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強國和信息治國的網信軍民融合難題破解

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順利召開，“發展數字經濟，促進開放共享，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傳遍世界。中國執政黨堅持“打鐵還要自身硬”的承諾，網絡中國繁榮世界的格局正在打開。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一個令世界震撼、讓國人振奮的中國目標，是一個政黨“自信於己、取信於民、立信於世”的鄭重承諾。這個目標是華夏民族的新時代宏偉藍圖和新時期戰略構想，是一個機遇和挑戰並存時的強者選項。如何逐步做到“目標實化、方法實用、行動實效”，其中面臨的困難和隱患，並不僅僅是動蕩不安的國際沖突、復蘇乏力的世界經濟、尚未均衡發展的現實國情基礎，更包括在這個“網絡化強國+信息化治國”的人類新世界裡，我們還沒有真正的“自主”，即沒有信息制權和網絡制權。在發展的道路上，我們很容易被擾亂、很容易被迫緩、很容易被暗算。直面這個重大發展難題，需要揚長避短、正合奇勝，重點針對“政策機制、產業基礎、技術支撐、武裝力量、文化環境”五個核心環節，進行網信軍民融合路徑上的科學統籌和特色運用，直陳利害、直面缺失、直擊症結，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以助力實現我黨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的最終福祉。

一、推行動態效驗型機制改革，彰顯讓世界品茶的中國智慧

中國是個大國，這是思考和破解所有中國問題的科學基礎。國之大者，強則四海賓服，弱則列強圍攻，言可中庸，行難中立。正因為如此，當GDP位居世界第一時，國家仍然會被蒙古鐵騎踐踏或者被八國聯軍掠奪﹔而當國土淪喪、星星之火僅存時，中國共產黨就能夠燃起革命熔爐，使得東方紅透、太陽升騰。簡單地講，和平日久則大國必富，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保持政局長期穩定便是興旺國運的根本。但是財帛日豐則強敵垂涎，擁有敢打善戰的人民軍隊才是國家安全的底線。在實現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國富”背后，我們真正要潛心經略的是“中國強”，即建設符合時代特征的“網絡強國”，這是民族復興的時代內核。目前我們還只是網絡大國，大國力沉而穩、體寬而容、勢大而威，但是缺乏靈活性和協調性，難以抵御發展過程中的疾生、驟止和急轉。恰恰網絡空間是個萬物通聯、萬物交聯、萬物智聯的動態變化世界，處處變、時時變、事事變是其根本特征。時空的善變和大國的求穩，構成了十九大目標首當其沖的一對矛盾體。大國的政策不可能追隨網絡空間變化特征而朝令夕改，但是可以通過動態的機制管理來調整方向，也可以通過精准的效驗措施來深度詮釋。這就是“一茶百泉烹千味”的中國戰略智慧。站在網信軍民融合的時代廣角下，借喻於傳感器、信道、計算中心三個網信主體作為問題著眼點，把握機制改革要點大體有三：一是網絡感知單元的實時糾錯機制。錯誤總是從隱患開始的，那是各國政府敢於面對和易於解決的最佳階段。國家政策最怕的就是后知后覺，當隱患基因突變為錯誤甚至發生連鎖反應時，可能會導致政策的顛覆型“轉思路”或者妥協型“打補丁”，危害性生死攸關。網絡的四通八達和即時傳遞，提供了構建龐大政策運行感知體系的物質基礎，隻要我們將每個民、每個兵都授意為政策執行感受的體驗節點，就能夠及時發現政策隱憂進行機制微調，以保持長期穩定。二是信息傳輸通道的能量反饋機制。流量監控一直是網絡安全領域的重要手段，能夠快速識別、量化和定位出傳輸通道上某種作用力的直觀反應。政策機制在執行過程中也會產生相應的可檢測正能量或者負能量。對於有利於社會發展進步的正能量，要主動引導、迅速傳導，基於網信空間的蝴蝶效應，激勵其生產出更大效益。對於違背政策初衷的負能量，要溯源反制、切斷通道，基於網絡防火牆原理，對其進行隔離銷毀。三是數據處理中心的情報校驗機制。網絡空間業已成為人類社會最大的信息工廠和情報倉庫，良莠不齊的真假資訊充斥著整個網絡空間，到處都有蜜罐誘餌，還有注毒的網絡藏品。政府決策需要大量的真實可靠情報，但是在目前竊密和反竊密對抗態勢下，我們的情報獲取和甄別能力都相對薄弱，必須建立完善國家和軍隊兩套雲情報處理系統，採用資源匯聚型多渠道校驗機制，以高性能運算來彌補情報的收集判真，才能夠避免由錯誤數據推導出失誤政策。

