各國應該加強溝通、擴大共識、深化合作，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運用於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有益嘗試。2016年12月，中國政府在發布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中指出，中國將“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國際網絡空間對話合作，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通過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的網絡空間”。2017年1月，習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召開的“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上，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特別提到：“要秉持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原則，把互聯網等領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競技場。”這些重要觀點為優先破解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難題，進而引領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思想借鑒。

（三）未來趨勢——網絡空間是當今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必由之路

和平與發展之於人類，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長期以來，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重大戰略判斷從未動搖，並始終用以指導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既爭取於我有利的外部環境，也努力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同樣，在網絡空間成為各國爭相搶奪的戰略高地后，中國依然將網絡空間“和平”列為首位目標，積極倡導和促進網絡空間和平與穩定，將信息技術濫用、網絡空間軍備競賽、網絡空間沖突列為重點防范和遏制任務，希望通過維護網絡空間穩定和促進各國和平利用，使人類在網絡空間的活動在更大范圍、更深層面、更高水平上服務和增進人類福祉，不斷把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推向前進。應該說，網絡空間的繁榮穩定是中國和平發展的機遇，中國力推網絡空間和平利用也是世界各國的福音。尤其是在傳統安全發展包袱沉重、矛盾重重的情況下，人類未來和平發展的道路能不能走得順走得通走得穩，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取決於各國能不能把網絡空間的和平利用轉變為本國的發展機遇，把本國在網絡空間發展訴求轉變為人類和平發展的機遇，在自身與世界各國的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開辟人類社會和平發展的新時代。

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困境

推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在網絡安全共識尚未形成、網絡空間規則還未確立、網絡治理體系還未構建的情況下，既面臨著網絡空間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顯性問題，更存在著戰爭與和平、霸權與主權、規制與自由等實質矛盾。這既是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面臨的主要障礙所在，也是制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關鍵症結所在。對於以國家行為體為主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而言，現實困境主要來自於四個方面：

（一）治理理念不同

國際社會在網絡空間出現的矛盾分歧，首先表現為思想觀念的差異。佔據網絡空間絕對優勢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出於行使網絡霸權、利用網絡干涉別國內政或危害其他國家安全辯護的需要，堅定認為網絡空間是全球公共領域，極力反對網絡主權理念，堅持網絡無國界立場，主張網絡空間不應受任何國家所管轄、支配和控制。然而，在實踐層面卻採取雙重標准，對本國網絡加以嚴厲監管。與之不同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從人類共同福祉出發，秉持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堅持網絡主權，反對網絡霸權，強調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均應在構建新秩序的進程中發揮自身的作用，做到網絡主權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權利與責任義務對等，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

（二）治理戰略不同

思想觀念在充分反映各國對網絡空間安全發展利益訴求差異的同時，也必然導致網絡空間不同治理戰略的出現。其中，美國積極著眼大國戰略競爭和維護網絡空間主導地位，大力整合網絡技術優勢，聯合新老各種盟友，結合地緣政治需要，不遺余力推動符合自身利益的網絡安全政策，全方位制定出台了“建網絡、保網絡、管網絡、控網絡”戰略文本及配套計劃，在戰略設計、戰略部署和戰略實施上，體現出堅定維護網絡空間霸權利益的戰略意志及企圖。在這方面，中國著眼促進網絡和平利用與維護網絡空間安全，陸續制定發布了國家層面的網絡安全戰略與政策文件。特別是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主題，以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制定出台了《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首次向世界系統闡釋了中國對於網絡空間發展和安全的立場及主張，提出了參與網絡空間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戰略目標和行動計劃，表明了堅定維護網絡空間和平、穩定與繁榮的戰略訴求。

（三）治理規則不同

網絡空間不僅存在治理戰略的差異，更存在公認治理標准和規則的缺失。雖然國際社會面臨的網絡威脅，已經從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加速向網絡軍事化、國家間網絡沖突等高等級形態發展，現實世界的安全威脅已經滲透延伸到整個網絡空間，但網絡空間治理始終面臨著雙重多重標准。比如多數國家主張遵照聯合國憲章，倡導和平利用網絡空間，但有的國家則竭力尋找法律依據或推動制定新規則，大張旗鼓為網絡擴軍備戰做准備﹔多數國家主張根據各國國情和法律法規，有效管理本國網絡事務，維護國內網絡安全，穩定網絡安全態勢，但少數國家則打著自由旗號，大搞網絡干預、滲透、控制和破壞活動﹔多數國家主張國際社會建立公正、民主、透明的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體系，但個別國家不僅無視國際社會關切，刻意回避國際治理，而且試圖憑借絕對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把其在網絡基礎設施管理、網絡技術標准開發、網絡資源建設分配等方面的排他性權益永久化。