二、推進格局布控型產業重構，強化讓世界復制的中國制造

人類文明從來不作蛙跳式或挖寶式發展，繼承性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沒有工業強國的經歷，就沒有網絡強國的未來成就。在信息時代裡，工業文明仍然是人類社會的動能系統，信息網絡則是人類社會的智能中心，兩者知行合一才能夠實現國家健康發展，否則徒有最強大腦是沒有價值的。正是清醒地看到這一點，十九大報告實事求是地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側重信息化條件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表達了虛實相濟、優劣互補的發展思路，彰顯了濾除浮華、直抵核心的政治智慧。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Made in PRC）是世界上認知度極高的民族標簽，在農業庄稼地上快速崛起的中國工業制造體系，已經使得中國產品遍布世界各地，取代了瓷器（China）中國這個農耕文明圖騰，深植到世界人民心中。中國制造是一個全方位的商品，不僅包括從服裝到電子產品等種類繁多的物質成分，也包括文化成分和人文內涵。中國制造在進行物質產品出口的同時，也將人文文化和國內的商業文明連帶出口到國外，影響深遠且具有戰略預置屬性。但是在中國制造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衍生了一個負值名詞“山寨”，暗諷中國制造缺少自主創新精神和核心競爭能力，位於低附加值的產業底層，折射出產量過剩和工藝低效的經濟困境。為了實現“中國山寨”到“山寨中國”的歷史逆轉，我們必須重塑企業精神，重構產業體系，以世界市場為棋枰、以出口產品作手談，通過中國制造逐漸布控出由我主導的國際博弈格局，增值可潛伏軍事目標的戰略企圖。這就是“一瓷百窯制千器”的中國工匠文化。沿著網信軍民融合的產業發展路徑，借喻於交聯、通聯、關聯三種網信鏈路關系作為問題著眼點，把握產業重構要點大體有三：一是和網信領域緊耦合的智能型產業。中國不僅需要阿裡巴巴、京東等網絡購物平台，更加需要打造思科、微軟、臉譜等“八大金剛”企業，逐步主導和控制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核心資源、社交平台，以贏得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制網權。互聯網已經成為時代主戰場，能夠預置“信息后門”的跨國壟斷企業，作為國家博弈的沖鋒隊和軍事對決的預備軍，必須把網絡國防安全視為其附加產業價值。二是和網信領域強相關的動力型產業。航母下海、大飛機上天、新能源汽車上路、掃地機器人進家，都關乎著中國的未來發展。全面建設並不是單一的產業成就，這些自動化工業能夠提供國計民生的物質基礎和動能資源，需要把戰略利益布局視為其附加產業價值。三是和網信領域弱聯系的加工型產業。隨著網絡滲透到全社會生活，幾乎找不到不相干產業，我們具有傳統優勢的服裝玩具等制造產業也確實需要進行互聯網+轉型，但是轉型不能留下時隔上的真空，不能讓全體企業一下子丟掉勞動密集型，都鑽進高新技術的小胡同。此外還應該把文化意識輸出視為其附加產業價值，這是產業重構的另一種妙手境界。

三、推廣戰略導向型技術創新，弘揚讓世界學習的中國科學

西方有句俚語，說美國人的財富裝在猶太人的口袋裡，美國人的智慧裝在中國人的腦袋裡。據非官方統計，硅谷現有的約10000家電子、通訊及軟件公司中約有2000家由華人主管業務工作，五分之一的硅谷工程師具有華人血統。而且迄今為止，清華北大等中國頂尖高校正在源源不斷地向世界輸出精英人才。反觀國內，部分專家陷於俗務而難以保証研究時間或狀態，諸如楊宜勇的“中華民族復興指數”、徐顯明的“第四代人權—和諧權”，都是高瞻遠矚的、企圖解析現實問題的政治創新理論，但是由於缺乏系統論証，倉促間沒有起到應有的激勵效果。站在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技術創新的瓶頸不是“技術”的事情，而是“人才”的培養、任用和保留，中國不缺少創新人才，但是缺乏對味的人才環境。技術人才有兩個方面的心理建設，一方面是潛心鑽研的科學精神，是那種寧肯默默無聞一生、決不為利益出頭一次的道德素養﹔另一方面是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是那種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有祖國的人格魅力。這是科學家們修道渡劫般的人生價值觀。其中修道是潛下來的科學研究，渡劫是沖上去的使命擔當，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或者“民族復興的緊要關口”，我們迫切需要錢學森那樣有情懷的大科學家，這是落實十九大技術創新戰略的前提條件。中國技術創新戰略由國家戰略需求為事業主導，其內涵不僅是在戰術層面上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而是在戰略層面上使國家的國際競爭地位發生根本改觀﹔不僅是在研究層面上引領技術的前沿發展，而是在應用層面上推動整個產業進步。這就是“一技百用興千業”的中國技術路線圖。契合網信軍民融合的技術總體需求，借喻於仿制、合成、獨創三種網信技術實現路徑作為問題著眼點，把握技術創新要點大體有三：一是夯實基礎的關鍵共性技術。本領域宜進行技術仿制型跟隨創新，就是在別國科學研究基礎上，做必要的擴展或者變動，嵌入貼近應用的個性技術，進而涌現出一些新的東西。這些在核心技術外圍做的研究工作，也能夠形成擁有自己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即借鑒了原技術主體的先進性，也增加了新研技術的特色性，這是技術創新的基礎戰略。二是改變現狀的前沿引領技術。本領域宜進行技術眾籌型集合創新，就是指把現有的高端技術組合起來，創造一種新的產品或者新的復合技術，或者是把其他領域的成熟技術引進到另外一個領域。知識集成已經是一種普遍趨勢，除了單項技術的搶佔前沿，更應該注重借力融合於其他領域的先進技術。這是技術創新的前沿戰略。三是主導格局的顛覆性技術。本領域宜進行技術自主型原始創新，就是指從一種發明開始，然后做出最初的樣機，然后再通過不斷地完善、成熟，成為一種新產品或者新技術。原始創新當然是最困難的，但也是最有價值的，擁有完全的自主知識產權，往往是以顛覆傳統科學思維開始，而以顛覆未來世界格局作為巨額回報。這就是技術創新的殺手锏戰略。

四、推動信息驅動型國防建設，升級讓世界迎賓的中國軍隊

2017年電影《戰狼》在國內掀起了愛國熱潮，源於其敘事背景是軍隊撤僑的利比亞維和行動。隻有走出了國門的軍隊，才能夠給人民群眾另一種遠離了戰場硝煙的安全感，以及精神喊話般的榮譽共鳴。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崇尚和平的文明軍隊，以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世界和平為己任，積極參加國際軍事合作能夠展示負責任大國形象，必將被世界廣泛歡迎。中美兩個大國的軍事戰略路線不同，我軍主張的是“填海筑礁式”積極防御，美軍信奉的是“海外基地式”全球打擊，不同利益拓展路徑體現了不同的國家本質。但是包括中美在內的世界軍隊有個共同發展點，就是適應網信時代的軍隊信息化建設。軍隊信息化建設是建設信息化軍隊的時代過程，信息化軍隊是軍隊信息化建設的最終結果，信息化軍隊大體有信息化結構、信息化武器、信息化力量三種核心因素，其中信息化結構是指軍隊大量採用網絡信息技術而使武器裝備、軍事人員、體制編制和軍事理論等得以整合優化，形成快速暢達的指揮鏈條和數據鏈路﹔信息化武器既包括傳統武器平台增加信息單元后的效能增加，也包括木馬病毒等軟件武器的出現和使用﹔信息化力量是指陸、海、空、天、網等各作戰單元和各種部隊網絡化后所生成的綜合作戰能力。這就是“一信五軍網千城”的中國國防網絡模型。對接網信軍民融合的聯合作戰體系，借喻於工業社會網絡化時期、網絡信息社會、信息社會類人化時期三個網信發展歷史階段作為問題著眼點，把握國防建設要點大體有三：一是機械化戰爭的動能系統。戰爭暴力總體現為血與火的物理摧毀，工業社會打造的機械動能系統恰好能夠產生巨大破壞力。我軍的機械化建設與世界強國相比還有差距，需要抓住信息驅動傳統武器平台升級增效的新軍事變革進程，加速彌補工業文明的缺課。二信息化戰爭的智能單元。以信息控制為主導的信息戰爭，首先要擁有對指揮網絡、武器系統、情報信道的自主控制權，以確保智能單元不被敵人遠程控制或邏輯摧毀，這是落實十九大強軍目標的關鍵環節。三是機器人戰爭的未來籌劃。全球軍事的信息化建設是由美軍全面主導的，體現了格局壟斷、理念引領、力量強化等顯而易見的先發優勢。因此我軍需要認清未來戰爭的發展趨勢，提早籌劃后信息時代的機器人戰爭，以期在與美國並肩發展中把握彎道超車的發展良機。