（四）治理手段不同

網絡空間公認治理標准和規則的缺失，進一步加大了實踐層面網絡治理手段的工具性差異。其中，美國不僅利用其獨有的網絡技術優勢和資源優勢，採取網絡竊密、網絡監聽、網絡攻擊等手段，監聽監控各國公民及國家領導人的電子郵件、社交網絡和手機定位信息，而且採取強劃勢力范圍和敵對國的辦法，長期監控收集有關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等情報信息。此外，美國還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網絡戰概念的國家，不僅率先成立網絡作戰部隊，組建網絡司令部，擴展網絡武器庫，編撰網絡戰手冊，全面打造網絡空間戰略威懾能力，而且也是第一個將網絡戰應用於實戰的國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通過國際對話磋商、凝聚合作共識、加強行動協調等舉措，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國際合作，堅決不搞網絡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從事、縱容或支持危害他國國家安全的網絡活動。

三、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出路

作為全球網絡治理的一種新概念新理論新產品，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可以說困難重重，但這恰恰凸顯其理論創新與實踐運用價值之重大。在推進實質建設進程中，應按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一致、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相加強、最低目標與最高目標相統一”的思路，從以下六個方面做好相關工作。

（一）觀念共生

人類社會每發生一次劃時代的革命，都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新觀念。曾經深刻影響和改變人類社會發展軌跡的弱肉強食、攻城略地、零和博弈觀念和自然實體空間對抗思維，理應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適應網絡信息對人類社會生產生活諸要素的技術規制，在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不斷走向整合聯合聚合過程中，及時樹立與之相符合的新觀念。比如，國際行為體在安全關切上，可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樹立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沖突是可以和解的、合作是可以實現的共生觀念，並使之成為國際社會在網絡空間長期和平共處的主導主流觀念。

（二）文明共育

新時代激活新創造，新空間開啟新文明。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認為，世界文明演進不是一個文明衰落、一個文明興起那麼簡單，世界文明是在相互借鑒融合中不斷發展的。隨著網絡信息社會的高速發展和高度發達，基於各民族國家的現有文明，都難以滿足和擔綱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新文明需求。這就要求國際行為體在堅持文明多元融合、包容共進的同時，要勇於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和文化偏見，立足網絡空間資源可以再生、數據可以復用、信息可以共享的最大實際，積極構建和培育符合網絡信息時代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生產力、國防力、文化力高度統一於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進程的網絡新文明。

（三）平台共建

目前的國際互聯網，實際上是美國互聯網。由於美國獨霸網絡核心資源的控制權和分配權，壟斷著全球信息技術產品硬件和軟件核心部分的研發和生產，特別是其在許多關鍵設備和基礎設施中留有后手等，都造成了國際社會對建設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心存忌憚。這就需要各國著眼擺脫現有因特網技術體系的束縛，採用新的技術體制和架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一網、互聯互通”的新平台。比如，可以採用全新的網絡互聯協議模型、全新的命名與尋址、全新的路由和交換等要素構成的新型網絡體系結構，為構建安全可信的網絡空間提供基礎平台支撐。

（四）規則共書

網絡空間問題是現實社會的映射，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然而，現行的基於實體空間構建的國際法體系，難以在網絡空間維護超越民族國家之上的國際社會共同價值和利益，因而難以提供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法理和制度保証。比如，在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網絡安全領域，網絡空間的戰爭與和平如何界定、網絡攻擊與網絡防御如何甄別、軍用目標和民用目標如何區分等，都需要國際社會充分考慮虛擬空間的關聯性、復雜性、不確定性，在具體實踐中加強對話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動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制定網絡空間國際反恐公約，健全打擊網絡犯罪司法協助機制，在匯集共識中共同書寫更加公正合理的行動規則。

（五）問題共牽

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國際社會不僅要共同打擊和防范網絡違法犯罪行為、抵制網絡空間軍備競賽、防范網絡空間沖突等純粹網絡安全問題，還應在外太空、核安全、反恐怖、反腐敗等與網絡空間安全深度鉸鏈的全球性問題治理上深化國際合作，積極利用G20峰會、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哥本哈根社會發展高峰論壇和“一帶一路”高端論壇等國際交流平台，提出更多具有引領性前瞻性議題，走開“網緣”與“地緣”、“幣緣”相結合路子，不斷尋求和擴大國際社會在政策法律、技術創新、標准規范、應急響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等領域的交集，共同牽引和帶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向更高更廣層面邁進。

（六）發展共贏

在網絡信息時代，機會來自網上、資源來自網上、發展亦來自網上。據國際電信聯盟統計數據表明，目前發達國家能夠使用固定寬帶互聯網服務的人口已佔其總人口的77%，而發展中國家隻有31%。更為嚴重的是，全世界大約2/3 的人口、約45億人至今根本就沒有機會使用互聯網。而此前制定的目標是，到 2020 年 60%的世界人口都將上網，屆時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網民比例將佔 65%。由此可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不僅要關注既有網絡大國和網絡強國發展問題，更要關注那些網絡建設水平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問題。比如，國際社會應攜手推動全球互聯網技術普及和基礎設施建設升級，提高國際互聯互通水平，暢通網絡發展支撐，努力彌合發展數字鴻溝，共同推動南北發展共贏。（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