五、推崇靖國祠堂型文化運維，廣播讓世界傾聽的中國故事

1989年，柏林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思想意識對抗長期存在，文化是最終競爭力。我們擁有最優秀的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只是國家文化體系的核心部分，不是全部內容，尤其是不能夠替代潛移默化的家常文化，這種家常文化需要由家族祠堂來相應彌補。靖國祠堂這個詞是敏感的，很容易聯想到靖國神社，但是不要忘記了日本文化過去是向我們學習、深受華夏民族影響的。靖國這個詞起源於中國，本意是國家安定，我們無需避諱。甚至我們要認識到，文化本身就是敏感的，交匯時極有可能產生對抗甚至沖突，在浩瀚通聯的網絡空間裡文化碰撞更是不可回避，我們需要有足夠好的中國故事，有足夠強的文化自信。我們文化自信的基礎，就是流淌在血液裡的祠堂文化。祠堂是中國儒家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主要有三種用途，其一是德教。全國遵循統一的儒家道義來祭祀祖先，也作為子孫后代辦理婚、喪、壽、喜等的場所。其二是議事。祠堂是百姓人家的議事廳，族親們聚集在這裡商議族內的重要事務。族人違反族規，則在這裡接受教育和遭受處罰。其三是學習。祠堂內遍布有精美的線刻圖畫，內有石刻祖訓或者藏書，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也是世代子孫學習的重要場所。這就是“一教百姓傳千世”的祠堂國學文化。瞄准網信軍民融合的數碼文學特性，借喻於信息制造、傳輸、應用三個網信產品全壽命流程作為問題著眼點，把握文化運維要點大體有三：一是數碼比特基地的信息生產。打造中國好萊塢，輸出中國數字文化影視作品，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明對抗過程中變強提純的主要渠道。必須清醒認識到，人類的社會表達方式隨著文明進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信息時代的比特流方式，使得可視化的影視作品代替了文學熏陶和言傳身教，正在成為文化的主流樣式。可以不夸張的說，好萊塢正在影響世界的靈魂融合和價值理念。我們要有自己的中國好萊塢。二是優伶遺產繼承的信息選擇。在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有一部分文化屬於娛樂視聽的優伶藝術，或者是裹腳布般的稀缺物件。這些文化物產即使無害也不一定有用，至少不值得耗用國家財富去長期供養，以避免其被歷史長河淘汰。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和選擇適應信息社會的國學文化，進行有中國特色的信息包裝和網絡運營，盡早送達到世界各地，播種中國故事。三是文化意見領袖的信息管理。人類已經進入自媒體時代，任何才華都是不可能被埋沒的，經常有網絡代言人迅速崛起，民間蘊藏著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話語權。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網絡上文化精英、意見領袖、信息達人的培養和收養，將他們納入到國家思想教育隊伍，發揮正向影響和積極作用。因為這種來自人際網格的輻射狀文化影響，代替了報紙電視的覆蓋式文化傳教，已經帶來了翻天覆地的網信生活新變化。值得指出的是，在“文化滲透”的常態圍壓下，我們還要警惕砰然爆裂的“文化兵解”，這既需要網信融合下的路徑管理，更需要軍民融合下的文化自理，是網絡強國和信息治國中依賴本國故事破解的文化運維難題。（作者系《網信軍民融合》戰略論壇特聘研究員）